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特利尔怀有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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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利尔怀有乡愁  
    这是半年以前的一个东西。那时候大家谈移民谈得挺多，但是这种谈论中缺了一部分——后来，他们过得怎么样？我在蒙特利尔呆了一个星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友谊，还有误解。这是我的旅行报告。

    北美最大的内陆河圣劳伦斯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我在南岸的中产社区Brossard走访了几户华人移民家庭。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拉高当地房价的房地产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又共同放弃了动荡不安的、有着青春期特征的中国，选择了更加沉稳的“成人”生活方式。终其所指，他们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信心——这个世界上，总该至少有一个地方，生活可以按照梦想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厄运可以侵入和打乱。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蒙特利尔。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班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的。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3、4个小时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4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高3层占地约500平米的大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季节，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60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6个去投。”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在许多人眼中，一方面政策环境不明朗、投资环境有风险，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夫妇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佣过4个保姆和1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被选为“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2/3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象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20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1992年，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工作5年的建新前往百事可乐上海分公司应聘，他是打破铁饭碗的第一批国企工人。1年后下海经商，创立了上海第一个食品交易市场，一度发展为三家连锁，年销售额超过20亿。1997年，在食品市场被超市取代的关口，建新转而投资电脑交易市场，最终发展为上海最大的电脑广场。“我这个人总有种使命感，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同时警惕挑战。每当顺利时我就如履薄冰；一遇到困难，我又越挫越勇。”建新总结自己的商业风格，很难分清是这种风格造就了他的“成功”，还是中国的商业气候造就了这种风格。


2000年，东上海电脑城因为“晚付一天房租”，被场地租赁方、一家大型国企要求停业解除租赁合同。双方打了两年官司。“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官司，起因并非经营，仅仅因为租赁方不能接受电脑城的繁荣，他们觉得不平衡”，建新说：“我感到委屈、心力憔悴。”最终官司二审判决建新一方胜诉，他也决意移民。“我毕竟是个商人，我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不愿意冒险。国内的商业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缺乏平等、公平的环境。”


儿子18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4年了，这4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与欣赏，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忽忽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躲避老公的外遇。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2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14套公寓3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了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车子驶过维多利亚大桥，桥下圣劳伦河翻着蛇纹似的波浪。大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一条狭长的绿荫道嵌在河中央，填河造出来的，以划分航道和水流湍急的区域。绿荫道的两端连接着蒙特利尔最辉煌时期的标志——北美最雄壮的圆顶天主教堂圣约瑟教堂与贝隶铭设计的Palece Ville-Marrie大厦相呼应；好莱坞式的银行总部大楼脚下铺设着法国风味的碎石街道；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馆和世博馆……从远处看，白色穹顶的法国馆好像水中鼓起的一个气泡，现在那里是一座赌场。
       
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e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


1642年，法国人想在这里建造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1757年被“法国印第安战争”打断，英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入驻。蒙特利尔成为法语与英语通用的区域。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
1960年代是蒙特利尔最繁盛的时期，举办过1967年的世博会与1967年的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
1990年代，因为经济萧条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蒙特利尔沉寂下来，经济发展速度被多伦多超越。


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似的。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它更适合那些信仰“美好生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则、标准和分寸，未来也可以预计，再也不需要经受突然的痛苦，当然，也不会有极致的欢乐。


有位老移民说，蒙特利尔有时候真像“北大荒”，要做的，就是等。等着，肥沃的土地就长出了蔬菜与水果，不要施肥，施肥就过了；等着，圣劳伦斯河孕育出巨大的鲟鱼和吸口鱼（Suckers）；等着，洛基山将寒流截住，漫长的雪季到来，人们不干别的，整天打冰球。


蒙特利尔城区已经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消费和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圣劳伦斯河上，有的面朝着洛基山，有的散落在平原上，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而在老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发展宛如一棵树的年轮一般分明，在古老的法式小楼前是一条环城大道，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老宫殿与小矮屋，诉说着以往的历史。不过，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头块不抱怨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是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果然有一点像巴黎。


“在蒙特利尔，我学到的最大收获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最满足的是自由。”Julia说。她仍记得第一次驾车去纽约，只要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车子停靠在纽约港外，坐船入境，远远的，果真看得到自由女神像。对很多游客来说，自由女神像是老掉牙的东西，可对一个移民来说，“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大陆就在眼前，纽约的天际线诉说着自由的故事。“本来，我还不太能理解公平与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懂了。”




“这帝国主义啊……”


可以说，在Alice和Danny夫妇的带领下，蒙特利尔的房价节节升高。有人调侃说：“你们这哪是‘移民’，你们是‘殖民’！”这对夫妇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认可。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20年，他们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与房地产公司创始人。1985年Danny到此地留学，毕业后移民，先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经纪，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他们的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一旦获得资格，中学教育也是免费的），然后再劝他们移民、购房。Alice1991年到达蒙特利尔，去了一家移民律所。1995年夫妇俩整合资源，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博大集团。如今，在Alice夫妇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新移民到来时，他们迎来了事业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的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


“在中国拿块地，你会觉得这个钱赚的太不安全了。”Alice夫妇的一位合伙人说。2005年前后，投资移民数量猛增，这与当时国内政策动荡，案件频发都有关系。“做生意的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规避。在中国就是要跟政策、要跟府打交道，不能避免去给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潜规则，看怎么定义：10万块钱能判死刑；10万块钱打点又不算什么，人家要不要都是另一回事。”


