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重用曾国藩是出于无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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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清廷也尽可能地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

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10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200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慈禧毕竟是一个女人，哪怕在手握大权，也不能上战场杀敌，去保卫国家安全。

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这一重大举措，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