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腹汪东兴回忆录中庐山会议惊天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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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心腹汪东兴回忆录中庐山会议惊天谎言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从1947年直至毛泽东去世，汪东兴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毛泽东晚年的心腹之一。汪东兴亲历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政治斗争的全过程。由于目前文革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亲历者的回忆录就显得尤为珍贵，加之汪东兴的特殊身份，2004年出版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书引发文革史爱好者的关注。一篇作者署名为“仰天长啸”的长文《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就对汪东兴这部书中种种有悖于史实的“回忆”加以批驳。

　

　　1947年9月25日，毛泽东（左一）与汪东兴（左三）、廖志高于陕北佳县神泉堡合影

　　我们拜读了汪东兴的大作《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读后，大为吃惊、大失所望。在汪书的前言中，谈到了写书的目的：“我亲历了这次会议〔1〕的前后过程…我把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对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是，汪书到处是假话。揭穿汪东兴的假话，就是本文的责任。
　　汪书中的首页题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实际上，汪东兴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把人们的思想再禁锢到“两个凡是”的枷锁之中。该书没有“实事求是”；该书没有“正确的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该书没有揭露江青、康生、“四人帮”一伙的错误和罪行。
　　汪书绝不是当今“研究历史，总结、提高”的着作，他的大作倒像是三十几年前的文革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隆重推出的着作。汪书写到：“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错误的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汪书第3页）。读后，感到汪东兴的调子比任何人都高！“天才地”换成“罕见的”，“无以伦比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汪书第4页）；同时，汪书也用了毛泽东主席曾删掉过的、引起争论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
　　我们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育了许多的历史伟人，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伟人绝不像汪东兴所言是“罕见的”，“无与伦比的”，而是群星灿烂的。
　　关于“路线斗争”和“反革命”
　　汪书的一开头就如雷贯耳地给“读者”一点“参考价值”――“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不知道汪东兴是装糊涂，还是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评述和提法是错误的，这种提法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该《决议》后，早已不成立了。至少与彭德怀、与刘少奇的两次斗争不成立了；至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对这些革命先驱和资深的革命者的功过是非必须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概扣上路线斗争的帽子是有害的。
　　汪东兴所谈及的，所谓毛泽东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究竟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么，林彪在文革中的“反革命”，岂不就是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文革的动乱和浩劫吗？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经常由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高举着）。那么，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岂不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的错误路线吗？
　　在文革初期，林就不想介入毛、刘之间斗争的，林是被毛生拉硬拽拖入文革的。不管当时林是得已还是不得已，他是拥护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是拥护了毛泽东反对刘、邓路线的，这一点林彪和周恩来、朱德等人是一致的，和党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毛泽东的重大决策都是信任的，对毛泽东本人也是非常地敬重。
　　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做法感到不安，尤其是毛泽东已经公开地站在党中央之上了，置党的集体领导于不顾；毛泽东也已经公开地站在国家之上了，置国家宪法和国家机构于不顾。全党、全军、全国的一切工作，只信任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少数人，中央文革只听命于毛泽东一个人，用“打倒一切”的手段，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来搞文化大革命，一切国家机器被全部打烂、或形同虚设。
　　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形成的领袖地位，对毛泽东的很多错误做法，绝大多数老干部敢怒不敢言，敢忧不敢言。林彪算是敢顶毛的，但也只能从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打、砸、抢”，反对“造反派”，抵制和削弱中央文革入手。林彪最终得罪了毛泽东，得罪了江青。虽然，林彪在文革初期，也支持过毛，拥护过毛，颂扬过毛，用过“极左”的语言。但“党的”文化大革命，被毛变成“毛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越搞越离谱，甚至在广大干部被揪斗，到处被砸烂，到处在夺权，全国一片混乱时，毛泽东竟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在一起，提议“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2〕！”……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林彪也越来越不赞成毛在文革中的不少做法了。
　　党的“九大”以后，虽然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已写进党章，但毛内心深处并没有想把“班”真正交给林彪（如果毛有真心，让林当个国家主席又何足挂齿）。毛时不时地想着张春桥，也没有忘记一张牵制林的牌――邓小平。毛是政治大家，对谁都未必有真心，一切都要从政治利用考虑。虽然毛对刘少奇的斗争胜利了，但毛对林来说，只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让林掌管的解放军为他保驾护航而已。将来是否真的把班交给林彪，毛泽东是有考虑的：从保住文革成果来看，林彪显然不如江青、张春桥适合，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林彪并不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因此，九大以后毛对林早就另有打算：先削弱林彪，搞一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事（四个伟大讨嫌啦，圈掉三个副词啦，缔造为什么不能指挥啦，一句不顶一万句啦，不一而足），再引其就范、逼其造反，寻机扳倒林彪。这就是毛泽东的天机。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实际上一下山就开始“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从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一个会接一个会地批判，甚至让毛远新抛出九届二中全会有“未遂政变”的大炸弹。林彪也不是等闲之辈，林没有象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屈尊于毛，“深刻检讨”，“或辞去职务，或解甲归田”，“回老家种地”。林就是不满足毛泽东让林彪低头的“强烈愿望”。毛破釜沉舟了，七一年八月中旬，亲自驱驾外地，煽风游说，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在考虑林彪问题时，是以毛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能制胜为原则，人为发难，制造不少谎言，已经远离党内正常生活和党性原则了（不少资深的老同志，对毛很了解。在五九年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说：“主席整人很厉害，主席对人也使用些‘权术’〔3〕”）。林被逼入绝境，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对“亲密战友”相煎太急，引发出了一场恶果。
　　周恩来总理的方式则不同，他宁愿消耗自己，通过大量的心血，大量的迂回，把工作做的既不得罪毛泽东、江青，也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周恩来曾发出“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这些感人肺腑的哀鸣。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坚持文革中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是林彪最终要与毛分决裂，所有有正气的老干部最终都会与毛分道扬镳的。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
　　因抓江青、张春桥一伙立有大功的，正是当年在庐山会议以后，不断向毛泽东痛哭流涕、检讨求饶、“转变比较快”，“对问题认识很好的”（汪书第63页）汪东兴！这真是对毛莫大的讽刺。
　　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错误处理以及支持、迁就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明明白白冤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人，毛在“九·一三”之后利用在军内已被整肃的反党乱军、造反夺权的“三种人”的怨恨情绪，汇合地方造反派，对刘少奇、林彪两个“骗子”大张挞伐。使地方老干部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使解放军数以万计的干部又重新惨遭迫害。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重要一部分。在文革结束并被彻底否定之后，应该被清理的是“四人帮”支持的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
　　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所谓刘少奇“集团”，这样，在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绝大部分主要领导干部被打倒；毛泽东又打到了所谓林彪“集团”，这样，在军队工作的、甚至很多是毛泽东自己麾下的大部分优秀干部也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后，他又开始“用”邓小平。但是，邓只“安分”了不久，就开始与江青斗。毛泽东又用整治林彪时同样的口实：反江青、张春桥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毛泽东。毛又一次支持了江青，并使邓又一次失败，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总之，在文革中，毛泽东把反对他的人都打倒了，把拥护他的人也都打倒了。最终，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自叹“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4〕，他的队伍仅仅剩下中央文革几个“秀才”、造反派、秘书、护士、亲属，……看来伟大领袖真是有点可悲，他认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离开人世。
　　毛的“两个凡是”和当时的政治状况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凡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最高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还振振有词地说过“阶级敌人为其本性所决定，七八年就要跳出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人们掐着指头一算，可不是吗，彭德怀五九年跳出来，刘少奇六六年跳出来，林彪七一年跳出来，邓小平七六年跳出来；毛主席真是洞察一切啊！当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被欺骗境况之中。
　　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去的时候：
　　――刘少奇仍是“叛徒、工贼、内奸”。其实，早在六九年十一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惨害而死于开封。
　　――邓小平“右倾翻案”，又一次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陶铸定为“叛徒”，定为文革中最大的“保皇派”。六九年十一月惨死安徽。
　　――彭德怀元帅被长期监禁，屡遭毒打、揪斗而惨死，七四年十一月，骨灰在成都化名为王川而弃世。
　　――贺龙元帅身陷囹圄，六九年六月含冤而死。
　　――揪出彭、罗、陆、杨仍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张闻天仍在流放，治病不许回北京，七六年七月，最终冤死江苏无锡市。
　　――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仍在关押。他们满含悲愤，承受着比当年国民党监狱还难以承受的煎熬。
　　――“内蒙内人党乌兰夫案”，“新疆叛徒集团马明方案”，仍然毫无松动，七四年八月，马明方已冤死狱中。
　　――诸多的省长、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以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等都在案审查，都在打倒、靠边、关卫戍区、蹲牛棚、上干校之列，难以解放甚至难以自由。
　　――诸多的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仍在蒙冤受辱。
　　以上这些恶果，都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两个凡是”造成的。可此时的林彪早已化成五年寒骨，但这些冤案却无一解决。责任究竟在谁？！事情明摆着嘛！难道还由死去五年的林彪负责吗？
　　1971年8月毛泽东突然南巡，公开指责林彪，其行径其实就是公开分裂党。他当时提出“三要，三不要〔5〕”，三不要的事，毛泽东自己全做了。把林彪逼得仰天长啸、无可奈何；迫使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林立果，迫使不愿蹈刘少奇、彭德怀前车之辙的林立果，裹胁老父踏上了不归之路。林彪的一生功名从此全部化为乌有，以“叛徒卖国贼”的沉重代价，真正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九一三”以后说：“林彪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这样的结局，就可以让毛泽东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统统推给林彪，把一切屎盆子统统扣到林彪头上。
　　与此同时，以江青为首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仅仅是受到毛泽东一点的批评，而在毛死后仅仅一个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震天怒吼，彻底粉碎“四人帮”相比，毛泽东的的确确是相形见绌，与全国人民的心愿反差太大了。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毛阴阳怪气地批评江青几句，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让大家消消气而已。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满不在乎的讲江青的“坏话”，都是要整治老干部的“托”。“刘、邓、陶”如此，“彭、罗、陆、杨”如此，“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邓小平也如此。
　　毛泽东至死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三分缺点还是别人的。毛泽东绝不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76年6月，毛泽东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干错了，被彻底否定了。
　　总之，林彪死后，毛泽东生前留下的应该彻底解决问题，异常繁多。重大问题，无一解决。
　　汪东兴其人
　　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共产党和人民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和教训，已经有所醒悟了，至少已经跨越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及他生前所犯的错误。可是，汪东兴却不甘寂寞，他以歌颂毛泽东反对林彪为幌子，以批判黄、吴、李、邱为掩饰，来衬托他以往的“风光好势”，来炫耀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来坚持“两个凡是”，来坚持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迁罪塞责，也为自己开脱大错大罪，这么做难道不是太过太虚伪了吗？汪东兴至今仍然把毛泽东说过的话都视为绝对真理，去判断事非，去抨击林彪，去欺骗他人。汪东兴以“亲身经历”为幌子，公开说谎！
　　至于汪东兴本人，其实是不足挂齿的。“两个凡是”早就不灵光了，如今还拿“两个凡是”练什么？共产党和人民从来就没把你看得那么重（你当选党的副主席凭的是什么？是战功？是政绩？还是服侍过毛泽东？）你还故弄玄虚，自做多情干什么？甚至世人都贬称你为“家奴”了，很多党内老干部都鄙视你，唾弃你，你还煞有介事，道貌岸然地表演一番干什么？！你就是因为“两个凡是”下了台，怎么又把“两个凡是”抬出来了？！
