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原副总编：9·13中林彪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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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艺》原副总编：9·13中林彪无罪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作者：刘家驹，原题：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编者按：本文作者原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

　　原编者按：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

　　接受撰写林彪传任务，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 “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