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特工谈红色高棉：亲见华侨被用铁钳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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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特工谈红色高棉：亲见华侨被用铁钳凌迟

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黄时明简介：黄时明先生现年(2009年)81岁，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19日、2月20日B04版 作者：铁戈

　　原题为：一名红色特工的海外传奇

　　要点1：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

　　要点2：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要点3：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

　　正文：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作者手记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违背规定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组织上为什么会选中我?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是的，我的祖国，你的忠诚儿子，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节选自《逐浪湄河》

　　一个中国驻红色高棉外交官的回忆【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

　　那是1979年2月9日深夜，即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47天后，也就是在越军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一个月零两天，柬埔寨共产党残存的武装力量躲到深山老林的时候，我们8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乘坐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从泰国首都曼谷，来到泰柬边境重镇亚兰。随即，徒步穿过亚兰附近的丛林，用美国兵在泰国用的那种背囊，背着工作和生活必需品，迎着柬埔寨境内不时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冲锋枪声，在柬共黑衣战士的指引下，深一脚浅一脚，趟在泰柬边界小河的河水中，朝着柬埔寨西北部热带丛林前进，即将开始我们与柬共一起打游击的艰难岁月。柬共，即国际舆论界普遍称之的红色高棉。

　　临危受命自我反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打着柬埔寨民族爱国阵线和韩桑林的旗号，大举入侵柬埔寨。在此之前，越军频频骚扰柬埔寨边境，红色高棉电台则是几乎天天捷报频传，宣传胜利。越南大举入侵没几天，红色高棉就感到形势危急，大势不妙，于12月30日通知我驻柬使馆尽快撤离金边。红色高棉对越南大举入侵估计不足，我驻柬使馆受红色高棉报喜不报忧的影响，对局势的剧变也缺少必要的应变措施，有些手忙脚乱。

　　使馆接到柬方撤离通知后，立即请示外交部，作为新华社金边分社负责人，我也随即请示新华总社。国内指示，使馆成立精干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孙浩大使为组长兼党委书记，继续留在柬埔寨工作，使馆绝大部分人员和各个援柬专家组撤回国内。我也接到总社指示，留在柬埔寨，参加联络组，坚守岗位。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胜利后，全国民用通讯设施全部瘫痪，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更没有出租车，几乎没有商业活动，没有饭店，简而言之，离开红色高棉组织，任何人都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无法直接通知分布在柬埔寨各地的中国专家组数千人撤离，只有委托柬方通过其内部渠道予以通知。

　　孙浩大使作为驻柬外国使团团长，在这一极为特殊时刻，还要与其它驻柬使馆进行联系。老挝大使在撤与不撤离金边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估计是在等其国内决定。直到1979年元旦凌晨一点钟，老挝大使才说，他们留在金边，不走了。这时，我们的车队才离开金边，向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国的马德望市驶去。

　　从金边到马德望市的公路，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坑坑洼洼，只有一辆载着发报设备的吉普车翻到路旁沟里，好在人没有大碍，在当天下午两点以后，陆续到达目的地。这时，大家至少两天一夜没合眼，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没人休息，有人忙着架天线，有人忙着安装电台，有人忙着兜情况，有人忙着起草电报，向国内报告事态发展。

　　1月5日上午，柬方又说，形势好转，要返回金边。午饭后，我们就原路返回，当天晚上回到金边。行李还没有卸下，柬方又说，越军正分三路向金边逼近，使馆还要从金边撤离。第二天，即1月6日，有一趟民航班机从北京飞来金边，使馆就安排大部分使馆人员和一些专家组的人员，乘坐这趟班机撤离金边回国，其中包括新华分社的晏明、刘宪生和蒋顺炳。多年以后谈到这次撤离时，晏明告诉我说，他到波成东机场后，西哈努克夫妇站在室外，没有人陪同。西哈努克看到晏明就打招呼，与晏明拥抱，晏明才把西哈努克夫妇请到我民航办事处在波成东机场的办公室坐下候机。罗马尼亚大使来到机场，也要走，但300人左右的坐位已满，又给这位大使挤出了一个坐位，飞机才起飞。