　　不客气地说，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政治内容”也是相当可以的。
　　第一：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幸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整个十年动乱，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从毛泽东的鞍前马后，变成党的副主席。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杨、余、傅”，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搞清理阶级队伍，搞“五七”干校，等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两个凡是”，汪东兴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在每个资深的老干部落难之处，被赶出中南海之时，几乎都有汪东兴的“辛劳”，汪东兴始终是和毛泽东的这些重大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陶铸、曾志、谭震林、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么被赶出中南海的？你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南海的大管家要负什么责任？邓小平、谭震林等同志的家物被几个卡车拉出中南海，在几间破房子堆起来，子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你又要负什么责任？用欺骗手段，把王光美抓出中南海批斗，你又要负什么责任？（汪东兴曾异常得意，唾星四溅地讲他是怎么抓王光美，怎么把刘少奇都耍弄了的情景，人们仍记忆犹新）。留在中南海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畅、陈云、董必武等受怠慢，受冷落，你汪东兴又要负什么责任？
　　1970年，在京的一些老干部疏散离京，哪里是林彪搞的？！这是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落实的。老干部有气往汪东兴身上撒，没错！你汪东兴在文革中什么坏事没沾过？！
　　第二：在林彪反对江青祸国殃民，专横跋扈，反对中央文革奸佞擅权的斗争中，汪东兴也曾经是一个叶群分子。在文革初期，汪东兴是有实权的，是春风得意的。汪为了巴结叶群，多次把毛泽东不愿让林彪知道的事告诉毛家湾，“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就更积极地开始向林彪、向军委办事组、向黄、吴、叶、李、邱靠拢，常到三座门胡吹乱侃，甚至约到汪家密谈。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邱（品味实在不够高）。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请到汪东兴家里来“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大家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说：完全是两回事！（现在看来，黄、吴、李、邱上了汪的大当！实际上毛和江是“一回事”。后来，毛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就是指的汪东兴。）汪说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也有短，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反对的，也有默认的。江青要反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苏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林立果与汪东兴一唱一和，林戏称：苏联的“司机”（谐音）批什么劲的，在座的哄堂大笑。汪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又滑胆子又小。张春桥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生病时，黄、吴、李、邱多次去看他，这本是老同志之间的互相关心，汪东兴竟感激涕零！并心领神会地“向叶主任问好”，“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诋毁毛主席“看我没用了，不要我了”。
　　“九一三”以后，黄、吴、李、邱都已倒台。到一九七五年，毛泽东还健在时，“胡乔木就曾在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向汪说，江青他们有野心，……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东兴回答说搞一个人不行（亦即要连窝端）〔6〕。”请问汪东兴，你的“革命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呢？！
　　综上所述，汪东兴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本钱去抨击别人。与其说抨击别人，还不如冷静反省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在华北组慷慨激昂地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大讲要设国家主席，要揪人，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他想投靠林彪的必然结果，根本不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九届二中全会的真相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东兴是随从毛泽东到达九江的，当他见到吴、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意气风发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7〕？”汪东兴发动完“群众”，就随毛主席上山了。
　　林彪、周恩来是八月二十日上山的。北京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253人，也都先后上山了。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中，李作鹏、邱会作是八月二十一日到庐山的。中央决定黄永胜镇守北京，负责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纪登奎协助）。吴法宪负责接送到会人员，忙碌在九江机场。
　　为了在会议期间工作方便，汪东兴把尽地主之谊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8〕”文道宏在22日一清早就去告诉了程世清。这时，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没开，23日的开幕式还没有举行，林彪还没有讲话，汪东兴的劲头这么大，这种劲头是从哪里来的？
　　8月22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泽东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还专门讨论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是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都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的一元化领导）。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9〕。”毛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这对毛泽东主席是当头一棒，他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的大将、江青的“师爷”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10〕”。毛泽东还威胁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毛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我不管中央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就要站在党之上。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分裂党。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11〕。”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谆谆教导”。
　　常委会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不当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结果？或者没有结果？都尚不得知。
　　汪书中很大篇幅是讲“设国家主席”问题的，在汪书第32－35页介绍了这次常委会的“内容”，汪还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作记录（汪书第31页）。可是，汪书在介绍8月22日常委会内容时，回忆了不少鸡毛蒜皮的话，偏偏把常委会中的最重要内容，即各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给删掉了！这是怎么在写书啊！？别人“画龙点睛”，你却“画龙挖睛”。难道你就这么“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对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吗！？。
　　当天晚上（22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的召集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为各大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周总理让汪东兴作补充（汪书第35页）。周说：“明天下午3时全会开幕，会议从24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去参加小组会，身体不好的，要注意休息，其余的人，在会议之余，也要注意休息。”吴法宪带头说：“我们最希望总理能好好休息一下”。此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拥护吴的建议。
　　汪东兴毕竟浅薄，做“服务人员”也许可以，作“大官”并不太入道。他在补充中说：“主席请林副主席讲形势，说讲问题的〔12〕面可以讲宽一点；主席还让有些人把过去讲过的话，在会上适当的时候讲清楚”。毛主席后一句话指的是江青攻击周总理一事，汪东兴竟然给“补充”出来了。当时，康生听了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路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8月22日晚，陈伯达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实际上，林彪是想在会上讲话了。
　　8月23日下午近4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开始前，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在后台休息室集合，毛、林在另一个房间单独谈话〔13〕。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些情况。前些天，张春桥在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时，与吴法宪多有争论，张春桥还曾阴阳怪气地说过：“说毛主席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毛主席的一种讽刺。”（张春桥哪有这个胆子！？这只不过是毛的授意而已。）对毛主席评价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当时党的副主席林彪提出来的，显然张春桥这种说攻击了林彪。林听后十分生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说，要在会上讲一讲，毛同意了，但说不要点名〔14〕。
　　毛泽东和林彪谈话时，叶群在门外走廊上溜达，为了防止江青闯进去，从而干扰毛、林谈话的进行。当时，毛的秘书高必成，林的秘书于运深，也在门外等候，他们都知道毛、林在一起谈了近四十分钟。开会时间到了，汪东兴一看，毛、林还未出来，就赶到休息室问总理，总理说：“主席和副帅还在谈话，再等一会吧。”
　　全会原定3点开幕，拖到近4点才开始，毛、林微笑着从房间出来，周、陈、康随其后，走向会场主席台。
　　全会由毛泽东主席主持。毛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会”。然后他向左右看了一下说：“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九一三”后，毛泽东竟说林彪不经请示，擅自发言。这是谎言！这是毛发难的开端。林非常不满，直到1970年3月底周恩来去北戴河看望林，林还对总理讲，他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15〕。）
　　林彪在会上讲了话，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林彪的讲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讲修改宪法的，一个讲坚持天才的观点。林在讲话中也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
　　林彪讲到：“……这个会和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影响的。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定下来非常好，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大家所知道，毛主席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还是起作用的。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都高，是有创造的。不但在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哪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起码的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和在国际上这样的威望，这个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几十年来的这种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林彪不仅是一流的军事家，也是一流的政治家（尽管他最后惨败在毛泽东手下）。林彪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出张春桥的名，但已经起到了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心惊胆颤，几乎是全体中央委员为之振奋的作用。林彪结束报告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的掌声。散会后，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委员许世友、陈锡联、叶剑英走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16〕〔17〕。
　　其实，讲“天才”也好，不讲“天才”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林彪抓住了战机，想再一次打击削弱祸国殃民的中央文革，打击和削弱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总头目。在当时的情况下，打击江青是不具备条件的，但打击张春桥应该是胜券在握的。
　　林彪讲完话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在发言中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在宪法中）就不设了〔18〕”
　　人人皆知，康生在老谋深算、老奸巨滑方面，是拿莫温！如果，毛主席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康生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康生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在大会上宣称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呢？
　　毛谎称“林彪哪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汪书第152页）”，那么，康生的讲话同毛商量了吗？！如果没有商量，康生应是第一“大罪”，因为，康竟把毛最不愿意的事――“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大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宣布，但毛若无其事；如果康同毛商量过，康无错，林更无错，但毛抓住林不放。况且，在庐山调门最高的、煽动、串联最多的是“毛的人”汪东兴，炮火连天的地方是“毛的朋友”许世友的华东组。吴、叶、李、邱只讲了“三个副词”，宣读了陈伯达所搞的，汪东兴给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只要细想庐山前后的事，毛的话在很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
　　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却说，康生没有发言（见汪书第38页）。那么，究竟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真呢？还是汪东兴为真呢？如果汪东兴连8月22日的常委会关于四个常委提议设国家主席的内容，8月23日康生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内容，都“不愿意”回忆起来，那你写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汪书中还说，林彪讲话时，“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如果康生真的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了，他反感林副主席的讲话，那为什么在林彪讲完话之后，康生又如此讲了一通呢！？康生的神态，都让你这个“警卫员水平”的人看出来了，那他还叫康生！？别无解释，就是汪东兴说谎。
