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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有至少20人可以出庭作证:潘妙飞就是王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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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3 22:40:5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有至少20人可以出庭作证:潘妙飞就是王一安
| 2017-10-13 17:17:02  
  潘妙飞
高冰尘
  温哥华华裔侨领潘妙飞状告媒体人黄河边(本名高冰尘)诽谤一案昨天在卑诗最高法院继续进行,高冰尘传召证人黄宁宇作证,黄宁宇指高文章中的评论依据事实,并称会有20人出庭作证潘妙飞就是王一安,对此潘妙飞予以否认。


  据星岛日报报道,黄宁宇自称与高冰尘相识10年,称高冰尘是诚实的人,收钱写文章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并说看过高冰尘的文章后,曾与很多人谈论过,都认为没有捏造的成分。王一安就是潘妙飞,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与王一安一模一样。如果法庭需要,我可以保证会有20人为此出庭作证。
  高冰尘此前在法庭上提供《中国周刊》描述王一安的10个特征,与潘妙飞雷同。10个特征分别是:
  1.2006年移民温哥华
  2.曾经离婚
  3.前妻是检察官
  4.2011年成为温哥华温州同乡会会长
  5.在当地(温州或济南)买卖过土地
  6.在当地(温州)当选优秀企业家
  7.拥有两对双胞胎女儿,即4个女儿
  8.潘妙飞也曾提过汽车没油,警员帮忙,非常感谢,觉得加拿大太好
  9.是所在城市的红人
  10.在济南时常住5星级酒店17楼的单位
  潘妙飞表示,自己除两对双胞胎女儿外,还有1个孩子。另外,他没钱,根本不可能一直在5星级酒店17楼单位居住。
  附《中国周刊》采访王一安文章,网友可以分析潘妙飞与王一安是不是同一个人。
  ——————————————————
  2011年第9期【封面故事】我的移民
  口述 王一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整理
  见到王一安,是在济南。在一个五星级酒店17层,他穿着拖鞋,右眼红红的,确切的说是包括整个大眼袋都红红的。这是前两天喝酒的结果。他不停地拿切好的黄瓜片擦,最后干脆昂着头,把黄瓜片贴在眼袋部位。“凉点,会舒服一些。”他说。
  4月份,他刚刚入选了加拿大某市同乡总会会长。该市去加拿大的同乡人已经过万,王一安属于“去得晚的”。
  在国内,王一安一直是所在市的红人。
  1978年,高中毕业满一年,王一安到农村当起了生产队长,推广杂交水稻,做出了成绩,是个“好干部”。
  1982年,王一安通过考试,录取到了区里,进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很快在区里当上了副科长。官运还算顺利。
  1993年,下海。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块地,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第二年,就当选了该市第一届十大明星青年企业家之一。
  在百度百科里,数百字的介绍王一安,都是一个“好企业家”。捐款、名誉、职称,一项不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说,“待不下去了。”王一安这样叙述他的移民经历,以下为他的口述:
  5年被查9次
  我移民,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我觉得自己一向老老实实做生意,但是,国内很多事情没人脉关系就说不明白道理。这点很要命。
  1997年我正在美国出差。接到公司里的电话说,市里检察院抓了我们六个人。有人匿名告我偷税漏税和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等罪状。检察院带人去是要搜集口供。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飞回来。我是个直性子,做事也很直,我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被查,所以,我就说“要关多少天就让他们关多少天!我们没犯法!”
  这六个人,被整得比较惨。我的哥哥被要求在马桶上跪了一晚上,第二天出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了。自那以后,哥哥对我意见很大,总觉得是被我害的,有意地疏远我。
  我也猜到了,匿名告我的人是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是市税务局的干部,在90年代中期,税务干部兼职做企业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他还欠我38万元没还。
  我也开始告他,打官司和他要钱。这个官司打了三年。加上利息,对方偿还总共53万元。
  但是,他也一直在继续写匿名信。
  后来,检察院没问出什么结果来,刑侦队又来了,出纳抓去关了7天。会计被刑拘。出纳是个年轻人,自己说被吓死了,不敢再做了。出来后,立马辞职了。
  以后,我一听说要查我,第一反应是,“查就查,可千万别抓人啊!”
  2000年,区里税务局也来了。收走了公司账单。
  有一次我还被叫到了区税务局办公室。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领导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没有啊。”
  “那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
  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没给他们送好处嘛。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当时看着他们吹着空调很舒服,我们公司还就只有我一间办公室有空调呢,就说,你们吹着空调过得那么爽,怪不得查我账。
  这下就得罪了领导了,账单也没要回来。
  过了几个月,市里税务局又来了。继续没收账单。局里我有两位朋友对我不错,叫出来吃饭。
  朋友开门见山,“你最笨,你不用交的那些,避开就是了,干嘛都交了呢?”