　　1月6日下午，送走飞往北京的这趟班机后，使馆留守人员和几个专家组就第二次从金边撤退，1月7日凌晨撤到马德望省诗梳风，靠近柬泰边界。接着，就传来金边被越军占领的消息。从越南大举入侵到首都金边失陷，不到半个月。全国城镇和交通干线相继落入越军手中，我国援助柬共的大批军用和民用装备、物资，成了越军的战利品。

　　1月7日晚，孙浩大使让我以使馆名义起草电报，他审签后即刻发给了国内。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柬共夺取全国胜利后，打击面太大，失掉了民心，如果不改弦更张，再难以取得胜利。这封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国内电报指示，联络组暂时撤到我驻泰国大使馆待命，伺机再返回柬埔寨，担负起中共中央与柬共中央的联络任务。1月8日，经过与泰国有关方面的紧急交涉，我驻柬使馆留守人员和各个专家组数千人，从柬埔寨波贝小镇，跨越柬泰边界桥，进到泰国东南的亚兰，红色高棉一些官员和士兵也逃到泰国。亚兰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也紧张、喧闹了起来，荷枪实弹的泰国军人和警察随处可见。

　　在我驻泰使馆和泰方的帮助下，我驻柬使馆预定参加联络组的10个人，乘车前往曼谷待命;使馆其他人员和援柬专家组数千人，则乘车前往海港城市桃梭邑，准备乘船回国。

　　曼谷待命　顾全大局

　　从1979年1月8日撤到泰国，到2月9日迎着难民潮重返柬埔寨，联络组在曼谷待命一个月期间，就我自己来说，天天度日如年。为何?是不是贪生怕死?坦白地说，怕，因为没到那一步;我也很坦然地说，不怕，到了那一步，作为以忧国忧民为特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会义无反顾，把牺牲作为荣誉，把死亡作为奉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那一步”的是与非的判断。

　　红色高棉时期，我先后4次随团组短期出访柬埔寨，后来又常驻。耳闻目睹，使我对红色高棉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常常把它与我国的“四人帮”划等号。这又与毛泽东及当时中央对红色高棉的正面评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我充满着惶惑、疑虑、焦灼、担心和痛苦。

　　就红色高棉的内政来说，它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就三管齐下，一是大撤民，打击了绝大多数柬埔寨人;二是取消货币和商品，一下子使柬埔寨倒退到原始氏族社会或奴隶制社会;三是搞肃反，结果扩大化了，大伤自己的元气。三管齐下，等于红色高棉三大癌症并发。

　　一、大撤民，打击了绝大多数束埔寨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打下首都金边后，随即就以美国要轰炸金边为由，连哄带吓，将金边市的200多万人全部驱赶到农村。接着，全国县城和县城以上的城镇居民，全部被赶到农村，老、弱、病、残、孕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或者民怨沸腾，或者怒火憋在心中。昔日号称东方“小巴黎”的金边已成为一座鬼城，昔日繁华的街区空无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静。一座座豪华的小洋楼空荡荡的，杂草丛生，有的地方陈旧的血迹还依稀可见。在院落中、马路旁打开的皮箱，积满了雨水。民主柬埔寨通讯社附近，在一座被红色高棉炸毁的金边市最大教堂原址上，瓦砾成堆。朗诺时期的货币瑞尔被风一吹，在空中飞扬。穿着黑色衣服的红色高棉战士，懒洋洋地，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发上，冲锋枪放在一旁，用刺刀作螺丝刀，摆弄着照相机。挂着中文招牌或贴着中文对联的住宅，房在室空。我驻柬使馆的一位老同学，曾陪我进入一座别墅看了看，大理石的地面上血迹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陈姓华人。一天，一位华裔翻译指着民柬通讯社院内一片长得油亮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地对我说，金边一解放，红色高棉就发布通告，说朗诺时期柬通社的职工，某月某日某时到某处报到，给安排工作。信以为真的人来到这里，被冲锋枪统统打死了，就埋在这片香蕉林下。不相信的人，躲过了这一劫，随后就被赶到农村去了。据说，我的老师、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过教的柬埔寨专家陶陶萨，就是在大撤民中死掉的。