　　林彪想拿掉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这个造反夺权、祸国殃民的大造反派，这样继打倒王、关、戚以后，就能进一步削弱中央文革，使江青又失去一个高参，就能相当程度地遏制和纠正他们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实为“极左”路线）的实施，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气氛就能降温。另外，林彪和周恩来都知道张春桥是个叛徒、特务〔19〕，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也知道）。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化名狄克，写反动文章攻击共产党、攻击鲁迅及社会进步力量。曾担任周恩来副官的龙飞虎将军的女儿龙书霞等人揭发了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和反动反共的前科，《红旗》杂志记者上报了中央，毛泽东得知后不以为然，实际上包庇了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张春桥的罪恶历史）。林彪想拿掉张春桥，走这一步，真正是代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正确的。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只有五个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张春桥是政治局委员，他也坐在台下第一排。林副主席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出张春桥的名，但张春桥已经“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吓的他魂都飞了，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烟都掉在地上了。看来林彪镇邪还是有威力的。邱会作与张春桥邻座，他两人从来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以钱信莎为司令的反解放军、反总后党委的造反派是支持张春桥六七年搞上海“一月风暴”，向上海市委夺权的，张春桥是支持他们反总后党委的。张春桥也支持上海警备区的军内“造反派”造南京军区党委的反〔20〕。）此时，张春桥实在是不知所措，竟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递给邱会作，说：“老邱，请抽烟！”邱感到好笑又莫名其妙，因为邱不会吸烟。
　　如果毛泽东主席能支持林彪的意见，拿下张春桥并限制江青的权力，让江青今后尽量少出头露面，甚至不出头露面，让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做好，那么历史又改写了，十年动乱，也只能乱五年了。这是林彪未酬的功绩。
　　在汪书中，介绍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的情况，遗憾的是，又是假话连篇。请看汪东兴是怎么说：“林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汪书第36页）。林彪要讲话，毛泽东同意林讲话，但毛泽东不知道林的讲话内容，林彪讲话中批评人又不点名，党的最高级会议，中央全会，成了打哑谜，能说得通吗？事实上，毛同意林讲话，毛知道林的讲话内容，毛叮咛林不要点名。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原定于8月23日下午3时开幕，正是因为林向毛报告了张春桥的情况延误了一些时间，开幕式拖延到近4点才开幕，汪东兴在书中又说谎“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汪书第38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笔误，而是重要的修改。汪东兴把毛、林交谈，林向毛汇报，毛同意林讲话，但不要点名的“时间”和“机会”挤掉了。制造了毛不知道要林讲话的假相。
　　对于林彪的讲话，“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越听越不耐烦，明显的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汪书第38页）。请看看汪东兴书中介绍的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内容，又有什么值得毛主席越来越不耐烦，又有什么能引起周总理“表现出着急的神态呢”？！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极有政治经验和政治涵养的革命家，他们怎么能够喜形于色、怒形于色，他们怎么能坐在主席台上，面对二百五十多个中央委员，表现出如此不成熟、如此毛毛糙糙呢？既然周总理“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会后要求再放林彪录音时，周总理这个非常谨慎、非常周到的人，怎么立即就同意了呢？录音不但放了，周总理还让放了两遍，听录音的会议还是由汪东兴主持的（汪书第39页）。你汪东兴这么有眼力见，把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康生对林彪讲时的神态看的这么清、揣摩的这么透，那么，在小组会上，绝对不会发言的就是你汪东兴了！你怎么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还慷慨激昂的表示“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体中央委员中调门最高的一个！这又如何解释呢？看来你不是个精神病，就是个“搅屎棍”！你这不是明知故犯，你这不是添乱吗，你这不是害人吗？！其实开幕式后，与会者都走完了，汪东兴有意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一同缓缓退场。他们在一起侃大山，大家为林的讲话而振奋，为张春桥的丑态而大笑。
　　当天晚上九时许，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召集人都参加了。今天的会场上气氛就有变化了，一向趾高气扬的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跟江青一起往前坐，今天竟坐在后面；江青虽然坐在总理旁边，也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在会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随声附议。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讲话，哪有不学习、讨论之理。是汪东兴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提出再听林讲话录音的。汪东兴说，有人提出，林副主席的讲话有些地方没有听清，有些地方口音，希望再听听录音。吴法宪说：“对。我支持这个意见”。周总理也立即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也同意。汪谎称是吴法宪提出听录音的（汪书第38页）。
　　在会上，周到过人的周恩来还对张春桥说：“宪法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回答说：“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21〕”
　　第二天，听林彪讲话录音时，除毛、林没有来外，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个不漏。大家都非常认真听录音，揣摩林的讲话究竟指谁。连一贯搞特殊、自视高傲，从不参加集体活动的江青也来了，而且坐在第一排中央，竖着耳朵，非常认真地在听录音。
　　听完录音，叶群对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昨天晚上，总理交待张春桥把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准备好，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因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中，坚持了“天才的观点”，理论家陈伯达积极而又仓促地搞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从这几条语录的内容和“质量”来看，的的确确是陈伯达及陈伯达身边的工作人员临时凑起来的。其实，陈让秘书找的这几条语录“味”都不够浓，力量都不够重。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着作《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所作的序言中说“马克思是天才，而我们最多是能人，马克思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才是最有分量的一段语录，可陈伯达并没有选上。本来是临时凑起来的《语录》，毛泽东却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是“带着反党的炮弹上了山”。
　　关于打印陈伯达所搞的《语录》，汪书是这样写的：“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汪书第39页）。
　　汪东兴又说谎了，汪东兴打印的是25份，正因为汪东兴考虑“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才打印了25份，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25人〔22〕。汪东兴打好了语录，亲自给了吴法宪5份，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有人给汪东兴开玩笑说：“老汪呀，你搞的真快呀”，汪东兴甚为得意的说：“我管会务，我有办公厅嘛！方便得很。”由此可知，汪东兴通过对此事的态度和对陈伯达的支持，从而再一次表明对林彪讲话的支持了。而且，陈只让汪打印5份，即只提供常委用。汪没经陈同意就打印了25份并散发出去。这个责任是陈负呢？还是汪负呢？！
　　汪说：“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汪书第47页）。这又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当时是24日，包括你自己下午都在热烈地发言了（26日毛泽东才翻了脸，责令停止讨论），刚过几小时，你就封存伟大革命导师的《语录》干什么？！你下午安排打印《语录》，晚上又封存《语录》，你疯了？在同一页汪书写到“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吴、叶、李、邱、“有几个人”都是下午发的言。可是，“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分语录都全部封存了”，吴、叶、李、邱拿什么宣讲呢？毛泽东又何以给他们戴上“宣讲员”的桂冠呢？“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分语录都全部封存了”，“有几个人”又何能引用？！“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分语录都全部封存了”，那毛主席怎么知道有“语录”呢？后来“语录”又是怎么到毛主席手上的呢？“语录原稿和已印出来的20分语录都部封存了”，自然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了，那么，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陈伯达的《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这不是栽脏、陷害、造谣嘛！？请记住那个年代可没有复印机。
　　8月24日下午开始小组讨论，中央委员们听了林彪三次讲话（上午听了两遍录音），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纷纷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表示拥护设国家主席。
　　在华北组，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郭玉峰、刘子厚、陈毅、邝任农、彭绍辉、苏静、吴涛、吴忠、黄作珍、杨俊生、尤太忠、吕玉兰、王国蕃、李顺达、聂元梓等到会，大部分同志发了言。陈伯达、汪东兴到会参加讨论，在大家的要求下，陈伯达发了言。陈伯达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用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多年前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着作是天才的着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认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实践、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他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在陈伯达发言之后，汪东兴也发言了。在汪东兴明明知道“毛泽东主席讲了多次不设国家主席”，在汪东兴看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明显的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之后，发言了。汪东兴说：
　　“我完全拥护林彪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的好，用的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人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接见的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汪书第44页）。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看到此处，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汪东兴写的书是不是印错了？等到我们知道一点情况后，都感到：“汪东兴的发言及所做所为，除了用‘阴谋’二字外，没有第二个理由可以自圆其说”。
　　更有甚者，汪东兴发完言之后，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23〕〔24〕〔25〕〔22〕〔26〕（前几年，当我们拜访程世清同志，谈到此处时，他说：“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这话时，当时我就在场。”）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了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汪说：“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27〕”。
　　汪东兴的发言起到了群情激奋的巨大作用！你汪东兴何许人也？――天天在毛泽东身边听吆喝，绝对按照毛泽东旨意办事的人！于是乎，华北组的同志们就争先恐后的发言了〔28〕〔29〕。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各个小组的简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8月24日小组讨论的情况），编为大会的第六号简报。简报写到：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午、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的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汪东兴说：“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汪书第45页）。”上面就是华北组的简报的内容，一看就知道汪东兴在撒谎。如果中国共产党最高级的会议的简报，把不同人的发言都混在一起了，这可能吗？如果是这样，还有党史可言吗？不成了张冠李戴，胡编乱造吗？！
　　在东北组，陈锡联、曾绍山、周恩来、尉凤英、李素文、王进喜、王淮湘、潘复生、江拥辉、汪家道、张江霖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发言，他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30〕”。周恩来还就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前（7月18日），关于修改宪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修改后的宪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全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31〕。”
　　在华东组，许世友、杜平、韩先楚、杨得志、王震、陈云、张春桥、郭沫若、杨富珍（女）、袁升平、王效禹、吴大胜、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陈励耘、韦祖珍、彭冲、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程世清、南萍、马天水、王维国、陈敢峰、金祖敏出席会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会上发言中说：“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扞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要想林副主席那样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这些家伙天天喊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32〕……”。陈励耘在发言中指责中央文革反对解放军：“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些人还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33〕。”陈还没讲完，许世友又插话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连江青、张春桥的亲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会上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王洪文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34〕”。华东组发言非常热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要求“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张春桥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低头抽烟，一声不吭，都不敢抬头看一下是谁在发言谁在喊口号。散会以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追上许世友问道：“你会上指的是谁呀？”许说：“鳄鱼眼嘛！”韩又追问：“谁是鳄鱼眼？”许世友用手做成眼镜状放在眼前说：“上海那个带眼睛的”！韩先楚恍然大悟。
　　到了8月25日，许世友对张春桥的怒火未消，他拿着江苏小组给毛主席的信对韩先楚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一看是给毛主席的表态信，马上说：“他妈的！我也要给毛主席写信给他补一枪！”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知道后也给毛主席写了同样的信。（这几封信理所当然地到了大会会务组负责人汪东兴和王良恩（中办副主任）手中，王把信呈交周总理。除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林的信外，还有南萍、熊应堂……等等，不少人给毛、林写信，都是批判张春桥的。周看信过后，心中苦辣均有，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已经翻了脸，不愿这些同志遭殃，又想让林彪知道同志们的态度，所以，周经过深思把这三封信转给了叶群，并附条子叮嘱说：“到此为止。存你处”。事后叶群告吴、李、邱说：“我捡到三个险球。我一定要保住这三个司令。”
