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访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临终前剖析邓小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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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访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临终前剖析邓小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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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访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临终前剖析邓小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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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5 15:25|查看: 46|评论: 0|来自: 史海钩沉
摘要: 本文为赵紫阳朋友王扬生回顾赵紫阳2004年7月说话的文章，写于2004年10月，文章原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据前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钻研所所长陈一谘反复求证，以为这篇文章内容可靠，颇具可读性。这也是外界至今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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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赵紫阳朋友王扬生回顾赵紫阳2004年7月说话的文章，写于2004年10月，文章原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据前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钻研所所长陈一谘反复求证，以为这篇文章内容可靠，颇具可读性。这也是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赵紫阳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说话记载。文章泄漏，赵紫阳晚年仍然关心中国理想政治，囊括关注到《中国农民考察》、《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对中国在一党专政之下推广市场经济尤为关注。赵紫阳同时也精辟分析了邓小平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赵紫阳家有很好的友情。六四以后，随着当局对赵紫阳的照管越来越严，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自但是然锻炼出的谨慎使我家渐渐和他们断了联络。今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和赵紫阳的儿子联络上了。关于我，赵紫阳不只是在中国变革开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领袖，不只是禁止血腥屠杀的巨大政治家，而且是晚辈，是亲人。现在，教训过六四以及了解变革开放初期之艰难的正直的中国人，都会对幽禁于陈旧小院的赵紫阳心生同情，而我更感觉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我非常想见到他，哪怕仅仅是向他传送一分敬仰，一分爱戴，让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一般中国人在惦念着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细雨中来到富强胡同。

紧邻着热闹的王府井，小胡同越发显得苍凉静谧。6号院灰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门旁墙上镶嵌着的“北京市重点爱护四合院”石匾旁注有“非开放单位”的提醒，身着黄绿军装的两个警卫站在大红门口，在周围的古旧灰暗中显得十分扎眼，这所有都暗示着住户的不同寻常。

我走上前，警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赵家老五。他让我按门铃。门铃响了以后，门上翻开了一个小窗口，显露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再自报找老五，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挺客气地问我，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身份证，原认为他看一下就还给我，没料到他说，一会儿再还给你。后来知道，来客的证件都要注销。

从旁边绕过大略是工作人员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栅栏，有人搬开栅栏让我进去，我就到了赵家人的寓居区。

五军已在等我，把我带到老爷子的屋里。

这个房间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习气，这并不是最合适寓居的房子。东墙一排黄色的书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关器具，一张黑色大写字台上零散地摆放着书刊，旁边有一张电动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见不到的旧式暖水瓶，他自己倒开水。椅子后面放着氧气瓶，西墙一排电视声响，两个单人沙发靠着南墙，门口还有一个塑料三角架摆着杂物，破旧的地板已被擦得红漆零落了。这就是赵老爷子的书房兼客厅。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爷子站起来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视上出面消瘦了许多，但精力还好。我握着他的手，说：赵叔叔，咱们很惦记你，咱们大家都很惦记你。他说：知道知道。

我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我说，五军说您肺不好，谈话气喘，那我给你说点外面的事件，您要是累了，或者不该说的，五军揭示我，我就不说了。老爷子说，没关系，我能谈话。

我通知他今年最受关注两本书是《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考察》，他说，“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来被禁了？”我问。

“知道，分两个阶段，先是不宣传，不批评，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实我也说不大准。

“后来不让卖了。”老人接话说。

焦国标的《征伐中宣部》他也看了，还知道《南方都市报》案任仲夷、吴南生都给省委写了信，还是判了8年。

我说：“您消息很闭塞啊！”

老爷子有点自得地说：“有些人通知我各种消息。”

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在党校了解的情况吧。

我就讲了党校教授怎样把各种观念往“三个代表”的筐里装；讲了对于法制树立、党大还是法大的不同观念；讲了一党独裁与皇权政治的比较，讲到一个教授对政治体制变革前景的忧愁，说“政治体制变革，也就是真正完成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孙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说”，等等。他听得很有趣味，说：“党校往常很敢讲啊！”

