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移民大赢或大输！加拿大需激进改革？

vancouver · 发表于 2013-8-31 23: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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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31 19:27:39

　　加拿大智库机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8月29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对于年耗200亿的移民系统来说，政府采取的系列移民难民的、改革只是杯水车薪，需要采取更激进措施。但也有移民专家对报告的看法表示质疑。

　　报告作者、菲沙研究所经济师格鲁伯尔(Herb Grubel)称，他通过对加拿大统计局1986-2004年抵加新移民和难民平均收入和其他人群平均收入进行比较，发现新移民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其他人群，仅为其他人群的70%，对国家税收贡献也仅为其他人群的54%，而其占有的教育、医疗、福利和语言培训资源比例却非常大。
　　格鲁伯尔说，虽说对移民经济表现差的原因还没有一致看法，但一个显然原因是，难民和担保父母及祖父母移民无需象经济类移民一样通过教育水平、培训和语言能力审查。他建议逐渐取消担保父母与祖父母移民。
　　他说，前移民部长康尼最近的一项改革措施，要求对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经济担保期延长到20年。但是，政府到底能否执行这一要求令人怀疑，因此最好办法就是取消这个移民类别。
　　另一个专注移民事务的智库Maytree的总裁欧蜜华(Ratna Omidvar)即时回应道，加拿大不按经济能力来挑选难民，是因为要去保护这些面对迫害的人，把难民包括在报告里有误导之嫌。

　　对于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欧蜜华对记者说：“我们接受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原因，是为了支持移民的经济表现，支持家庭团聚。”所以，不能只为了需要劳工而找来移民，评估父母和祖父母移民的表现时，不能按同样标准。“我认为要从不同的角度看”。
　　建议取消打分制引质疑
　　格鲁伯尔建议，取消经济类移民打分制度，引入以雇主利益驱动的经济类移民制度，即只引入一些已经和国内雇主签署就业合同的经济类移民。他说，此举虽会出现目前临时外劳计划遇到的类似问题，但只要监管得当，就会引入更成功的经济类移民。
　　欧蜜华对此表异议。她说，这相当于把建设国家的角色交给雇主。“当我们挑选移民时，我们其实是在挑选将来的公民。我相信，这应该由加拿大政府主导，而不是雇主。”因为雇主找人是为了劳工市场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有些是短期的。
　　“我会说，相信很多加拿大人都会说，移民最重要的是为了建设国家，然后才是招工。”她说，打分制是加拿大的发明，世界上的人都羡慕这种打分制，这样可以在全球寻找最好的移民，不用看来源国。“我担心，如果由雇主主导的话，他们可能会到特定的国家招人。”
　　2011年，菲沙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政府在1970-2004年间抵加移民身上的净支出是每人6,051元(总计200亿);之后另2名西门菲沙大学的经济师发表另一个研究报告，称这项净支出应该只是450元。
　　移居他国可使移民成为大赢家或大输家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若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落差，给他们所带来的不快乐多于满足感。
　　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或从低收入的一个国家移往高收入的另一个国家，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艰辛打拼可能会带来收入上的改变，但若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落差，给他们所带来的不快乐多于满足感。而受益较大的则是移民的子辈或孙辈。
　　最近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考林(Paul Collin)在其新书《移民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讨论了移居另一国家的决策对于移民所带来的影响。
　　考林表示，很多人认为移民到高收入国家的人是“ 去国外吃洋面包” 的幸运儿，却往往忽略了移居也可能使移民在与当地本土民众的竞争中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以及文化错位给移民造成的心理成本压力，有些糟糕的移居决定甚而成为“ 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错误决策，而使移民自己甚而他们的儿孙辈也成为大输家。
　　据《彭博社》报导，考林在文章中提到，成功地从低收入的国家移往高收入国家会给新移民带来生产力和收入的大幅增加，并在最初数月中会为移民带来短暂的快感，但是，移民在很多方面的“ 先天不足”使移民在经济方面易遭受损失。
　　例如，与当地的本土雇员相比，移民在语言与对当地习俗等很多隐性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方面有很多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在与本土人的工作竞争中可能占劣势;同时，由于当地雇主还往往会将移民视为一种特殊团体，歧视移民，甚而新引入移民还会会导致现有移民工资收入的减少;而且移民移入新的国家后往往会忙于帮助自己的亲友移居，但是其实哪怕是仅申请伴侣移民，都可能会影响其他移民的经济利益;新移民面临的压力较大，心理成本很高。
　　另外，移居给移民所造成的文化错位感也非常巨大，移民的身心健康很重要的来源是婚姻，孩子及社交环境中得到的愉悦感，如果这些因素得不到满足，比如与家人分居，这都增高了移民的心理成本，时间长久后，甚至使很多新移民觉得难以承受。
　　虽然十九世纪人们都认为移民决策是为“ 子孙后代过好日子” 而做，但由于背井离乡所造成的文化错位感有可能会影响到后代，若移民的后代也因文化错位而无法融入当地社区，对移民造成的持续性心理压力就抵销了几代人的经济收益，使当年的移居决策也变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决策，那他就是一个大输家。相反，如果第一代的新移民对其移民的决定有幸福满足感，那他就是一个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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