　　“九一三事”件后，在查抄林彪家时，查到了这三封信。毛泽东和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叫汪东兴严查。这种信要转到林彪处，要经过谁点头，汪东兴比谁都清楚！但是，汪东兴为了逃脱责任，一点也不为总理承担，反而对他的副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同志穷追猛打，实际上在加害周总理。王良恩是从南京军区调来的干部（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个年轻有为、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最后被汪东兴逼的含冤而死。王良恩宁死不愿意“供出”周总理。王良恩死后，汪东兴去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此事，毛也推的干净，当汪东兴离开时，毛泽东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欠一条人命！〔35〕”
　　在中南组，刘兴元、刘建勋、陈郁、董必武、张体学、丁盛、叶群、叶剑英、李作鹏、孔石泉、韦国清、任思忠、曾思玉、刘丰、华国锋、李震、于桑、江燮元、邱国光、王新、王六生、方铭、吴纯人、李化民、温玉成、阎仲川、耿起昌出席。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长李震和副部长于桑为了争先发言，争先对林彪的发言表忠心，竟然抢起话筒来〔36〕。
　　在西南组，张国华、梁兴初、周兴、兰亦农、张至秀、陈康、李大章、谢家祥、谭甫仁、天宝、刘结挺、鲁瑞林、邓华、张西挺、康健民、李再含、宝日勒岱、鲁大东、央宗等出席。吴法宪参加了西南组的讨论，吴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就是推翻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梁兴初将军的夫人任桂兰同志的回忆录《统领万岁军》里，也说到西南组的情况，吴是给自己的老战友梁兴初讲了“要设国家主席，一定要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哪有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林往哪里摆”的话。
　　在西北组，冼恒汉、张达志、邱会作、康生、邓颖超、粟裕、赛福鼎、皮定军、张秀川、李瑞山、胡炜、裴周玉、王恩茂、姚连蔚等出席。在西北组的发言中，康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康生同意设国家主席。康生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及时。原来我对宪法草案的事还有些担心，林副主席讲了话，我就放心了。”康生还说：“学习毛主席着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得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我们的榜样；第二种人是学得可以，用得不太好，我是这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学的用的都不好，我们党内这种人不算少。”
　　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在该组，由邓颖超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对设国家主席，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呢？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提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话音刚落，康生立即称赞邱会作“讲得好，发言水平高。”
　　会后，邓颖超把西北组发言的情况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饭后碰见邱会作，周说：“你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37〕。”
　　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同志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会上没有机会发言。“风云突变”之后，大家在检讨时，冼恒汉同志还坦诚地展示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我是在小组会上没有机会发言，如果我发言，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全体中央委员中，不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政军高级干部，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工农兵，不论是革命派还是造反派，在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除十几个人没有明确表态外，都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
　　不少中央委员们还联名或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董必武、李富春、蔡畅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签了名；连郭沫若、钱学森这些很负盛名的科学家都表示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这就是大会总的形势和概况。如果毛主席能够听听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全国人民的呼声就好了！但是，毛泽东不肯承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肯整治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反而听信他们的谗言，损害了党、损害了解放军、损害了共和国。不是林彪反党，不是陈伯达反党，而是毛泽东“反党”了！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犯的重要错误。（李作鹏将军访谈记录，1992年5月）
　　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住处，一见到主席，江青就面带沮丧地说：“主席呀！跟着你造反的人都快被他们打光了，他们要揪人呀！扞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人，你要保呀！反对春桥，实际上指我，本质上是对你主席来的呀！他们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呀！现在，各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接着，只听见扑通一声，张春桥、姚文元跪到毛主席脚下，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嚎啕大哭。这一精彩镜头也是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军委办事组的。汪东兴还幸灾乐祸地说：“这两个人使劲哭呀，眼泪、鼻涕把主席的裤子都弄脏了〔38〕〔39〕〔40〕。”
　　8月25日以前，汪与吴法宪、叶群等人天天通电话，通情况。25日汪东兴知道了主席态度，知道毛泽东一再追问六号简报一事，汪东兴有一点紧张，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说：“暂停电话联系”。试问，汪东兴是怕暴露自己，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25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会议，林彪接到通知坐车走后，叶群才知道。叶立即调车去追林彪。追上林彪的车后，车还没停稳，叶群因急于下车不慎摔了一跤，坐了个“屁股墩”，腿部也受了伤。叶对林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汪东兴是个什么分子？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是自愿的还是陈伯达煽动起来的？汪东兴真是不知趣，还写什么书抨击林彪，人们都感到吃惊又可笑，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汪东兴的人品也实在不高，不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还是在此之前，很多事都是你煽动起来的，“情绪”都是你挑起来的。在关键时刻，叶群还知道保护你这个朋友！你呢？近三十年以后，你不但不能事实求是地讲真话，还专门立说着书讲假话，打击别人。
　　毛泽东又在想什么呢？整个会议的情绪，整个会议的“革命浪潮”，林彪讲话的感召力，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震动。毛泽东有三个“没想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有意见，都对中央文革有意见，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蔑视、痛恨。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健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设国家主席，和他不设国家主席的意愿相对立。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林彪的威信这么高。
　　如果，毛泽东像打倒王、关、戚一样，打倒张春桥简直是小事一桩，就象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毛泽东可以打倒彭、罗、陆、杨，毛泽东可以打倒刘、邓、陶，毛泽东可以打倒贺龙，毛泽东可以打倒“杨、余、傅”，毛泽东还可以打倒“王、关、戚”，打倒一个张春桥又何足挂齿呢？可是毛主席偏偏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毛泽东听进了江青的话，听信了江青的话！他又支持了江青……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命运和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毛泽席又逆时代潮流而动，还美其名曰“反潮流”。这样，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一事，就显得严重了。
　　8月26日，毛主席下令，停止开会（其实毛泽东自己破坏了大会的日程，尔后就彻底破坏了大会的议事日程）。让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毛泽东立即召见了叶剑英，表示了他对叶剑英的重新信任……吹了一点风。
　　毛泽东又召见了一些容易顺从于他的人……吹了一点风。
　　毛泽东让江青给张春桥、姚文元打气，江青还几次到上海组串联、游说〔41〕。他们的地下活动远远比军委办事组多的多，如果说搞“宗派”他们更厉害。在当时的情况下，成败不在于谁有理，而在于毛支持谁。毛支持江青张春桥一伙。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此文是写在陈伯达编辑的《语录》四周空白处的，文中点名批判陈伯达。毛泽东已经决心拿掉林彪，只不过先拿陈伯达开刀而已。文中指出：这个“称天才”的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称天才”问题，“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又使出他的招数。在各小组发言的，很多人都比吴、叶、李、邱调门高的多，如汪东兴、陈伯达、陈毅、许世友、邓颖超、李富春、董必武、钱学森等人。毛泽东为了整林彪，牵强附会，把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和全体中央委员分割开来，把他们放在对立面上，实际上等于把林彪放在对立面上。尽管黄永胜并没有上山，并没有发言；尽管吴、李、邱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言，而且调子并不高，也没有提议设国家主席。第二步，毛让汪东兴做检查，以此来压吴、李、邱检讨，从而通过吴、李、邱的嘴，把林彪压出来。8月27日，汪东兴写了检查。设国家主席的风、揪张春桥的风，是汪东兴煽动起来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可是，汪的检讨很不象样，毛泽东却予以过关。第三步，毛泽东指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各小组会上揪住吴、李、邱不放，让其交代后台。毛无中生有地要制造一个反党集团来。五九年毛泽东整彭德怀也是这么干的。
　　8月27日，毛泽东与陈伯达谈话，康生参加了谈话，毛泽东大批天才论。更有甚者，毛泽东借指责陈伯达给林彪“扎针”，说陈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据陈伯达事后说，毛泽东一出此言，他脑子就懵了，这不是影射林副主席嘛。军事俱乐部是五九年毛泽东批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是在庐山又拿同样的话批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康生指责陈伯达说：“你陈伯达把自己绑在林副主席的战车上，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康生与陈伯达的谈话后，非常吃惊，他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搞严重了，要超过“二月逆流”。周立即找吴、李、邱谈话，周说；“主席的话，分量是相当重的，但主席是讲陈伯达的，和你们有区别，你们不要过虑，但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周恩来内心是支持林彪的。如果林能打倒张春桥，遏制住江青的狂妄，毛的极“左”路线受到削弱，国内形势会很快好转。但是，周恩来深知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如果毛在政治上支持了江青，是会不顾一切支持到底的。周尽了最大努力，力图不要把势态扩大。周总理因过度劳累而昏倒〔42〕。
　　周恩来明知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不满，他仍然希望将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印发全会。在已经休会的8月26日，周恩来仍致信康生：“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再转请你校阅一次。”康生看后，转告周恩来：“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到会的同志学习。”可见，当时周恩来、康生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把事情搞得这么严重。
　　汪东兴在他的检讨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汪书第44页）。陈伯达“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发起言来，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的态度，汪东兴是最清楚的，反对毛的意见会有什么“果子”吃，汪东兴也最清楚的，你激动什么？你心中应该比任何人都有数。难道陈伯达拿一盆狗屎说成蜜糖，你就激动起来，你就大口大口吃吗？你违背毛泽东的旨意在会上发言，同意设国家主席，就如同吃狗屎一般。而且发言是要上简报的，毛主席马上就会看到的。汪东兴振振有词地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就等于大口大口在吃狗屎，汪东兴是情愿的，也是有目的的。
　　汪东兴真是敢做不敢当，把责任一个劲往陈伯达身上推。“汪东兴在发言中与毛主席相反的调子唱得最高！正是因为汪东兴这样一个发言，才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华北组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甚苦。毛主席讲了多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们不清楚呀，汪东兴应该清楚呀！汪东兴还能激动起来，还敢与毛泽东唱反调，可见汪东兴的主意有多大〔43〕”
　　汪东兴犯了这么大的忌，理应第一个被打倒，可是毛反而保了他，检讨几句就过关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为什么对人有双重标准呢？？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演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汪东兴刻意庇护的做法，是不是一场“苦肉计”呢？在党的会议上竟敢这么搞，党性原则何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何在？为了保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历史证明是一场浩劫），毛泽东主席抓住战机，挑起事端，党同伐异，陷害同志，把党和国家引向了灾难的深渊，把他自己也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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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犯了这么大的忌，理应第一个被打倒，可是毛反而保了他，检讨几句就过关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为什么对人有双重标准呢？？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演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汪东兴刻意庇护的做法，是不是一场“苦肉计”呢？在党的会议上竟敢这么搞，党性原则何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何在？为了保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历史证明是一场浩劫），毛泽东主席抓住战机，挑起事端，党同伐异，陷害同志，把党和国家引向了灾难的深渊，把他自己也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在小组会上，连德高望重，疾恶如仇，“二月逆流”以后严格控制自己嘴巴的陈毅老帅也发言了（陈老总在历次会议都在华东组，可每次会议都挨批。陈老总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在“九大”时，毛泽东说陈毅是右的代表，搞得陈老总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次开会，陈向周总理提出换一个组，周总理同意了，把他安排在华北组）。陈老总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激动地发了言，他表示“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44〕。……”“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斗！他们已把我打到墙角旮旯里，我还是要站出来努力和他们斗！”。没想到这次陈老总又翻身落马了。几天后，毛泽东变了脸，华北组又批陈陈（陈伯达、陈毅）。但因为这次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搞林彪，陈老总才没有被当成主要“靶子”。 　　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江青眼中是什么地位，能值几个钱，汪东兴知道得最清楚（毛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后，对陈伯达很疏远，陈也难凑上去。江青把陈伯达看得一钱不值，公开挖苦陈甚至为难陈。陈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早就被江青在六七年夺权了，中央文革的大权早就掌握在江青手中了）。汪东兴也根本看不上陈伯达，汪东兴根本不会上陈伯达的当，一切都是汪自己的主意。 　　