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园的麻醉枪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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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的麻醉枪去哪了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春节悲剧，人死虎亡。种种反思、悲悯暂且不论，我注意到一个质疑的声音：为什么动物园没有在第一时间用麻醉枪制服伤人虎？

    这一质疑不是可有可无的。从目前得到的公开信息看，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并未使用麻醉枪。游客14：30被虎袭击掳入园内，工作人员5分钟后赶到，一开始使用鞭炮、水枪轰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在此之前，围观游客还曾经拍打钢管试图吓跑老虎。15：14，特警抵达现场，老虎被击毙。

   

    基于以上信息，人们有理由怀疑，假如在第一时间园方使用麻醉枪制服老虎，第一，游客可能不至死亡，第二，虎可能不必击毙。能如此，又何来之后的“同情人”与“心疼虎”情绪冲撞？

    “动物园应该有麻醉枪”，这一预设符合大部分人的日常经验，包括从《动物世界》或其他纪录片中得到的观感。连动物园都没有麻醉枪，还有哪些地方应该有麻醉枪呢？1996年7月通过、2011年4月修订的《枪支管理法》第十条：“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申请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的，应当……”。显而易见，动物园作为“野生动物饲养单位”，是可以有麻醉注射枪的。

    严格来说，“动物园应该有麻醉捕捉用品”，对动物园来说，是一种标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中的《动物园动物管理技术标准》（1999年6月4日发布实施）“4.1.6：动物园应配备麻醉捕捉用品，专人保管，定期检查。”当然，对动物园来说，这里尚有可商榷处，因为“麻醉捕捉用品”，不仅包括麻醉注射枪，还包括吹管发射的麻醉针。

   

    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便有麻醉枪，作用也非常有限，甚至适得其反，理由是麻醉枪作用时间长，要20分钟以上，在这样长的时间段，老虎已经可以把人吃掉几次了。并且麻醉枪射中虎后，虎在麻醉药没有生效时会更加暴躁，可能对受害者造成更大伤害。

    从雅戈尔动物园的实际情况看，上述两条理由都不具说服力。第一个，时间问题，从逃票者遇袭到特警到达现场之前，时间远远多于麻醉药正常的生效时间。第二个，园方尽管没有使用麻醉枪，却也使用了放鞭炮等措施，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措施比麻醉枪更不容易激怒老虎。

    至于麻醉枪的射程与准度，我咨询了几位专业人士。他们大体上不否认麻醉枪在特定情况下（如雅戈尔动物园虎区的距离）的有效作用——假如及时使用，并且“弹药”充足。在某动物园，曾经使用麻醉枪，注射针命中近一百五十米外的一个苹果。这种准度虽然不一定是常态，但说麻醉枪在这种场合没用，未免也是太武断了。

    然而，雅戈尔动物园终究没有使用麻醉注射枪。

    雅戈尔动物园并不是孤例。

    2016年的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女子被袭事件，园方也没有使用麻醉枪。园方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园方不可能配备真枪……”

    2016年国庆，江苏盐城一只黑熊从动物园逃逸，被警方击毙。警方事后称，之所以击毙，因为警方和公园都没有配备麻醉枪。

    更早，2011年12月，安徽芜湖赭山动物园一只东北虎“越狱”被射杀。公园负责人说，“不仅芜湖的动物园没有麻醉枪，全省的动物园也没有麻醉枪，警方也没有警方麻醉枪。”

    同样在2011年，9月，四川遂宁市射洪县花果山动物园一只黑熊翻墙逃走，后被射杀。针对网友质疑为什么不用麻醉枪保住黑熊一命，当地警方负责人说，曾多次与林业、公安部门联系，但“由于麻醉枪属于管制枪械，全国数量都很有限，经多方联系无法调用。”

    也有反例。

    2015年1月，昆明上演“人牛大战”，一头牦牛见人就顶，“昆明市森林公安局三名民警，带着麻醉枪，并请来两名云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用手枪射击7次，并用麻醉枪、吹管射出麻醉针7针”，最终擒获牦牛。

   

    2015年2月，青岛森林野生动物园“猛兽出逃应急救援演练”，公园负责人说，“我们有专门对付狮子、老虎、狗熊等大型猛兽的麻醉枪，但药效只有30到40分钟……不会伤害它们。”

    2015年8月，一头黑熊从俄罗斯越境“路过”黑龙江双鸭山市，当地工作人员“用三支麻醉枪击中抓获”。

    2016年3月，黑龙江佳木斯，一只无主藏獒被疑可能伤人，“巡特警支队赶到后（请来兽医）用麻醉枪”将藏獒击倒。

    从以上信息，可以大致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省区间，麻醉注射枪的配备差别甚大，有些省区，确实近乎“全省都没有一支麻醉枪”；针对大型猛兽的麻醉枪枝是有的，而且有效；很多动物园没有配备麻醉枪，但配备了麻醉针吹管，吹管的有效距离不如麻醉枪。

    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几天，好几篇文章都提到了事故合理担责的汉德公式，即B（预防事故的成本）P（事故发生概率）*L（事故损失）。实际上，动物园或野生动物园在安全配置的决策上，也基本遵循这一公式。

