华西村神话破灭？中国集体经济的滑铁卢

还珠格格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中国晚清大文学家曹雪芹的这几句《红楼梦》判词淋漓尽致地写尽了人世间兴亡。

    近日，一篇题为《中国最富村负债389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持续发酵。该文称，截止到2016年第一季度，华西集团总负债高达389.0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78%，有息负债245.7亿元。

    即使按照最新的集团财务数据，据大公国际于2017年7月17日的信用评级显示，华西集团截止2017年3月止，总资产541.26亿元，利润总额仅为0.5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7.83%，较2016年也相差无几。

    高达320米的“龙希国际大酒店”，这座之前饱受争议的华西村地标式建筑，在一排排整齐的别墅群中高高耸立。而在龙希国际大酒店中，有一头重达1吨，价值3亿的黄金牛尤其惹人注目，这头黄金牛也被看作是华西村财富的象征，被称为“镇村之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只金牛并未守护住华西村的财富神话。

    “天下第一村”位于中国东部省份江苏的华西村，始建于1961年，改革开放后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从上世纪70年代建设农业样板村，80年代实现农村工业化，90年代实现农村城市化，直到21世纪布局金融资本经营，“超级能人”吴仁宝似乎总是能够点石成金。

    在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中国之际，华西村从小作坊起步，其后经过工厂、企业、公司、集团等几个阶段；从简单的农机修造到铝型材、铜型材、钢材、纺织、化工、电子等六大生产系列，华西村逐渐形成颇具市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截至2016年3月末，华西集团旗下企业总数达到了208家。208家企业，涉及的产业极其广泛，遍布钢铁、纺织、化纤、有色金属、建材、旅游、商贸、航运等，被华西集团划分为钢铁、纺织化纤、材料、商业、其它等5大板块。

    早在1996年，华西村便实现了家家户户住别墅、开豪车、存款千万，成为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号称“天下第一村”。

    颇具魅力的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不仅征服了中国人，也征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2005年，吴仁宝还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8月，华西村以100万美元买下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播映权，宣传自己是天下名村，经时两个月。

    集体经济模式“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享誉全球、无限风光的华西村怎么就沦落到将要资不抵债的境遇了呢？华西村财富神话的脆弱总根源在哪儿？除了支柱产业钢铁业遭遇产能过剩等周期性因素之外，华西村的集体企业经济模式也注定要经受历史与时代的考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华西村顶着压力继续实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核算制度，坚持集体所有制、走集体经济之路，因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后改名为华西村。

    华西村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华西集团与下属企业实行的承包经营，按“二八开、一三三三”制办法分分配利润，即企业的超额利润20%上缴集团，80%企业留用（二八开）；留用部分10%奖励给承包者，30%奖励给管理和技术人员，30%奖励职工，30%做为企业公积金积累（一三三三）。

    在个人分配方面，华西村坚持“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凡村办企业的工人，每人每月只领取个人工资的30%，其余的70%存在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到年底一次性兑现。员工的奖金通常是工资的三倍，但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分析人士指，正是通过这种资金方面的公私合作模式，华西村事实上是变相实行集体所有制，把村民的财富据为己有，并美其名曰为“共同富裕”。更为致命的是，一旦村民离开村集体，那么此前的股份就与其无关，华西村就通过这个办法把村民的利益和企业仅仅捆绑在一起。

    “家天下”分析人士称，有趣的是，在产权和分配制度上严格实行集体主义经济模式的华西村，其权力格局却高度私人化，甚至可以用“家天下”来形容。这也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因产权不清晰所造成的全民所有者缺位现象。产权名义上是村集体所有成员的，但实际上却为少数权贵操弄把持。

    2003年，76岁的吴仁宝将执掌42年的华西村最高权力移交给四子吴协恩。吴协恩出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村委会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除吴协恩外，华西村多数产业均由吴家成员分管。深交所网站上的一份债券说明书中的董事会名单显示，目前华西集团的7名董事会成员全部来自华西村党委，其中还有不少人与吴仁宝有血缘关系，关系网中包括吴仁宝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女婿等。

    根据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而普通村民月入仅千余。

    村民和企业里的工人几乎没有节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过年两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厂请假。村民被集中管理，严禁与外来人接触，连走出村外都要请示。如果村民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钱，必须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村民除了有限的零花钱，其它开销都要村里批准才能拨款。

    分析人士称，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管理模式存在对个人人性的压制，亦存在严重的个人崇拜。有批评指出“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理想”，限制资产的自由使用是恶劣的做法，村规与法律严重冲突，剥夺基本人权与精神自由。

    中国未竟的产权制度改革经济学者指出，从小岗村、大寨村、南街村、大邱庄到今日的华西村，昔日明星村庄的光环褪去和飘零凋落，无不反映着在中国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很难延续，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

    一方面，在信息化工业化的轨道上，依靠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完成原始积累、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无恒产者无恒心，失去创新和进取动力。

    归根结底，在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中，村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一个侧面来说，中国经济中的产权制度改革和个人激励改革尚在未竟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