8月31日，黄永胜到庐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泽东主席住处。 　　毛泽东劈头盖脑就说：“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一听，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小瘪三，也对主席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化解，担子很重，很吃力。” 　　毛泽东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他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他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多次的路线斗争，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敢恭维。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有些人不加分析，全面支持造反派，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将军骨子里对“文化大革命”大有抵触情绪，对中央文革反感至极的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毛是想拉黄、反林、团结张春桥的。黄永胜竟然没买毛泽东的账。黄永胜是极其热爱毛泽东和林彪的，在黄永胜的心里，他对毛的热爱程度还是远远高于林的，黄没有顺从毛对江青张春桥的庇护态度，只因为黄将军太痛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了！事后，毛泽东对黄永胜的打击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需搬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都是一样。 　　毛泽东会突然变脸，让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其范，而让江青，尤其是张春桥、姚文元从失魂落魄到趾高气昂。毛泽东主席不尊重几乎是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二百多个中央委员，除十几个人没有明确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外，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并提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合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支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汪书第45页），毛泽东却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恨之入骨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又一次出尽风头。如果毛泽东支持了林彪的正确意见，清算了江青、康生这些中央文革的奸佞（第一步清算张春桥也好呀），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将减少多少损失呀！历史证明：1971年“九一三”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认真反思，头脑没有冷静下来，除把“二月逆流”问题，“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嫁祸于林彪外，只解决了他自己想帮助的个别人，广大老干部仍在苦难之中，关键是“中央文革”的问题没有解决，“极左”路线的问题没有解决。相反，1973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使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又推向高潮，并确立了“四人帮”的接班地位。毛泽东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仍“助纣为虐”，使他们祸国殃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这是毛泽东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更大的损失。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当天晚上，政治局就进行了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进会场时，已由垂头丧气变得趾高气扬，眉飞色舞，哈哈大笑。 　　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建议文元能连夜写出个大纲来”。 　　吴、李、邱也都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其他的话没有多说什么。这时，姚文元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表态！”顿时，吴、李、邱的火上来了：“表了态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态度。”周恩来怕双方吵起来，连忙把话题岔开了。 　　会后，张春桥召集华东地区身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在张春桥的住处开庆功会。江青、康生、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十几个人参加。茅台酒喝了好几瓶。 　　当时，整个全会是天翻地覆了！8月24日，是各小组拥护林彪讲话的高潮，这是几乎全体中央委员掀起的高潮，这是真正革命的、正义的高潮！几天之后，全会又掀起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高潮，实际上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带着身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反对林彪讲话的高潮。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毛泽东批判“天才论”。大家都发言拥护毛主席发表了光辉文献，但其他的话几乎一句也讲不出来，因为实实在在没词了。会场上只有中央文革这些人最活跃，姚文元在东北组发言，一讲就是五个小时，主要是批判天才论，其他小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不守纪律，竟然脱离自己的小组，跑到东北组去听姚文元的讲话。 　　张春桥更不守纪律，跑到各个组去发言，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打倒我张春桥！在华北组参加会时，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张说：“只有两个人有资格讲天才论：一个是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一个是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颐指气使的样子，人人都感到不是滋味。康生都说他：不要太过分了。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张对周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发表后，到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紧张，感到困惑。恩格斯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是一部天才的着作，毛泽东冷言道：这本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着作。毛说他与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历史上很难有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30多年，毛与陈共事30多年，就证明他们配合得很好；如果配合的不好，不可能共事30多年。周恩来曾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很多中央委员，包括吴、叶、李、邱都发了言，表示拥护林的讲话，表示拥护设国家主席（黄、吴、李、邱没提），表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结果都被装进毛泽东的套子里。这时汪东兴开始检讨了，汪在检讨中胡编乱造，推诿卸责地说了几句。毛泽东却对汪东兴的检讨表示满意，予以通过。而吴法宪的检讨尽管比较深刻（吴法宪的检讨稿是吴、李、邱三人共同起草的，然后他们到周总理处，周总理看了一遍后，与他们一边议，一边亲自动手帮吴法宪修改，最后才定稿。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照稿子念吧，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毛泽东逐段批示，不予过关。陈伯达的检讨稿，是周恩来、康生帮助搞的，基调是康生定的，在会上，是周恩来帮陈伯达念的（因陈口音太重，听不懂），毛泽东也不予通过，反决定对其审查〔45〕。 　　黄永胜是后上山的。当时小组会发言早已停止，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已发表过了。黄永胜根本没有在会上发言，黄上山是在全会上做《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却也被责令检讨。说黄在思想上与吴、叶、李、邱是一致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别人脑子里怎么想的，你也知道？也太“洞察一切”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 　　黄永胜说：“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黄、吴、李、邱不语。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黄、吴、李、邱是毛泽东带出来的兵，他们是拥戴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估计准这一点，他认为反张春桥就是反毛本人，这就大错特错了！ 　　9月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扩大到各省、市，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由林彪主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要陈伯达、吴法宪在会上作检讨。毛说：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陈伯达检讨时，周总理刚想为陈伯达翻译，这时张春桥主动说：“我来翻译。”周总理淡淡一笑，就随他去吧。陈伯达发完言，张春桥又肆无忌惮地批判了陈伯达。到会人员感到特别沮丧。在会场上林彪、周恩来反成了陪衬，张春桥的声音占据了整个会场。 　　吴法宪检讨完后，张春桥又颐指气使地说：“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话本应是林彪、周恩来站在领导角度说的，张春桥竟大言不惭地在讲。会场上毫无反应，没人讲话。 　　8月26日毛泽东宣布休会几天后，并没有理睬林彪，更没有和林彪商量工作。毛泽东是听进了，听信了江青的话，坚决给张春桥作后台。毛泽东频频找江青、康生、周恩来等谈话。林彪知道得很清楚，他内心很失望，也很平静，不动声色。林彪对吴、李、邱表示：我不同意毛主席对张春桥的庇护，也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毛泽东见林彪毫无反应，则给林出了一个难题：叫林组织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没有推脱，而是同意了。 　　从9月2日开始，林彪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林的住处开了三次会。林说：“主席要我同你们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会议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大家知道汪东兴已经叛变了，不敢多讲，各自拿着《我的一点意见》在看，然后一言半句地讲了一些。汪东兴根本没有发言。 　　汪书第51页写到：“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 　　这纯粹是谎言！华北组是你汪东兴放炮后，才热闹起来的。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大部分都记录着你汪东兴精彩的发言。当时陈伯达仍是政治局常委，毛主席还没有宣布打倒他，你当着陈伯达的面，敢当面说谎吗！？林彪有什么尴尬的？尴尬的应该是你自己！ 　　第二次开会是9月3日。汪东兴做贼心虚，怕追问他在华北组的发言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没有参加会议。吴法宪打了几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会议开了一会就结束了。 　　汪东兴在检讨中说陈伯达有野心，“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汪书第60页，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你给陈伯达栽什么赃，造什么谣不好！？说陈伯达“要夺毛主席的权”，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纯属扯淡！ 　　汪东兴还说：“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泊达……，我看有阴谋，有鬼”。汪东兴既是会务组的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也很会来事，这种事只有你汪东兴会干也有条件干；陈伯达既不是会务组的又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个书呆子，他不会干也没有条件干。汪东兴竟向中央提出这种问题，真是品质恶劣，灵魂肮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汪东兴在贼喊捉贼。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即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二十四日晚上，大会简报组派往华北组的工作人员整理出来后，请汪东兴审阅。汪对工作人员说，直接送伯达同志处。陈伯达定稿后，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送到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同志手上。这时已经十一点多了，李和吴德、解学恭吃完夜宵，正准备回去休息，李雪峰的黄秘书拿着简报的文稿到了，正巧这时有一个电话也打到了李处（请问汪东兴，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呢？）李雪峰接完电话，不情愿地叫组长吴德、解学恭签字后，交给工作人员。简报连夜付印，第二天一清早就发送到各组。那么，是谁让工作人员拿着稿子转呢？李雪峰“交差”以后，是谁让连夜付印呢？付印前是要会务组负责人签字的，谁签的？当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是谁奉谁的指示送到铅印室付印的？ 　　汪东兴为什么要慷慨激昂地发言并串联、煽动别人发言，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你开始要做一个坚决的林彪分子，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做一个真正的老干部。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式的讲话中，不点名的点了张春桥，与会的中央委员听了林彪的讲话大为振奋。出于对中央文革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憎恨，大家都以为，这次至少张春桥的末日到了，汪也以为林彪能打败江青、张春桥，为民除害。你也非常希望打到张春桥。为了让更多的中央委员发言声讨张春桥，你在华北组认认真真地先行发了言。第二：你是一个坚决的毛泽东分子，为毛泽东主席个人的意愿（在毛泽东的晚年，在文革中，毛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牺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百分之百效忠服务的人。你为毛泽东施了“苦肉计”，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托”，设了一个套。你把大家都“涮”了。把林彪，把黄、吴、李、邱，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把大多数军队干部套进去，从而让毛泽东继收拾彭德怀、收拾刘少奇后，再收拾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没有人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事事（包括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都是政治局决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但8月26日以后，大会的议程就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小组开始批判陈伯达。陈伯达只是一介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批陈没有什么批头，人们心里明白，对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我们决不否认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按毛的意图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毫无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一个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在小组会上发言是应有的权利！难道必需按毛的意愿发言才算正确？是大会决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前还听了两遍录音。） 　　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前，毛泽东又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陈伯达闭幕式不要参加了，不然大家会把你从台上赶下去。”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尔后，毛泽东又说：“我向中央报告，我要揭发陈伯达，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陈伯达是个托派……陈伯达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反共……。”毛泽东的发言，使大家感到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说：“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46〕”。 　　