　　西方舆论说红色高棉杀死了200多万人，我认为，在大撤民过程中，被枪杀的加上饿死病死的，有170多万，对于总人口600万人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在大撤民中，由于缺医少药，再加上粮荒，柬埔寨又处在热带，多发病多，传染病多，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中国人作为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都吃不饱，使馆经参处从国内调了不少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

　　首都金边，另一个直辖市磅逊市(西哈努克港)，再加上19个省会城市，其人口总数就占全国当时总人口600万中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全国县城居民，大撤民中打击的人数，至少占全国总人数的80%以上。

　　二、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易，使柬埔寨社会大倒退

　　据说，红色高棉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请我国帮助印制了新的柬埔寨货币瑞尔，准备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发行。政权到手后，朗诺时期的货币作废，成了废纸，持有旧币特别是持有较多旧币的人，能不骂娘?新的货币又不发行，等于没有了货币。没有货币流通，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

　　我作为外国人在柬埔寨工作和生活，感到十分别扭。我在1976年3月到11月在援柬通讯专家组工作时，所需生活用品是托人从北京带去的。1976年12月到1978年1月，我先后随同穆青、陈永贵和邓颖超三次访柬，要买点纪念品，无处可买。取消了货币和商品后，就没有了商店、饭店、邮局、电话局、电报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一系列当代人赖以生存和交往的最基本条件。这样，柬埔寨民众就处在红色高棉的严密控制之下。每次随代表团参观访问农村、盐田时，看到数十人数百人集体劳动，还整齐地排着队、喊着号子或唱着歌，我就想起我们的人民公社。我国人民公社时期，还记工分，农民都出工不出力，柬埔寨连工分都不记，记也没有用，劳动和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

　　红色高棉,直译为红色柬埔寨,是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其追随者有农谢，英萨利，山森和乔森潘。从1975年至1979年, 红色高棉是柬埔寨的执政党。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国家的名称是民主柬埔寨。

　　三、肃反扩大化，大伤红色高棉的元气

　　红色高棉开展肃反，殃及无辜，使红色高棉乱了自己，伤了元气。西哈努克时期三位著名的左派大臣乔森潘、符宁和胡荣都是柬共党员，在柬埔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具有很高威望。但在肃反运动中，先是胡荣被定为敌特，销声匿迹了。接着，又是符宁被定为敌特，也销声匿迹了。乔森潘在肃反运动中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在柬共中央，他不是常委，头衔是国家主席团主席，没有决策权，只是红色高棉打出来的旗号。在中国党政代表团1978年11月访柬时，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异乎寻常地没有露面，也销声匿迹了。这些人的销声匿迹，就意味着被秘密处决。在越南扶植下，后来推倒红色高棉政权的韩桑林和洪森等人，也都是在红色高棉肃反时逃到越南的红色高棉中高级干部。

　　四、外交政策失当，国际上声名狼藉、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外交上一面倒，倒向中国。他只接受中国援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而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前后，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还是尽了极大的力量帮助红色高棉。驻柬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说，红色高棉全倒在我们身上，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沉重负担。高峰时期，我援柬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数千人。尽管如此，红色高棉对我们也疑神疑鬼。孙浩大使对我说，中柬关系存在着阴影。在柬埔寨的华侨和华人很多。在大撤民中，华侨和华人也被驱赶到了农村。我们支持柬埔寨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色高棉排华远远超过越南。我国对红色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忍让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以及逃到第三国的华侨和华人，见到中国大使馆人员或其他中国人，就大喊大叫赶快救他们，或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色高棉更多猜疑，我们在柬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与华侨和华人接触，这也导致华侨和华人对中国的不满。

　　1979年5月，我一到北京，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曾涛主持党组会，听取了我的工作汇报。社长秘书吕金铃告诉我，新华社党组全体成员开会听取一名驻外记者的工作汇报，在他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对柬埔寨问题是多么关注。

　　在泰国待命期间，柬埔寨难民像潮水一样涌入泰国，而联络组要根据国内指示，随时准备重返柬埔寨。这时，联络组党委重点抓了形势分析和生死观教育，组织大家学习了邓小平与英萨利的谈话。这个谈话的大概意思是，寄希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柬共团结人民重新夺取胜利。

