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爱国的李鸿章，怎么就成了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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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议和中的李鸿章，形容憔悴

    作者：王芳芳

    1901年9月27日，刚刚在《辛丑条约》上签过字的李鸿章，满怀屈辱，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七十八岁。这位大半生在内忧外患中左支右绌的清国重臣，临死前一小时，床头仍站着逼迫他在意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道胜银行协定》上签字的俄国公使。

    盖棺多久才能定论？

    历史的面目向来扑朔迷离，轰轰烈烈的事件、风云一时的人物，50年、100年，都未必能真正盖棺定论。

    李鸿章自进士及第，参与曾国藩幕府，组建淮军，与太平天国、捻军作战起家，大兴洋务，筹建军工，挖煤修路，创办民用企业，培养新式人才，主持外交，亲手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力量——北洋水师，又亲眼看着这支耗尽财力心血、当时号称亚洲最精锐的海上武装在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

    作为外交代表，李鸿章在与列强的谈判席上一分一厘地争论，又亲手签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中俄密约》，租借胶州湾；《辛丑条约》，向八国联军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长久以来莫衷一是，而曾经最主流最官方也最为我们熟悉的意见是：李鸿章乃清政府丧权辱国之代表人物。直到近30年来，随学界研究的开放与深入，情况才有了慢慢改变。在李鸿章同时代的人眼里，在后人的眼里，他的形象从来就是矛盾而丰富的。

    李鸿章逝世之时，国外报纸惊呼：“中国第一人”已然失去。如是无能之辈，不可能获此称谓。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中写道：“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这充分肯定了李在时局上的积极意义，绝非“卖国”二字可轻率概括。

    那么，这个“卖国贼”的形象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出访欧洲时的李鸿章

    时人看法：生不逢时，个性缺陷

    在李鸿章同时代人的眼里，这位国之重臣就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其一：李鸿章身负重任，敢当其责，大胆处理许多外交难题；其二：李鸿章辜负重托，屡签不平等条约，应予杀之，以惩之，以儆他人。

    1901年，李鸿章辞世，比李鸿章小50岁的梁启超，当年撰成《李鸿章传》，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批评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本原”。

    在谈及时代局限性时，李鸿章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梁启超在谈到李鸿章个人品格才具时断言，李鸿章是“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他具有当时中国官僚的通病——“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1927年清史馆印行的赵尔巽主持之《清史稿·李鸿章传》评其为人：“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放，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在可谓一锤定音的史书里，正式地对李鸿章的大节做出了肯定，认为不愧是以天下为己任，为社稷忍辱负重的国家栋梁。同时也对其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不讳言，指出过于恃才、自大、任人唯亲等等。

    后人争议：大陆港台很不同

    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大陆长期将洋务运动贬为反动的、卖国的历史事件，而予以全盘否定。对李鸿章评价几乎异口同声：卖国贼。1955年，新知识出版社甚至出版了直接起名为《卖国贼李鸿章》的书。

    上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对洋务运动不能以偏概全，它还有进步、积极的方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未能在正常气氛下展开充分讨论。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实行文化专Z主义，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

    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学者冲破禁区，砸碎禁锢的枷锁，解放思想，对洋务运动与李鸿章提出了新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的兴趣。

    但此时的官方话语系统里，李鸿章依然是“卖国贼”的同义词。1983年9月10日，D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D向希思明确指出：“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显然，在D的话语里，李鸿章仍然是负面的形象。

    近些年来，李鸿章的形象有所改变，最显著的是其文集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新编纂的《李鸿章全集》共39卷，上千万言，于2008年由安徽出版集团编辑出版。相信从这套新的《李鸿章全集》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真正的李鸿章。

    而港台地区对李鸿章的评价，与大陆相比却很不一样。

    比如1978年，台湾出版李守孔所著《李鸿章传》，肯定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颂扬其自强新政之功和外交之识见。“后人之论鸿章， 毁之者讥其因循苟且，丧权辱国；誉之有称其尽瘁国事，胆识过人。”同时指出“鸿章个性倔强，以才气自负，遇事耻居人下，晚年尤甚。”“鸿章生平留恋权位，热衷功名，颇不以此自讳。”

    李守孔并提到：“毁之者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评论最为毒刻。”此君甚至将李鸿章比之为著名卖国贼秦桧：“俗论拟之为秦桧，子不敢议其过刻也。”

   

    李鸿章访问英国

    最早为李鸿章立传的都是外国人

    有关李鸿章的最早一批传记作品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早在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年，李鸿章去世六年之前，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的道格拉思爵士就在纽约出版了《Li Hung-chang（李鸿章）》一书，应是迄今所见最早有关李鸿章的传记作品。

    这批传记作品的著者，无一不是具有在晚清中国活动经历的外国人士。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人立德夫人在伦敦出版《Li Hung-chang,Hislife and Times（李鸿章的生平及其时代）》一书，指出“写李鸿章的传记就等于写中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并将李鸿章列为与英国的格兰斯顿、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齐名的“中国的元老（grandoldman）”。

    曾经任职中国海关并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英国人濮兰德，更是具有直接接触甚至采访李鸿章的经历。濮兰德在其书中对李鸿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毫无疑问，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李鸿章都可以说是中国19世纪的一位开创者，而且甚至比掌握帝国命运的那个精明的女人更适合于这样的称谓。”

    濮兰德认为，对中国人来说，慈禧仅是一位外族统治者，其影响力随着她的去世以及清朝的灭亡而一道消失。但是李鸿章的言行事业在中国人生活的暗流中仍旧存在着。

    学者研究李鸿章挨了读者的骂

    合肥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戴健，作为合肥本地研究李鸿章的专家，回忆起当年解放思想、突破阻力的经过，不胜感慨。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的思想禁锢开始松动。而作为输出了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等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合肥市，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渐渐活跃起来。

    据戴健介绍，1985年，合肥召开过一次刘铭传研讨会，给与会人员拨了经费，当时单位领导听说后很是吃惊。刘铭传保卫台湾，和李鸿章相比，“敏感性”还是要小些的。

    当时李鸿章早被定性为“卖国贼”，是不能拿来讨论的。直到1988年，才开了一场关于李鸿章的研讨会，议题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会开得阻力重重。会后不久，还收到了一封北京的读者来信，信中那位出身于老干部家庭的女读者，义愤填膺地指责他们有“为卖国贼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