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是“托派”又是“变节”，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动不动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为什么林彪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揪真正的叛徒、反共分子、祸国殃民的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泽东代表自己的利益，揪与其共事三十多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是团结的大会？为什么大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林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话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治局决定讨论的），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是在家里写的）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我们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党正确，还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头大。毛泽东指责别人，改变大会议事日程，结果毛把大会议程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指责别人想揪出张春桥，结果毛把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揪出来了。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唯我独自尊贵，唯我独自正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我着昌，逆我者亡，任意破坏党章、宪法，表现得淋漓至尽。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毛泽东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攫为己有，成为按照他个人意愿办一切事情的工具。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直称病不出，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假。 　　9月6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做的《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做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神侃了一通。指责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公开在会上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毛泽东又用强加于人的惯用手法，毛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请注意，毛泽东直到闭幕式上，也只是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及国家主席问题上“有病”，“心虚”，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他怕林彪当国家主席，才胡编乱造一顿。设不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毛泽东却偷换概念，说当不当国家主席，是代不代表人民的标志。不当国家主席，当然可以代表人民，但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国家体制不健全。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在1970年全国政协机关小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提出：“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定。”毛说：“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是呀，全体中央委员一点办法也没有，党中央一点办法也没有，毛泽东是老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在闭幕式上，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个人定的，没有通过常委会和政治局。犯了错误检讨，是党内问题；先把人抓起来后定罪，是法制问题。这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党内问题上制造的祸根）。9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大家都很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定，只有毛泽东一下山还是讲个不停，从长沙讲到武汉，从武汉讲到北京丰台，致使吴德都得出一个结论：“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想到了林彪。〔47〕”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还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为了一个叛徒特务，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一个在文革中支持打砸抢、支持向共产党夺权的大造反派张春桥，竟然打击了跟随毛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毛泽东看到条子后，非常吃惊：我的态度那么鲜明，张春桥是红秀才，怎么还有此类条子出现？ 　　9月6日晚，叶群非要林彪去见江青。林彪正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非常诚恳地哭着说：“一0一，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个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去保张春桥。你要求见主席，他又不见。你的诚心他并不知道嘛，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林彪终于服从了叶群的意见，只说了一句：“主席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到了江青处，一句话也没说。叶群则连连说上了陈伯达的当。 　　叶群从江青处出来，又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邱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林都去了嘛，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邱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一件睡衣，四个老总真是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我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四个老总从江青家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方的手，挚眼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能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到九江机场与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周总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九月九日下午下山。 　　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知道，虽然江青、张春桥得意了，认为他们胜利了，但毛泽东内心阵阵苦涩，他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太大了。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能做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汪东兴所说的什么“伟大领袖洞察一切”，而是错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的命根子。 　　“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中国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其中的一项议程是讨论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准备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此前，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及在《宪法修改草案》序言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用不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引发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的背后是一场反对还是维护江青、张春桥这些在文革中支持造反夺权的领军人物，反对还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斗争。汪东兴的错误就是仍然以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来衡量三十几年前，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汪东兴仍然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正确的。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要解决修改宪法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必定要有对毛泽东颂扬的评价。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赞扬，最“标准”、最“流行”的提法，就是林彪同志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都在其中。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十天，即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讨论稿。由康生主持会议，（汪东兴谎称这次会议是政治局会议，说陈伯达也参加了会议，而且和吴法宪一起制造事端。汪书第18页）。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讨论稿中有些提法发生了争议，张春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授意提出，把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删掉。张说，毛主席曾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赫鲁晓夫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则反对，吴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自己的谦虚，在宪法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应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为准，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认为毛泽东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删掉过三个副词现在又写上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以此来引吴法宪上钩。尤其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起草，张春桥也参加了，并积极推崇使用“三个副词”，现在又要求删掉，有些无理取闹。吴法宪不知是计，和张春桥争得很厉害，两人都动了气。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张春桥很生气，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吴法宪也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报告了情况，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的好！”关于会上的争论，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泽东。 　　在文革中，颂扬毛的话是人人都在喊的。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本都是颂扬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哲学概念，不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宣扬人类中有不经过实践就有的天生之才；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与汪东兴在本书中大力颂扬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汪书第3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时，汪东兴也用了与林彪同样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请问汪东兴，你又是什么用心呢？ 　　四天之后，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然后，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恩来估计会上要斗起来，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周总理的想法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最起码不过分，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会上根本没有争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张春桥坚持的意见也不坚持了。带有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松了一口气，认为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通过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毛、林的不同意见，拿上了桌面，推到了前台。周深知毛是不会轻易原谅别人反对他的，毛要整林是势在必行的。但毛是不是要抛弃林，是不是对林要很快下手，周还在观察之中。 　　林彪却紧了一口气，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他太了解毛泽东了，他知道张春桥反常的态度是毛泽东给他支了招。林也深知得罪了毛，毛是不会罢休的。但是，斗争不能不进行，这不是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毛在寻找战机，然后抓住战机，打击林的人，从而削弱林，支持张春桥。林彪也想抓住战机，打击张春桥，从而削弱中央文革，从而削弱“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好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再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成。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解脱事务性工作，多考虑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理论问题为由，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让出了国家主席一职，当时可能是情愿的，可为时不久他就不情愿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被搞到了极为难堪的地步，毛尝到了分权给别人的苦果，他在寻找机会夺回这个权力。 　　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实现了。当时，“文革”进行了多年，人心极盼安定。大家认为，1969年召开了党的“九大”，党的问题解决了，1970年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再解决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国家有了健全的体制、领导干部有了具体的分工，党和国家才能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文革中，大量的工作都落到周总理身上。周是非常惧怕毛、屈从毛的，对江青也是难以置信的恭敬，周看着毛的眼色，勉勉强强用了余秋里、谷牧两个人（后来谷牧也没保住），几百个国务院部长及部级干部，一个不敢用。一直到1968年2月，在国务院系统的四十二个单位中，“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九十人，占总数二百八十人中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三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48〕”。周从来不敢向毛主席提出让他的部长们出来工作或让部分部长出来工作，反而多次向军队要干部，形成粟裕、苏静、李震、李水清、李耀文、陈绍昆、邱国光、孙正，白相国、沙风、伊文、尹承贞、范子喻、赵正洪等军队干部当国务院部长的境况，连周总理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丁江，也是周总理本人亲自从总后要去的。 　　召开“四届人大”，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一事。毛泽东心里极不愿提“国家主席”这个词，因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打倒，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1969年11月被残酷整治而惨死（当时，此事绝密到只有毛、林、周、康、汪知道。想想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已被毛搞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是有点虚，因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 　　设国家主席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正常的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也大都如此，全世界基本都如此，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健全之所在。