　　经过反反复复和痛苦艰难的思考，我对面临的形势得出了如下看法：在越南入侵、促使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以后，柬共政弦更张，重新赢得民心看来很难，人民恐怕不会再给它机会了。柬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除了中国，不会得到支持的。红色高棉很可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我们还是要扶一扶。当时，以越南排华为导火线，引起中越关系恶化，我驻柬使馆留(金边)，不能留;走(撤馆)，也不能走。我们当时对周边形势的判断：我国北方有“大霸”(苏修);南方有“小霸”(越南)，“大小霸”企图对我国形成南北夹击，而我国要挫败这一图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进入柬埔寨丛林，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样思考后，我的心情坦然了许多。

　　重返柬埔寨。历尽艰辛

　　原驻柬使馆在曼谷待命准备重返柬埔寨的10位同志，绝大多数同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精神状态好。机要员王永元体质较差，联络组党委考虑调他回国，但他表示一定要去，并从思想上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也有两个年轻人退缩了，坚决不再进入柬埔寨，给处分也认了。联络组党委报请国内批准，对联络组班子作了调整。调整后，在曼谷待命的10个人中的4人作为联络组成员，他们是：孙浩大使、大使翻译付学章、机要员王永元和新华社左毅。从国内新派来4人：机要员郑剑峰、报务员马恒越和祁灵恩、解放军总医院医生潘家钦。除了孙浩大使、付学章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是军人。新来的同志从国内带来了两部电台、两台发电机、一副天线和专用密码，在曼谷采购了一些工作和生活必需品。1979年1月9日，离开曼谷去往柬埔寨之前，我国驻泰国使馆沈大使为联络组饯行。喝了沈大使的茅台酒，我们一行8人就上路了。

　　2月9日进入柬埔寨后，联络组就在绵延数百公里的豆蔻山脉热带密林中工作和生活。从2 月9日到3月26日越军大扫荡之前，我们先后在3个宿营地呆过。这3个宿营地，有临时搭建的草棚，草棚里有竹篾编制的床。

　　每到一个宿营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树林中选择适当的地点和角度，把必砍的树砍掉，把旁边碍事的树枝折断，开辟通道，上树架设天线，安装电台，支起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屏蔽小帐棚，以保持与国内电报往来的畅通。

　　我们住的草棚，没有四壁，昼夜温差在15度以上。晚上就寝，汗流浃背，难以入眠。半夜过后，寒气逼人，冻得直打哆嗦。由于考虑到要经常行军转移，我们带的东西有限，一人平均不到一条毛毯，柬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卧具，好在我们8个人睡的是通铺。柬方战士冻得起来烤火，我们躺在床上听炮声。孙浩大使50多岁了，有寒腿病，冻得夜里抽筋，还有的同志有关节炎，受寒后病情加重。天天听到炮声，有时听到枪响。天天忍受着饥饿、虫叮，蚊咬，苍蝇爬。一日两餐，脸有菜色，饿得没有办法，我们吃到了象肉、穿山甲和巨蜥。象肉粗糙，无味，像糠窝窝头一样。而象鼻子味美，很香，非常好吃。晚上，穿山甲会跑到我们床边，用棍子一捅，不管捅到它什么部位，它都会用四肢把自己的头抱住，卷成一团，我们就把它抓住，成为美餐。

　　自3月27日起，由于越军大扫荡，我们被迫转移，天天翻山越岭，途中又突破包围，到4月11日在柬泰边界附近，与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告别，度过了有惊无险的16天。

　　28日上午，我们正准备发报，柬共中央常委、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匆忙赶来，通知我们敌情严重，迅速轻装转移。这时，柬外交部接待我们的敦，带领一些战士去找大米，还没回来。英萨利着急，顾不上外交礼仪，粗声粗气地说：“不能等，立刻转移!”外交部另一名干部说：“赶快走，不然就会被越南人打死。”我们在炮声轰鸣中，坚持向北京发完电报，急忙拆天线，赶紧收电台，利落地折叠好小帐棚，麻利地装好自己的背囊。为了轻装，把从曼谷带来的蚊帐也清理掉了。事后得知，我们这个山洼宿营地背后的一座大山，在30日被越军占领，我们仅比越军到来提早一天离开，险些被抄了后路。

