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么说：没周恩来文革不会拖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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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这么说：没周恩来文革不会拖那么久
2017-07-08 20:53:29  晚年周恩来 |
邓小平在中共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邓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恩来在文革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阁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周在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