我说，我听的课中，大略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讲老话，有三分之一比较左或者说是教条，而有一些教授讲得相当主观以至前卫，很尖利，很实践。我觉得党校许多教师都有过出国考查学习西方政治的机遇，对西方国度尤其是美国作了许多钻研。

老爷子说：“往常中国的明确人越来越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往常的指导人也明确，然而他们没有办法扭转现状。往常的指导人没有现实，没有信心，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历史造成的。共产党以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国老百姓也认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传统。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树立的党，它掌握了全国的一切资源。过去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也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区别，毛主席也不过是建个别墅嘛！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领有资本、财富正当合法了，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力的人必然会应用他们对资源的掌握权把社会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富。他们曾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确定会产生腐败。然而像中国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重大，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审计署最近审计出许多重大案件，各地赃官也杀了不少了，没用！共产党掌握一切资源的根身手实不变，腐败就掌握不了。

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凶猛，然而和中国比，由于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控制国度的全副资源，不至于像中国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涯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时分老爷子的小女儿妞妞出去了，咱们打过招呼，老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愤怒地说：“中国往常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普及，走向文化，而中国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普及！”

我说：“其实，也可以有些办法制约腐败呀！比方说，给媒体充分行使行动监视的权益，对各种贪污行为、对各种违背科学的决策及时曝光，可以使官员的行为有所顾虑，这是对党有利的呀，而且本钱很低，可是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行动监视，老是制约媒体呢？”

老爷子说：“他们胆小。他们胆小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需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温，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变革怎样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我问：“那以后怎样办呢？”

老爷子说：“没治了。”大略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地面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着说：“有人给我讲清末的历史。戊戌变法不过只是一些改良罢了，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新政的改造还彻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变法镇压了。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权曾经烂得无奈维持，后来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动，孙中山就指导辛亥反动了。”

“中国的问题怎样处置呢？”咱们问。

“谁都不违心呈现强烈骚动的局面，囊括海外的民运人士，也不指望中国经过暴力骚动扭转旧体制。可是像往常这样展开下去，到社会心情无奈承受的时分，不能预料会发作什么事。”

咱们聚精会神地接续听老人说：“中国当时有一个历史机遇，中国只需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变革，就是邓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需邓小平有这个才干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变革，邓小平是下决计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展开经济。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咱们经济展开了，咱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气，咱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指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同事这么多年，经济变革他很撒手，你想怎样改就怎样改。但关于政治体制变革，他很警惕。后来时常援用他的一次对于政治体制变革的讲话，就是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大好人也要变坏的那个讲话，不知是在哪个场所讲的，我没有听到。他似乎以后也不再这样讲。

邓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爱探讨，他喜爱高度集权，以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时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苏联收兵阿富汗。他说，政治局开个会，第二天就收兵了！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谁是政府？总统是政府？国会是政府？议会是政府？谁说了也不算，一个事翻来复去探讨半天也决议不了。

邓小平喜爱说‘点头’，他常说，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点头’！他不喜爱探讨，后来也拥护争执姓资姓社。

他不喜爱权益疏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分，他打电话来尤其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义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变革计划，他大略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以为，他指望共产党强大，他对政治体制变革没有构想。即使想过变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分裂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以为不能搞了。”

我问：“指导人假如好，那中国就好，假如不好呢？把国度的命运交给几个人，这不是很冒险吗？我是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单一，不是很风险吗？”

“所以他很留神接班人。”老人说。我不想探讨接班人问题，太敏感。

我接着问：“那个时分邓家也有人到美国留学了，没跟他引见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吗？”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政治小说《遗言》，里面描画了邓的子女和父辈探讨各种体制的情形。

老爷子依然很细心肠回答我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时分出国的人还没意识到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邓小平不喜爱聊天，他不爱谈话。”我说，这从他子女对他的回顾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爱聊天，海阔天空，无际无边，兴许让听的人云里雾里恍恍惚惚，可是他爱聊。邓小平不爱谈话，他意志坚决，性格刚强，然而他不想搞政治体制变革。往常就更难了。”

这时分我问：“假如不发作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变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为什么？”

他好一阵没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问你为什么不能，你还没回答呢！”