　　3月29日，我们在行军途中，与英萨利汇合。英萨利给我们每人一支高丽参，让我们含在嘴里，然后继续向南转移。英萨利告诉我们：越军分三路正向这一带扫荡，我们处在西路和中路的包围之中，争取突破包围;柬共中央决定，中央领导人分散活动，他同我们在一起，向南再向西转移，目的地是柬泰边界。他还说，这次转移需要三、四天，带了4天到一个星期的粮食。英萨利的这一通报，意味着对柬共来说，形势更加严峻了。我们和英萨利向柬泰边界转移，是做两手准备，联络组能留则留，不能留就撤到泰国，英萨利很可能同我们一起撤到泰国，继续争取中国和泰国的帮助和理解。晚上宿营，我们立即架设天线向国内发报，汇报英萨利在行军途中谈的情况。30日天一亮，我们继续转移。

　　在行军转移中，除了粮荒这个难题外，就是水荒。一天行军下来，汗水湿透了衣服。晚上宿营时，脱下衣服拧出汗水，或挂在树上晾干，或穿在身上靠体温熏干，和衣而睡。身上各部位散发的臭味，大家都习以为常。在宿营地一般都能找到水，但有限，每人装满一个军用水壶就不错。早晨起床后，含一口水嗽嗽口，吐在手上搓一搓，就算洗了手，再往脸上抹一抹，就算洗了脸。途中午休时，如果找不到水，就得不到补充，整个下午就没有水喝，天又热，汗又多，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喉咙冒火。

　　4月3日，在我们前边两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百余名敌人。为了摆脱这股追兵，我们马上改变了原来设想的行军路线，由向南改为向东，翻过几座山后，继续向南，绕过了这股敌人。事后英萨利说，这股敌人本来是追击我们的，被我们甩掉后，盯上了正在撤退的他的夫人英蒂丽等百余人，有两名战士被打伤。

　　4月7日出发后，英萨利告诉我们，前边是开阔地带，可能遇到三种情况：一是遇到土匪，就把他们干掉;二是遇到越南人阻击，就尽量避开;三是遇到自己人，在未搞清之前，只好绕道。结果，开阔地没有，却越走山越高。英萨利也感到迷惘，身边没有向导，只有地图，怀疑指南针失灵了。从当前局势判断，柬共中央和我们联络组与追击我们的越军，形成犬牙交错状态，只因为在高山密林中，谁发现谁都不容易。于是决定，不能停，继续往前走，随时准备打遭遇战。

　　4月8日中午，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往下一看，深不可测，可以用“万丈深渊”来形容，我们就处在悬崖顶上。英萨利说，我们要下去。一听，我真有些发怵，但不能、也没有“退堂鼓”可打。只好抓住陡壁上的小树艰难地爬了下去。悬崖脚下，有一条小河。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我们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澡，汗臭、臊臭和脚臭随流水而去。顺小河一望，不远处，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副书记农谢和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也在小河里洗澡。

　　撤离柬埔寨　再入泰国

　　4月9日上午行军途中，英萨利突然从前边转回，告诉我们，前边发现“土匪”，让我们就地待命，停止前进，嘱咐我们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中国同志要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马上选择有利地形地物，双手握起冲锋枪，打开保险，随时准备战斗。快到中午，英萨利过来说，遇到的不是土匪，而是从格罗纽河区域撤下来的柬共中央部队和机要人员一千余人，还找到了边界哨所一个交通员。他还说：“下午五点就可以到达边防站，五点半就可以进入泰国。”我们立刻架设电台，向国内报告。国内指示，柬共中央接待联络组已成为沉重负担，同意联络组撤离柬埔寨进入泰国。

　　在3月29日与英萨利汇合后，他告诉我们向柬泰边界转移，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3日他还说，有一个星期的路程;4月8日他说，还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9日中午说，“今天五点半就可以进入泰国。”但到9日下午6点，还没到达目的地，只好宿营。不过，从4月9日下午开始，我们总算走上了可以称之为路的森林之路。

　　4月10日中午，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副书记农谢和中央常委英萨利，在湄南河上游河床的大石板上，接见了孙浩大使，交谈了工作。乔森潘坐在不远处的石板上，与人聊天。波尔布特说：“我边走边想，在外交史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大使同驻在国人民一道，翻山越岭，走过深山老林呢?”