毛泽东竟然由他个人的心思就改变了国家体制，他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在此背后，毛泽东是用“国家主席”这张牌，保自己的“命”，抠林彪的“底”。毛泽东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地想搞一种不伦不类的国家体制，在来访外宾中，重要的人物他见一见，其他人物让周恩来总理去见。在文革中，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满载超轴，大大超过身心负荷（毛主席从来不心疼周恩来，直到周恩来病重，该动手术时，毛不同意，仍然批示：保守治疗。关于周恩来被延误治病，汪东兴也欠着周总理的账，是真正有罪的）。 　　为此，1970年3月8日，汪东兴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主席提出“在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节，如果大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我是不再当国家主席了，这个国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那天，汪东兴非常兴奋，专门对叶群说：“你赶快回苏州，把这个消息亲自告诉林副主席。”散会后，汪东兴余兴未尽，还特意把黄、吴、叶、李、邱约到他中南海家中侃大山（还一起吃了红薯），大家问起主席究竟是不是这么讲的？汪说：“主席的的确确是这么讲的！” 　　此后，虽然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谁当国家主席”问题，意见不够统一，但8月22日，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最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林彪都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四比一的绝对多数。最重要的是康生是在大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以中央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拥护林彪的讲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生的讲话和汪东兴三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是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吗？可康生是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个宣读了这个纲领！毛泽东不是说“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吗？康生是第一个帮助林彪“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呀！毛泽东不是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的斗争个司令”吗？怎么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跑到林彪这个司令部来了？！8月22日的常委会，他们三人都提议设国家主席；8月23日的开幕式上，康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8月24日上午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听了两遍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决定讨论；8月24日下午，陈伯达、汪东兴两个重炮手，在华北组开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等人签署了六号简报，第二天就发出，全会升温，抨击“四人帮”；当日下午汪东兴印了《语录》并散发给军委办事组；吴、叶、李、邱在各自的小组讲“天才”，讲“三个副词”；接着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同时，许多中央委员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我们且不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是谁发明的。这句话远远没有康生“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分量重！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的大亲信，是江青的大军师，是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是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的！有了康生这句话，什么陈伯达、汪东兴、黄、吴、李、邱和所有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毛泽东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们不禁要想，毛泽东所谓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的“历史故事”，真不真实呢？毛是不是说的这么明确呢？是不是这么泾渭分明呢？是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还是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的呢？就像毛泽东1966年给江青的信一样。毛泽东说过国家主席“可以叫董老当”，“可以从工农兵中选”，那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呢？ 　　林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1970年4月11日，由秘书口述，他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接到林彪的意见后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49〕。”毛泽东知道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后，感到意外，这是在对毛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候，第一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而且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当政治局的意见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立即否定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当天就做出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毛泽东一句不谈，也不“谆谆教导”大家。政治局也不知道毛泽东肚子里的“鬼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还诚心诚意地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其实，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都参加了，该见的几乎都见了。因此，提出设国家席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的。 　　4月25日，毛竟坐专列亲自到苏州去看望住在那里的林彪。毛、林二人有说有笑，“非常投合”。毛泽东还特别说道：“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几十年的红军干部，我就是信任军事办事组这几个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红小鬼。”事后，叶群立即把毛的话转告了黄、吴、李、邱。这样更坚定了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斗争的决心。 　　其实，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对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非常恼火。想到林彪在文革初期，在九大前后的态度；想到林彪对江青的蔑视；想到林彪对文革中的大事，表面拥护，事事应付的态度，毛泽东已经不想要林彪了。 　　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一系列进攻。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来解说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会上不少同志仍然提出设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自以为得计了。没想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8月23日开幕），8月22日下午3时，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四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中央向各地征求意见，全国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即全国人民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更有甚者，毛泽东的“家奴”汪东兴，在会议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他不但没有对此慎思，还是下决心“反潮流”，反“党和人民”的潮流了。 　　关于在宪法序言中，要不要写三个副词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写上怎么样？不写上又怎么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也不是问题的实质，同意设国家主席怎么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路线之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执行和坚持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路线的。林彪、周恩来、军委办事组、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方面是敬重毛泽东，一方面又要遏制这条路线再任意发展的，是要降温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恢复正常秩序，解放老干部，团结老干部的。在执行这条路线中，打消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抑制他们的狂妄，瓦解他们抱团结帮，军委办事组冲在前头，林、周是支持的。周恩来是很倚重军委办事组办实事的。 　　早在“九大”以前，1968年3月，黄永胜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就坚决站在林彪、周恩来一方，对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加强战备”、“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永胜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支撑处在全国动乱、全面内战的国家，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黄永胜在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江青专横、擅权的斗争中是旗帜鲜明的，他是一个带头人，起到了周恩来不便发挥的作用。周恩来有时不得不和点稀泥。有一次林副主席很动情又很担忧地对黄、吴、李、邱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蛋的。”黄永胜在抵制江青，不许她插手军队也是立了大功的。江青对黄永胜恨之入骨。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取消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由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中央决定不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文件，也告知江青等人，不得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讲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总想抱成一个小团团，占领一块阵地。他们总是提出一些与周总理、与军委办事组、与国务院业务组、与政治局其他同志相左的意见，来表示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来表示中央文革的意见还存在。这无疑对党的事业干扰极大，危害极大。 　　比如，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本来国务院和各地方干部可以解放一批，但江青、康生、张春桥是极力阻挠的，到1970年初也只解放了几个人。由纪登奎提名解放他在冀鲁豫工作时，自己的老上级万里、赵紫阳。周总理、邱会作立即表态同意解放万里，黄永胜支持解放赵紫阳。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一伙极力反对，但快开四届人大了，主席也发过话，他们也无奈，但江青说不要万里留在北京，总理说万里对北京较熟悉，先让他下放一段时间，接触一下群众再工作。这样万里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在首钢下放劳动一段时间；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委办事组也报了不少干部，被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一压再压，最后确定的有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吴克华因被毛泽东主席点过名，大家有些顾虑，是黄永胜一直坚持，才榜上有名的。为解放军队干部，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会议，黄总长等做了重要讲话，让各单位加快清队步伐。黄说：“多是熟悉的人嘛，心胸放宽了，政策就放宽了。不要抓住不放。”黄是积极解放老干部的。一个“九一三”事件，把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功绩全抹杀了。 　　有一次，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在一起，江青指着鼻子骂黄永胜，诬陷“黄永胜是搞军党论的，你们不要党的领导。如果军队要党的领导，就请黄总长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让我担任军委副主席。军队的事由我向主席报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黄永胜毫无惧色地，当时就顶了江青，黄说；“我可不去，谁想当谁向主席去建议！”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周恩来左劝右劝都不成，后来江青又哭了起来，黄永胜没有耐心看江青耍泼，站起来就走了〔50〕。 　　在林彪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指战员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已卓有成效。军队先以驻京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及海军、空军，各军兵种为龙头稳定下来，从而稳定北京，从而稳定全军，从而稳定全国！以军委办事组领导的陆、海、空三军革命派是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已成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顶梁柱。这段历史，已经因林彪的倒台被扼杀，被篡改了。 　　既然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路线分歧这么大，同时，军委办事组对江青极不敬重，江青产生了极大怨恨。因此，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革命派说东，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偏偏说西，以示他们的对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两方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军委办事组可以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先驱了。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了江青、张春桥一伙，说坚持“天才”，就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继而又说“天才”、“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的炮弹”，是“反党的政治纲领”，搞得人有言难辩。谁坚持正确的意见，提议设国家主席，毛就给谁扣上有“野心”“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大帽子。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那就是你自己错了，别无选择。 　　实际上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顶”了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坚持了设国家主席的正确意见。正如真正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同志所说的，敢与毛泽东顶嘴的，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毛泽东异曲同工，使两人先后在庐山落马）。在“文革”中，林彪不止是在一件事上顶了毛泽东，为了扼制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想恶性发展，林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而且总有一天会“上市”的。不管林彪在文革初期怎么支持过毛，但是，当他认清毛这样干下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危害后，他敢于反对毛的错误。为了维护毛的威信，他才拿张春桥开刀。林彪是真正英雄！ 　　举几个例子：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在会上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改组中央，把刘少奇搞下台。林彪不愿掺和此事，躲在大连不回来，毛泽东可离不开林彪，几次打电话催他回京，并派吴法宪、汪东兴把他接回北京。 　　林彪不准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还提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政策。毛泽东不高兴，提出：“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泽东让军队“介入”，让军队支持“左派”，林又说“要一碗水端平”。 　　