  “我不交全了,现在就栽你们手上了。”
  “你就补个一两万,事情就算完了。”
  “补什么?那你给我开税单,说明白我哪个没交。”
  说话硬,又得罪了人。
  1998年,纪委的也来了。按程序走了一遍,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
  从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我被查了九次。所有人都怀疑,我一定有问题!连我老婆都问我,“这么多人查你,你一定有问题。”我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也在检察院工作,害怕这个。后来我和老婆离婚了,也有这个一点原因。
  其实,按理说,税上都容易犯点错误。税务上想查哪个公司,一般一查一个准。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比较幸运,就是1997年开始查我的时候,其实我没钱,手里的钱全投进工程里了,还没开始收回。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所得税需要交。1997年开始查我了,那我以后的税肯定是老老实实的交了的。而且,我这个人,个人没钱,钱都在公司账上,所以查我本人,就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吧,一个坏人,写我匿名信,怎么有那么大能量,后来知道,他在市里的税务局里也是有人的。我们这个机构做事也费解,查了一遍还查第二遍,第三遍。三个月就应该查清楚的事情,硬是拖到三十个月也没有查出结果来,还是不罢休。
  要不回来的地
  我最近在看周立波。觉得这个上海男人说到了我心里。
  周立波说,应该有个制度,就是事后举报制度。商人在贿赂官员后可以事后举报同时不受处罚。
  这个点子太绝了。作为商人,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赚的钱大把大把拿出去给别人,是不得已才会贿赂。如果事后举报,商人无罪,能检举出拿钱的官员。官员就会有顾忌了。这个办法绝对适用。
  现在就是监督不明。
  几天前,我在温州和老朋友喝酒,还在抱怨我那块地的事情。都要了十年了。
  十年前,买下这块地的时候,还是郊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城中黄金地段。一共四亩。当时我被说服和政府置换,政府要在这里盖安置房。但是,后来,地给了政府了,置换给我的地,一直拖着,没给。
  十年里我和公司的员工跑去沟通不下160次了吧。差不多每个月都沟通,早些年沟通的越发频繁。
  没办法,我就把当年和我置换土地的政府部门告到了法院。六次官司,我都赢了,判决给我是:在没有给我土地之前,政府每年拿出18万元赔偿我。
  如今,赔偿金我都拿了好几年了,地还是没有。
  为此,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签字写了份万言书,交到市纪委。还贴到网上去了。有703804个网友跟帖支持我们。我当时觉得,这够轰动了,够引起注意了。
  纪委也的确受理了,让我们去填了个表。只不过,接下来俩月,又没声音了。判决书拿在手里,就是要不回地。
  我还是市里一个有身份的人,还能和市里领导说上话。这次回去,我见到了新换届的市长,又聊起地的事情。市长先表态:一定给你!
  “那就现在给吧。”我赶紧接着问。
  市长笑笑,又笑笑,就是一直笑,说,“以前他们那届没安置,我现在怎么弄?再等等,再等等。”
  现在,还等着呢。那块地放到现在是值钱了。
  “一下子安全了”
  这个期间,我一直想着移民,公司经营基本就停滞了。特别是查我的那几年。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移民。就是知道,早年有很多人偷渡。还有很多人是在国外做生意,然后慢慢拿到了绿卡。
  后来,我就借出差的时间,去香港咨询这事。
  其实,我是中共党员,上过七年半党校,修过哲学,我认为我们的纲领都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一些干部很坏。譬如,税务上一些人甚至希望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有理由找你。
  这让人很难办。
  2006年,移民的手续批下来。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然后也没多兴奋,就这样。
  现在,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好,都不想回来了。每周末去打猎、钓鱼。
  有个事很感动我。有一次,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来送油,五分钟内,警车出现了。我们被监控到了。再过五分钟加油的车来了。加油,不花钱。对方回答,“这是国家的油,我们不收钱。”我赶忙递出200加币小费,给他们。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收小费。”我当时非常感动,和朋友说,“在加拿大捐钱,直接捐给政府就好了!”后来,我朋友把这个故事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帖子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我在中间,两边搂着两名加油人员的合影。
  我现在有两对双胞胎女儿,都是在加拿大生的。加拿大政府每个月奖励我2000加币。我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移民,让我损失也很大。
  之前我买下的总共1000亩地,没机会开发了,都转给了别人。自己开发的话,肯定赚大钱的。
  自己还留下了几个项目,想继续赚钱。项目在中国做,还是比较好赚钱的。而且,又生了第二对双胞胎女儿后,我决定再多赚点钱。
  这次到济南,也是因为要处理一个投资的事情。
  在济南的两个项目,投资了一个亿。最后合伙人想把我的股权卖掉。
  四年没管这里的项目,我的一个亿的投资没有了。第一感觉就是:“又要上诉了!没办法。”但是,他们在当地有人,听说我那个合伙人的亲姐姐就在检察院。没办法,没人就不好办事。所以,第一次查案,不了了之。再次上诉,后来,市刑侦队出动了,还不错,终于冻结了这部分即将被交易的买卖。但是,这个钱,我还是拿不到。
  以后的生意,我会转向投资,不涉及具体经营了。经营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我做得累了。
  不过,项目还会在中国投资,赚钱,还是大陆好赚。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大堂,我遇见了那个一直举报我的前合伙人。两人看了看,都没说话。各自走开了。我曾经想找人揍他,我也想弄弄。这个气,是谁也不顺。后来,想开了,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办完济南的事,我就飞加拿大了。那里生活很好。
  (文中王一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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