    从事故发生概率上来说，配备远程麻醉注射枪，针对的是极小概率事件——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此次的事件，就是这样一种极小概率事件。《动物园动物管理技术标准》虽然说要配备“麻醉捕捉用品”，但在大部分时候，对动物园的日常安全管理而言，用吹管麻醉针，已经足以控制局势，根本不需要麻醉枪。即便有麻醉枪，也可能多年不用。而在超出日常管理水平的安全事件出现时，有很多种措施，理论上可能成为麻醉枪的替代方案，包括用鞭炮驱离等。

    一种安全设备使用概率很低，又有替代措施，配备的积极性当然会降低，尽管在单次事故中，可能会提高事故的损失。

    而配备麻醉注射枪的成本如何呢？

   

    现有的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审批流程，是依据《枪支管理法》相关内容设定的。乍看上去，审批条件并不苛刻，野生动物饲养单位申请麻醉注射枪，只要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就可以了，上一级公安部门基本只是备案、核发许可证。

    不过，在我国，麻醉注射枪的管理严格程度，是等同于其他枪械的。审批条件包括：1、枪支必须是符合《枪支管理法》规定范围配置的；2、取得县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证；3、工商部门营业执照；4、必须具备保管和使用枪支的条件；5、使用、保管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6、有完善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其中第4条，有很大解读空间。

    1996年7月颁布实施的《枪支管理法》，其执行原则，总体上是从严的，并且尺度从1996年至今，大体在缩紧，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因为某种原因，都可能有类似专项行动的提升管理水平措施。除了专人保管、有固定枪弹库、枪弹分开以及定期检查之外，一些地方的管理，还在此基础上有加码。国内某野生动物园数年前曾经从国外进口了一支麻醉注射枪（国产麻醉枪普遍评价不高，德国产的麻醉枪则声誉甚好），但到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不仅需要专库专人，而且库房要设置摄像头，与公安部门同步管理，还要定期查验——而这个麻醉枪又几乎完全没有使用机会。后来干脆依法上交，由公安部门代为保管，理论上，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完成相关手续后取来使用。

   

    近几年，进口麻醉注射枪管理收得更紧，需要通过指定渠道购置，成本也毫不意外地提升了。

    当然，这可以理解。还不仅仅是经济成本的问题。涉枪无小事，按照《枪支管理法》，一旦出现问题，比如枪支被盗、被抢，责任人甚至更上级的主管人员，是要背负刑责的。

    这样一种购置、保管、使用都非常麻烦，潜在风险大，使用概率很低，临时依照规定使用可能丧失及时性，还有一定可替代性的安全设备，动物园的老大们，会怎么看待呢？何况很多野生动物园是民企，购置是用自己的钱，而风险承受能力，比起很多是事业单位性质的城市动物园，还要低很多——在有些地方，民企事实上甚至可能没有资格提出申请。

    至于那些配置了麻醉枪的某些省份的相关单位，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不过，常理来说，在相关部门（比如林业部门）相对比较强势，甚至与地方行政部门“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地方，如东北一些林区，或是云南等地，日常的管理，自然会比其他区域便利一些，相关单位配置的积极性也可能会更高。

    一个单位配置某种安全设备与否，是理性地遵循成本/绩效评估结果来决策的，麻醉注射枪就是一例，这种决策的结果，是使麻醉注射枪这一本可以发挥作用的设备，局部地失效了——尽管不能就此结论，这种失效导致了雅戈尔动物园的悲剧。

   

    而在更大尺度上的类似决策，也同样有成本/绩效评估的视角。当一个社会把维护稳定与安全的优先级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向其他领域传递影响，在某个看似不相关的环节付出额外代价。

    比如地铁安检。在严格实行地铁安检的城市，成本是不小的，当然，同时也可以视为一项大的就业工程，以及一个极稳妥的商业项目。不过，年轻力壮的安检员从事着极为简单的工作，本身是否是一种效率流失？像广州等城市，地铁很少安检，但社会治安是否恶化，或出现过相关恶性事件？这些问题自然可问，但新修地铁的城市，仍然有很多会选择安排安检。除了可能有经济因素的考虑外，也是事关安全问题，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冒险。一旦不设安检，不出事便罢了，一出事，就可能会归咎于决策者的“低估风险”。由于社会安全问题的优先度足够高，路径依赖也很容易得到加强。

    麻醉枪的管理或与此有相似之处。中国当然不可能照搬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这一点，不仅管理层，甚至普通中国民众也会同意。实际上，美国尽管号称“自由持枪”，管理还是非常细致严格的，美国社会内部对“持枪自由”也有争议。不过，对枪支特别是民用枪支要严管，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越严就越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不久前天津的射击摊主改判缓刑等孤立事件，在不同的维度，提示了不同的答案。

    在绝对零度下，每个粒子都不会出轨——但这不应该是系统愿意付出的代价。一个野生动物饲养单位在配置麻醉枪时要考虑成本/绩效，寻求一个最具接受度的决策，一个社会何尝不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