　　4月11日下午1点20分，波尔布特、农谢和乔森潘与我们紧紧拥抱，依依惜别。我们噙着泪水，挥着手，感慨万千，向边界小道走去。英萨利和外交部的几个干部，与我们同行。

　　在红色高绵接待我们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柬埔寨热带丛林。

　　与红色高棉几位主要领导人分手后，英萨利陪同我们向柬泰边界走去。

　　没走多远，放眼一望，透过树林，我们不由自主地叫起来：“啊，大海!”我们从柬埔寨西北入境，穿越了柬埔寨的原始森林，现在到了柬埔寨西南边陲了，可以很快进入泰国脱离险境了。从 越军大扫荡我们被迫转移以来，16天中，我们翻越了40余座山，行程100多公里。在千辛万苦、有惊无险的环境中，联络组共收发电报161份，21017组，及时准确地向国内报告了相关情况，根据国内指示采取了相关行动，可以向祖国交出自己的答卷了。

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中国

　　柬泰这段边界区域，柬埔寨一侧是高山树林或竹林，泰国一侧是平地。英萨利提醒我们，边界上埋了很多地雷，挖了不少陷阱。我们弯着腰，缩着头，背着背囊，穿过茂密的竹林，到了泰国一侧。这里，没有村落，没有边防站，也没有我国驻泰使馆的人，是一片旷野。下午3点多钟，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至，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刚才还浑身是汗，一下子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暴风骤雨下个不停，到前边寻找村民的3个人迟迟不归。我们迎风冒雨往前走，来到一个橡胶园工人村。打前站的3人正在与泰国人交涉，柬语、英语都说不通。雨停了，一个年轻警察带着一伙人，端着鸟枪，愣头愣脑跑来。我们拿出红皮外交护照，说明身份，让他给曼谷统帅部、外交部和中国大使馆联系，他是听不懂还是懂装不懂，蛮横无理地下令搜查我们的背囊，边翻边从背囊里拿东西。英萨利带的手枪被缴了，柬方战士、干部被围起来搜身。但要搜查我们机要员的密码包时，大家靠拢在一起，把机要员围在当中，挡住了他们的抢夺，保住了密码的安全。

　　我们入境泰国这件事，通过外交途径事先已商妥，但只有泰国军方高层知道，下边的人并不知情。我们没有按事先约定的地点进来，偏离了10多公里。泰国统帅部派负责边界事务的吉特上校和一名助手，在约定地点等了两天，杳无音讯，就回曼谷。在返回曼谷路上的饭馆吃饭时，他们从步话机里听到英萨利和我们到达的消息，才匆忙赶来。从安全和保密角度考虑，当天夜里，我们和英萨利就前往曼谷。

　　我们穿着短袖衬衣，坐在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上，夜风一吹，冷得瑟瑟发抖。4月12日早晨，到达了曼谷我驻泰使馆。我那根自制的拐杖，本想留作纪念，下车时却忘了拿。这样，到驻泰使馆时，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一条。孙浩大使腿上在柬埔寨密林划破的伤口，半个月后还在溃烂流脓。根据外交部的指示，联络组在曼谷边作总结边休整，为自己的使命画上了句号。随后，在我驻泰使馆内，成立了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与红色高棉的联络工作，若干年后撤销了。我奉总社指示，先期回国。到了北京，我就听说，有人把孙浩大使称作“逃跑大使”。闻此言，我笑了笑，转述此话的人，也笑了笑。在我心中，孙浩是一位颇有见地、敢讲真话、平易近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大使。他已作古多年。在他乘鹤西去后，在我回顾这段岁月时，我还是要把这几句话写下来，作为对这么一位长者的怀念吧。

半岛文化

一个中国驻越南、柬埔寨特工的回忆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19日、2月20日B04版作者：铁戈 原题为：潜龙 一名红色特工的海外传奇

　
　　正文：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作者手记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违背规定参与走私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组织上为什么会选中我？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金边又政变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