1983年出生的敏允是老移民第二代，他这样理解华人对钱的不安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稳固的，它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抄家。科举保证穷人有一条路往上走，抄家保证了把不服从的人彻彻底底清除。在西方国家没这些，贵族便永远是贵族，钱与土地世代相传。敏允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民族身份并不是第一位，而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个人选择更加重要。”


可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40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妻子在“市政设计院”任职，中国最早拿到建筑师资格的总工程师。他们也是在1993年左右赶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拨，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没有入籍，大部分时间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加拿大的房地产业更加透明，规则明确，交易历史有据可查，不需要政府关系与暗箱操作，更省心。”同样，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殷先生一家与建新、Julia夫妇毗邻而居。这对中年夫妇生活闲适，丈夫生意稳定，不像以往那么焦虑；妻子因为在移民时签定了“竞业协议”，不能再从事建筑行业，专事家务，有时候未免失落，可看看花园里绿树荫荫，街区静谧，这样不也挺好吗？


几天前，殷先生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填了张表格，加入了“魁北克独立党”，党派宗旨是支持魁北克省独立于加拿大。也没那么当真，只不过有个朋友拉人凑数。殷先生想起自己90岁的母亲，也像这样，被人拉来凑数填了个表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于是在文革时受了不少苦。“我相信加拿大不会像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我。”殷先生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栋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米，总价平均约100万加币一幢，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的确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


“可加拿大是多元化的，从根上说，每一个都是移民，”敏允说：“我们认识了什么人，都问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有人说是加拿大人。”除少部分特权阶层与穷困人口外，更广泛的阶层相信可以平等地分享一份社会财富，尊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


中国人尊卑贵贱意识太深；而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就连Danny 8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深有体会。他们精神熠熠，身体健朗。老爷子一口北京腔，他曾经在文化部任职，后调任山西大学，culture revolution 时受到了些折磨：“我们老宣传‘劳动最光荣’，骗人！劳动那是用来惩罚人的。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劳动光荣。我们请个砌台阶的工人，也就是泥瓦匠，干活那叫高兴，听着收音机喝着啤酒，东西收拾好，穿戴整齐，到学校去当冰球教练去了，正好教我小孙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点头赞许，老爷子又叹一句：“这帝国主义啊……”



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只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3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和带着小褶的胖手，她兴奋地朝松鼠尖叫，她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10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那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一部分，Habitat 67号，由建筑师Moshe Safdie设计，绰号“男人和他的世界”，在那个年头颇有超前意识，甚至引起了一阵反对的声浪。蒙特利尔也以节日著称，在漫长的冬日，街上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一个狂欢的机会，他们从春天到冬天创立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嬉笑节，同性连游行，双胞胎游行，法国文化节，意大利周，龙舟节……蒙特利尔是个一座生活化的城市，一个享乐者的家园，一片懒人的乐土。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最沉迷和最没有未来的选择，是永远在大学读书，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博士，永远在逃避。”东华说。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他们都是中等收入，不多但也足够在这里过上稳定的生活。买下一套约150平的房子用出租，又买下另一套300平左右的联排别墅。1年前，他们有了第二女儿，小姑娘长得跟姐姐真像，她正在咿呀学语，会说中文的“妈妈”，还会拍拍自己的胸脯，含混地说自己的英文名字“Erica”。


“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过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和空气，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2块5，香烟5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爿的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15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3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巴黎。25岁的晓宇从兰州前往巴黎，读了5年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她不想回国，可这座她寄托了太多梦想的城市并不接纳她——巴黎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太难拿到工作签证；不多的华人移民名额也被温州人占据。她在市场里摆过地摊卖点中国礼品，摊位正好在后门旁边，因为缺乏工作资格，一遇到稽查队就可以迅速包好逃走；她的丈夫在过年时舞过狮子，晓宇，她笑着说那时候自己还很苗条，能跳跳扇子舞呢。


“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有人问晓宇，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因为是法语区，晓宇夫妇决定移民蒙特利尔，她和丈夫没有继续寻找工作，而是铁了心要经营一家杂货店。也许因为巴黎困顿的两年，也许因为，杂货店也是蛮有前途的一份职业——晓宇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杆。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在这里感觉到希望，蒙特利尔让我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


与此同时，沿圣劳伦斯河往西，蒙特利尔老港口旁，孙先生正在为舞狮子做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舞狮子挣了钱，明天我到餐厅吃饭，旁边可能坐一个百万富翁，可我们都一样。”


1996年他跟随上海杂技团到蒙特利尔演出，之后滞留在此，又转为技术移民。“当时有7个人留下来，占1/3，影响还挺大，那段时间很多杂技团都不敢出国演出了。”


伴随着《金蛇狂舞》，孙先生和儿子跳上一只彩球，场子里滚了一圈儿，那帮游客哪见过这阵势，叫好声不断。同行都围过来了，唱爵士的黑人，跳舞的吉普赛人，戴着黑色小帽的穆斯林，假扮法国行刑队的士兵也驻足观看。圣劳伦斯河上聚集了大团的湿气，一阵风吹落太阳雨，也没有人躲，等着最后亮相——狮子从彩球上一个跟斗翻下，地上打个滚儿，孙先生和儿子从狮子袍里探出头来。汗水和雨水把他们的头发打湿在脑门上，一缕一缕的，他们笑呵呵的，好像两条欢快的鱼。


（感谢季艺，吴闽英、张东华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