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警告金日成：你若如此中朝断交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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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警告金日成：你若如此中朝断交 图
中韩建交后，金日成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
1961年7月11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图为周恩来(左)与金日成互换文本
选择了朝鲜，似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唯一选择。可是，世易时移，天下大变。中韩建交二十年了。
1992年前，韩国这个字眼对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
韩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一开始是不承认的，在朝鲜战争中说韩国军队总是加上“伪”字。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中韩两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更没有任何往来。中韩两国代表在国际多边场合碰面，就像仇人般互相仇视对方。即使两国多么不友好，建立外交关系却是历史大势所趋，但在期间却受到了重重阻碍。
中共领导人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和南朝鲜建立任何关系。而且在内部也说，中国跟南朝鲜是不会建交，不会发展关系的。中共领导人见其他国家领导人互相握手、互相问候、十分热情，但是见了韩国领导人就不同了，两国领导人既不握手，也不寒喧，当做视而不见，感情十分冷淡，朝鲜对此则满心欢喜，说中共真够意思。
中国举办国际会议、体育比赛等重大活动时，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拒绝南朝鲜派人或者运动员来参加，即使要来也不给发签证。同样，韩国举办的重大活动、多边国际活动中国也是不主动参加的。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当南朝鲜代表发言时，中国代表团退席以示不满，根本不听南朝鲜代表发言。然而，这种僵硬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改变，两国为了长久地发展，为两国成功建交默默地努力。
中国与韩国建交势在必行。中国改革开放，不仅需要扩大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也需要韩国参与。韩国当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上影响较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近一百个国家和南北朝鲜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承认南北朝鲜的存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潮流，中国的半岛政策必须发生转变，应该和周边国家建立好外交关系，才能使国家不断变强，实现地区稳定。
但是，台湾问题和朝鲜关系问题，也是中韩建交的最大问题。
1986年，邓小平表达出与韩国建交的愿望：“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想要举办亚运会，这个愿望也是每个国人的愿望，中国十分看重这件事，亚洲许多国家也对中国寄予厚望，但亚奥理事会对申办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想申办成功，就必须保证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能派代表团参加。韩国是亚奥理事会的成员，运动水平较高，但中国与韩国一直不来往，这成为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重大障碍。
1983年8月23日，当北京正式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时，中共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写信给亚奥理事会主席表示，如北京申办成功，将保证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参加北京亚运会。
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时，朝鲜来了，韩国也来了。朝鲜和韩国同时派出了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参加，为中韩进一步发展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北京亚运会组织者之一伍绍祖回忆：“在亚运会开幕式的场地上，韩国和朝鲜都派出了运动员参加，之前，组织方还是担心，害怕这两个政治敌对的国家的运动员，在现场发生纠纷，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他们在现场看到的却是朝鲜运动员和韩国运动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场景也很难不让人唏嘘感慨。”
这预示着长期互不承认，互不来往的中韩关系发生了改变。不过，中韩改善关系还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也是中韩建交的一大阻碍，它不仅牵扯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而且也牵扯到韩国与台湾的关系，即使有重重阻碍，但韩国高层已经看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
在发展双边关系上，韩国比中国更早地想要改善关系。在1973年7月23日这一天，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一个政策演说，首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门户开放。
在申办亚运会之前，一个偶然事件，意外地促进了中韩关系的友好发展。1983年5月5号，中国意外的发生了劫机事件。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劫持民航客机，准备逃亡台湾，为自己找到一个避风港。在途经韩国上空时遇到不测，被迫降落在韩国的春川机场。中国得知此事，马上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交涉、协商，争取把飞机、旅客和劫机犯都要回来。
在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加快了建立外交的速度。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发生这种突然事件一般是很难处理的，更何况是在短时期内要回飞机、旅客、劫机犯等。5月5号发生的劫机事件，5月9号就都完全回来了，不过劫机犯被韩国交给了台湾。但是通过这一事件，表明了韩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非常希望与中国尽快改善关系。
卢泰愚曾把韩中建交作为总统大选的重要的承诺。1987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后发表了一个“北方政策”，即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提出只有这样做，才能促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缓和。并多次向中国发出信号，只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89年5月，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指示，成立了全权负责韩国相关政策的“南朝鲜领导小组”。
“南朝鲜领导小组”里的成员都十分重要。例如，小组组长由田纪云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担任;军方的实力派人物叶剑英的儿子岳枫;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现役军人等。
1991年，朝鲜半岛的一次重大变化，使中韩两国进一步靠近。这年9月，第46届联合国大会要讨论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中国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做出了重大的决策。
到1991年，世界上同时和朝鲜、韩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超过了100多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意志。两个国家在国际上都是主权国家，在其它国家都驻有韩国大使。而且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韩国愿意单独参加或者与朝鲜同时参加。
之前，中国是非常反对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一直支持朝鲜参加联合国，百般阻挠韩国的加入。而此时，中国如果固执不与韩国建交，外交策略不发生改变，那么就会被亚洲其它国家孤立，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1991年5月，李鹏总理去朝鲜进行了访问，无非是交代清楚与韩国建交的可能，希望理解，不想得罪老朋友。过了几天之后，朝鲜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表明赞成南北双方共同加入联合国。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和韩国建交的趋势也就更加成为必然了。11月，钱其琛外长到汉城去参加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卢泰愚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见了钱其琛，明确提出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建交过程中，中国则一直要求韩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断绝与台湾所有的正式关系，统一归还台湾财产等。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看准时机，抓住机会，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商议最终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7月15日，还是钱其琛外长，他秘密前往平壤，重要使命是转达江泽民给金日成的口信，告之中国即将和韩国建交。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但是这次有所不同，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钱其琛的只有朝鲜当时的外交部长金永南。
见到金日成，钱其琛外长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机已成熟，现特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据说，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后说：“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金日成起身要走，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忙起身离座，金日成与钱外长握手告别。
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议，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据这次小组成员之一的张庭延说：“这是我参加过的历次会见中金日成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照。”
据说，金日成后来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
由于中韩建交，中国和朝鲜带来了很多恩怨，很显然，朝鲜对中韩建交表示不满。林锡星在《朝核危机的背后》说：“当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外国新闻中获悉中韩建交的消息时，气得脸都发青，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
《中国和朝鲜的恩怨》里说：“中韩建交对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消除学潮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