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私仇，影响国家的命运，翁同和与李鸿章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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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私仇，影响国家的命运，翁同和与李鸿章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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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同和，光绪时期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而依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起家的李鸿章也是大学士。他们二人，亦由于太平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不解之愁。甲午一战，翁同和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长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甲午之战虽由朝鲜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由于翁李二人的仇隙。这段恩怨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翁同和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已走向衰落，长江下游与浙江西部的军事行动却仍然在紧张的进行中。此时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都是劲旅，投降反叛，其危害比太平军和捻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妥善解决，以免事态扩大而无法收拾。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和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可翁家乃名门望族，翁父翁心存亦帝师，仅凭一纸弹劾恐怕难以办到。但那劾词措词激烈，使皇帝和太后也无法为之说情。其中说：“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而这一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弹章，正是出于李鸿章之手。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斩刑。翁父听到后气急身亡。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和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的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

   

    1894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和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那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摇戈，并受日本邀请，停泊在日本海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以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和才有如此的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可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攻战斗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实行，原因就是翁同和不给钱，说是没用的浪费。

    翁同和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其不过是同李鸿章过不去。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和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翁同和和其手下文廷武、张骞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和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王伯恭在其《蜷庐随笔》中专门对此进行记叙。王虽只是一名举人，却知敌强我弱，不宜开战。而军机大臣翁同和却笑其书生胆小。且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平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对于结果，翁同和不以为然，他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宁可亡国，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和所去急的问题了。”以一个秉执国政的人而如此自私自利，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方有太后的干预，变着法子为其作保。而此时，以翁同和为首的一伙人却然然不断地挑他的毛病。丙申年间，李鸿章出使欧美回来后，翁同和以其“私游颐和园之细故，张大其词，使皇上明发上谕，斥辱甫息征骖之老臣。”由此可见翁同和度量之狭窄，见识之浅显。

    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和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公任直督时，深受常孰（翁同和）排挤，故然之颇切…在贤良祠时，一月，项城（袁世凯）来遏…欲进言…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而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臣身价耳…语未及亡，公即厉声词之曰：“止止，慰庭，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而？他汲汲想要得到协办，我形缺，以此推开，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叫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局话我还配说。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项城出后，公即呼吁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为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和的愤恨。

    然而，翁同和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呆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赢得的下场。

    翁同和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