林彪不希望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串联把局面越搞越乱，让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把各自下属的院校到京的学生劝回到原驻地去，就地闹革命。毛泽东却煽了一把火说“军队院校幺幺幺（一百一十一所），的确有妖。”号召军队院校起来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 　　江青想出风头，要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还拿出鲁迅的话来做批判周扬的依据。林彪坚决反对，说“不要搞这么多名堂”。这样，在部队系统就没有轰轰烈烈地搞什么批“四条汉子”。 　　在“文革”中，毛泽东、江青都点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名，因而造反派有恃无恐，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活活毒打而惨死，死后全身只穿一条衬裤，被扔到东郊火化场，背上几十处刀伤，脑后有一血洞，在脖子和背后，已凝的血结成一条鞭子状。林彪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托当时的七机部长王秉璋同志对张霖之同志的惨死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王曾是十七军司令员，张是政委），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同志的夫人，并和周总理一起支持邱会作儿子和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事后，林彪联想到文革中这么多老干部受挫，伤心地落起泪来，林说：“他（指张霖之同志）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 　　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也被造反派斗的死去活来。无奈之中他去向林副主席求援，王对林说：“林总，我愿意接受革命的考验；我应该接受群众的帮助。我并不是怕群众，但是，我几乎天天都在坐‘喷气式’，弯腰下跪挂黑牌子，实在有些吃不消。”其实，王也只不过给老首长发发牢骚，没想到林彪勃然大怒：“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尔后，林又说：“你住到西山（军委前指）去。不要出来，避避风潮。” 　　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羁押在办公室，几天不得回家。赵在受批斗后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心脏病发作而惨死，人死后手上的烟头还在燃，把手都烧焦了。”林听到赵的死讯，潸然泪下。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倒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 　　在文革中，林彪的心情十分矛盾，应该说林是拥护毛主席“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但毛太看重自己，太随心所欲了，太放纵江青了，毛泽东内心对自己太个人崇拜了。（“四个伟大”，毛并不讨嫌！如果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喊“四个伟大”，毛是决不会讨嫌的。现在，经过全党的努力，毛已经“四个伟大”了，毛又说“四个伟大”讨嫌，叫人无所适从）。林担心物极必反，希望适可而止，可毛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毛打倒了那么多自己的老战友，还表现得那么轻松、潇洒、满不在乎，扬言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林彪内心甚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看都不看，毛已经定了还看什么！？只要毛在文件上批了“照办”的，林就让秘书代笔“完全同意主席指示”，只要毛划了“圈”的，林就让秘书代为划圈。林认为文革搞到这个份上，该“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体制和正常秩序）了，毛却认为打倒了刘少奇后，还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继续搞斗、批、改。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让陈伯达强调提出恢复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被毛泽东、江青斥为唯生产力论。尔后，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九大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继续“革命，”继续“斗”，继续搞“运动”，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提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汪书第17页写道：“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开幕式上，他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在笔者看来，林彪真是高明。 　　历史证明，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不对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及大多数中央委员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之处，也只有林彪才敢提出，才敢坚持正确意见。当然林彪在文革中也有错误。人们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违心的，同理，林彪很多事情上也是违心的。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这样“有味道”的话，本是1970年八月19日，毛主席到达九江时，汪东兴对前来迎接毛主席的东道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谈的话，告诉程按这个调子发言。东窗事发后，汪东兴却无耻地把这句话转嫁给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妻子，问题显然走味了。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同志，在《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中说：“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 　　我们也采访过吴法宪，他过去在威逼之下，把汪东兴说过的话，安到叶群头上。汪自己干的事自己心里最明白。汪编造了历史、搅混了真相。“九一三”以后，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一所谓“力证”，欺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根本不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他并不认为国家主席是个肥缺，如果林彪真有野心，他愿意为野心去拼命，那他应该设法去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嘛！这个毛泽东都不当的国家主席，毛泽东都不要的“权”，林彪是不会去争的。对林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林早就提出要“克己复礼”。设国家主席也是“复礼”。可是，直到今天，汪东兴仍然用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对林彪的正确意见进行恶毒攻击。 　　李文普说“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待，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51〕。”“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 　　林彪是井冈山下来的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兵统帅。林彪是百战不殆，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开国元勋，人们都了解林彪的实力，林彪也了解自己的实力。即使林彪什么职务也没有，他仍然是相当有实力的人物。林彪参加了创建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南昌起义；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林彪在江西中央苏区，领导红一军团在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林彪在湘江血战中几乎捐出血肉之躯；林彪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带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战绩卓着。林彪是红军中一只年轻的鹰！林彪在抗日战争中，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向日本法西斯打响了第一枪，重创日本关东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林彪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辽沈战役，直至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步兵乘渔船渡海打败蒋介石的美式军舰直取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各路英雄都来参加庆典，北京是歌舞升平。惟有林彪元帅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仍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之中指挥衡宝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全国解放后，林彪最有资格据功争权，但林彪却急流勇退。据说林的房内有他的亲笔条幅“学范蠡，急流勇退”。林称病休息，从不争功，从没有什么“野心”。尽管如此，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林仍然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尔后，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1959年，毛泽东搞倒彭德怀后，明令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要把军队大权交给林彪。林拜见主席，表示“林彪不才，能力和身体都难以胜任”，毛主席执意让林彪干，林推辞了三次，才承受下来。 　　如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是完全有资格当国家主席的！他也能代表党和人民当好国家主席。接受递交国书，接见外宾，参加国宴，举举手，签签字，盖盖章，比井冈山的斗争，比五次反围剿，比万里长征中斩关夺隘，比抗日战争首战平型关，比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容易得多。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国家主席？！为什么林彪当国家主席就是有野心呢？那么以后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杨尚昆岂不也都是野心家了吗？ 　　注释： 　　〔1〕指1971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 　　〔2〕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3〕《张闻天庐山冤案与康生》，张培森。《南方周末》，2001年3月8日。 　　〔4〕斯诺《与毛泽东会谈》，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 　　〔5〕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中华儿女》2004年7月总第206期，程中原《邓小平一锤定音胡乔木再度复出》。 　　〔7〕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 　　〔8〕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 　　〔9〕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0〕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1〕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2〕1969年5月17日，江青在钓鱼台11楼找黄、吴、李、邱、李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此次谈话的内容，是专门谈周总理的“问题”，江青对周总理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黄永胜当场和江青顶起来，黄、吴、李、邱立即宣布退场，去向毛主席告状。毛竟不以为然。邱也随即到西花厅告诉了周总理。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13〕陈晓农《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8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 　　司。书中说“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14〕高文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1页。书中说“开 　　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15〕周恩来在北戴河同林彪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摘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15页。 　　〔16〕丁盛将军（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访谈纪录1995年9月。 　　〔1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6页。 　　〔18〕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70年8月23日。摘自《周恩来传》1018页。 　　〔19〕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书中写到“张春桥是山东华蒂社的中坚。华蒂社是个什么组织呢？复兴社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华蒂社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 　　〔20〕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1〕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22〕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叶群、朱德、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张春桥、吴法宪、李先念、邱会作、李作鹏、陈锡联、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23〕吴法宪将军访谈记录，1986年9月。 　　〔24〕XXX将军访谈记录，九届中央委员，1992年5月。 　　〔25〕XXX同志访谈记录，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5月。 　　〔26〕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27〕王秉璋将军访谈记录，1996年5月。 　　〔28〕吴德《十年风雨记事》第117页中说，“汪东兴跟着（陈伯达）讲了话，主要意 　　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相信他的讲话。” 　　〔29〕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08页写到；“陈伯达讲完话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 　　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汪东兴，也跟着发言。本来是他向政治局传达过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现在在全会发言时，他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还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他们两个人一讲话，华北组的讨论马上升温。” 　　〔3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5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31〕《周恩来传》第1013页，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 　　〔32〕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33〕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34〕摘自叶永烈着《陈伯达传》一书，第494页。 　　〔35〕XXX对吴旭君同志访谈记录。 　　〔36〕丁盛将军访谈记录，1995年11月。 　　〔37〕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38〕吴法宪将军访谈记录，1986年9月。 　　〔39〕李作鹏将军访谈记录，1992年5月。 　　〔40〕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41〕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06－208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42〕《周恩来传》第1022页，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 　　〔43〕XXX同志（九届中央委员，参加了华北组小组会）访谈记录，1996年5月。 　　〔44〕罗英才《陈毅的非常之路》第290页。 　　〔45〕叶永烈《陈伯达传》，第503页。 　　〔46〕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的讲话。 　　〔47〕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48〕《周恩来传》第9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49〕《周恩来传》第10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50〕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51〕《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