老爷子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度，那么宏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再接续问“实力”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考虑着说：“我会搞开通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展开，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流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域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共产党指导下的多党协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留神过，不时到往常都是说‘共产党指导的多党协作’。”

五军插话说：“‘指导’和‘指导下’有区别吗？”

老人有点自嘲地说：“唉，也是文字游戏吧。但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去掉这个‘下’字，示意各政党之间是对等的。改这个字的时分没作解释，没炒作，改就改了。假如解释一下，兴许还改不了。记得一天清晨，当时在人大工作的邓小平的女儿给鲍彤打电话说，咱们家老爷子对展开民主党派的话是轻易说说的，不能当真，可别写进报告。邓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动的。”他的声音显显露一种沉着的自信。

我说：“假如缓慢变革，保守派会责备你变革不到位，激进派会袭击你改乱了。”

老爷子说：“是的，所以说，我没有实力呀！”

我问：“那个时分你们体改委有没有一个变革蓝图呢？比方说，那几年咱们的报纸上就探讨过国体、政体的问题，我就很想知道地方对未来的国度有什么想象，五十年后国度体制是什么样，八十年后什么样？”

老爷子说：“没想得那么远，很难制定工夫表。中国的变革只能一步步走，边扭转看。”

话题说到指导人和国度的关系。老爷子说：“毛主席对国度展开是有想法的，他想树立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艳羡苏联的经济展开，但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充化，构成国内的恐惧气氛，他是拥护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指望树立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和风细雨的阶层奋斗已通过去了，以后要微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实在想法。当时苏联以为咱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改主义呀！”

这和我对毛泽东的意识有不同，我说：“毛泽东不是自己都说是阳谋吗？”

老爷子说：“那是后来的遁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比比皆是，有的很尖利，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地方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预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诡计’，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还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赞成见。

当然，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乱了。”

他挥挥手：“唉，往常说这些没意义了。”

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是政治体制变革。

“苏联赫鲁晓夫是想变革的，但机会不好，太早。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很值得钻研。他先搞总统制，以总统的身份搞变革，不是以共产党指导人的身份，就和共产党有区别了。苏联先搞政治体制变革，只管往常问题很多，然而以后会有很大的展开，俄罗斯是有指望的。很明显的是，只管有困难，谁也不违心回到过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爷子按照自己的思绪说：“变革构成苏联解体，这是往常对戈尔巴乔夫变革最大的非议，是责备最多的问题。”

我插话说：“苏联的民族矛盾本来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国的体制也是相对松懈的，苏联解体很难避免。”

老爷子说：“是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呀，假如开通一点的话，早该让他们独立了。然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很早就归属俄国，假如解决得好，是不该分别进来的。苏联的萨哈罗夫还是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已经写过一个建议，假如按照他的思绪，苏联的变革可能步子会更稳一点，社会骚动会小一些。”

他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国和现独联体国度的过去和现状……这些话题远远超越了我的学识，我曾经跟不上他的思路了。看看对面的挂钟，曾经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谈话，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辞。

我和老爷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安康，愿他多保重。临别时他说：“咱们今天只是轻易聊聊啊。”我说：“你释怀，我知道。”我到后院探访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曾经双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风，头脑时而清楚时而懵懂。但她还能清楚地说出咱们家人的名字，这让我和妞妞快乐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宁静。我没想到老爷子能和我讲述这么宏观的政治问题。快慰的是，幽禁生涯并没能禁锢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85 岁的老人思想明晰，反馈麻利。我深信在他那聪慧的头脑中未必还有许许多多对中国未来的思索，它们该当留给中国人民。我还有机遇凝听到它们吗？

三个月过去了。由于种种起因，我没有再见到这位老人。然而和他的子女坚持着交往。老人的病情展开很快，往常曾经24小时都须要吸氧了。他的儿子通知我，8月中的一天，大概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赵家子女对老人的生涯治理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时常断电不能保障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地方办公厅的副主任到富强胡同探访了老人。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老人听来人说过应酬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照实转上去，照实！由于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

我要说，我曾经被幽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接续下去，就是一生幽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岁寿辰。我祝愿他安康，祝愿他长命。可上苍留给他的工夫还有多少？留给当局的工夫又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