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加拿大移民风雨路

householdwife

我的加拿大移民风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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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到麦吉尔
Heart&Soul

只是到了波音七四七飞机轰鸣着离开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一霎那，我才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要离开养育了我多年的故土，去遥远陌生的北美读书，耳际边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回响，别了，上海！，别了，中国！

从上海至我的目的地蒙特利尔要途径东京和多伦多，在飞了三个小时之后，飞
机已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我曾于九三年公务到过日本。时隔多年，金融危机席卷日本。但机场仍旧繁忙紧张，我的感觉已不象当年那样好奇和兴奋，因为一切似乎变化不大，而想到再过几年后上海将拥有远东最大的新国际机场时，不禁感慨万分。中国这几年的变化，身在其中静悄悄地还不觉察到，真正到了外面才一下子领悟到对比原来是那么的强烈。

到达蒙特利尔多瓦机场已是第二天的晚上。由于时差的原因，我已显得有些疲
惫。正在取行李，忽听有人在用生硬的中国话叫小傅。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
我的教授努莫夫博士。由于飞机晚点，他已在机场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当天蒙特利
尔的气温是零下廿九度，天空下起了一百年以来最大的雪。对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来说不免是一种考验。老天似乎在对你说，嘿，小伙子，生活可不简单啊！

但努莫夫博士却风趣地告诉我这是老天对你的欢迎，天降瑞雪，是一个好兆头，好的开始。这种天气，对驾驶和车子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注意到努莫夫博士的后车厢里有两袋东西，上面的英文告诉我这是沙子。当时我不明白这沙子的用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路冻打滑，除了冬胎外，很多人还用沙子增加车子的重量防滑，真是一种好办法。

麦基尔大学是北美的一所名校，有加拿大的哈佛之称。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白
求恩大夫就曾在该校任过教。我的教授努莫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
是一位美国人，从六十年代来到加拿大，和林达光先生一起创立了麦吉尔东亚研究中心。他为中加建交四处奔走，曾作为第一个加中友好代表团成员七四年访问过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他曾数十次访问过中国，与中国各个阶层有广泛的联系。他特别侧重于对中国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曾于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北京，武汉等中央和地方党校讲过学。他还应古巴卡斯特罗的邀请，在古巴中央党校讲过学。在加拿大，他是一位知名的研究和支持中国和中国的学者。曾任加国政府对华顾问。近年来他又积极帮助中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对技术转让等作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我作为他的研究生，主要在东亚研究系着重于研究西方和中国在技术转让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为了迅速提高听力，我去听努莫夫博士给政治科学系本科生开的日本政治，第一次感觉到政治课原来也可以上的这么生动。同学们提问是那么地热烈。好多次下课后，仍有许多学生围着博士。尽管也有争论，可沟通才是重要的。努莫夫博士还特地为学生们放了去年他从南京带回来的有关日军侵华期间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录像带，使得这一代年轻的加拿大学子倍感震惊。很多同学都说永远也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在此期间，华裔学生会和台湾，香港的学生会还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图片展。博士又应邀作了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的不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犯罪事实的专题讲座。我也在他乡异国上了一堂爱国主义课，遗憾的是中国留学生会并没参与这个活动，而且很少有大陆来的学生对此感兴趣。

加拿大的华人称蒙特里尔为满地可。唐人街离麦吉尔校区只有几站路。唐人街的匾牌据说是上海市府赠送给满地可的。来到唐人街，想起我们中国人，就是到了国外也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尊严。她似乎有些象围城，不能融合到其它文化中。但她又不是围城，因为她反过来把其它文化融化到她的身体中，可见其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当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想把所谓的“民主”引进中国的时候，想想唐人街，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满地可的冬天依然是那么寒冷，外面又飘起了雪花。然而中国兔年的贺年片在
我电脑上通过电子邮件一封一封地被我打开的片刻，我仿佛已感觉到了春的脚步已
经来临。这时的上海，春潮一定已经拥进了黄浦江！当我把浦东的照片给我的西方
同学秀的时候，谁说又要比满地可逊色呢？

我在麦吉尔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里生活。但我
的皮肤，我的头发，我的眼睛，还有唐人街，它们都告诉我，我的骨子里和血液里
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二）美加边境移民登陆记
Heart&Soul

公元贰零零零年的夏天，我收到了从美国水牛城加拿大联邦移民局寄来的移民登陆纸，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我在蒙特利尔读书，所以被告知不必回到中国再入境而只需到最近的美加边境完成移民登陆手续。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于是一早我就到长途灰狗巴士总站，买了一张当天去往纽约方向的到美国和魁北克省边境关口香普林的学生票。在上车的时侯我被要求出示去美国的签证，我向司机出示了护照和移民纸，解释了并不是要去美国，而是要去完成移民登陆手续，并让司机在关口提醒我下车。司机就让我坐在他后排的位置上，因为我是第一个下车的乘客。

灰狗出了蒙城，经过香普林大桥，沿着高速开了四十分钟，在八点半左右，到了一个小镇，就是香普林了。说是小镇，还不如说仅仅是一个海关和边防检查站。整个镇只有三五栋房子，实际就是边检小楼和两三个商店。对面一百米开外，是同样大小的美国海关。

司机让我在加拿大这边就下了车，还是清晨，海关里就有很多人，而且大都是妇女儿童。我想这些人真是比我还早啊，后来一观察，见他们表情沮丧，都坐在那里，也不办手续，他们中的有的人在和移民官在讲着什么话，原来是被美国谴送的想从加拿大边境偷偷入境的偷渡者。

我直接去找移民官办手续，移民官看了看我的登陆纸，笑着对我说你必须到美国那边去一下，从美国海关拿张纸才叫登陆。我恍然大悟，不出境，哪叫入境呢。

于是我又走了百步，到了美国海关，见了移民官我告诉他我不是要去美国，而是要完成加拿大的移民登陆。美国移民官便要了我的护照和登陆纸看了看，打印了一张表格，让我签了字，并要我拿上这个表格，从另一个门出去，原来这门正好对着加拿大边境。

返回加拿大边检后，一位女移民官过来帮我办手续。她接过了我递过去的护照和登陆纸，问我登陆后准备常住何省。因为我还在蒙特利尔读书，所以就解释道准备读完书到安省去。可这下移民官就犯了难了。她向我解释只有魁省移民才可在魁省登陆，因我是联邦移民，所以不能在魁省登陆。她又叫来另一位移民官，两人嘀咕了一阵，仍然让我回到蒙城去找魁省移民局办CSQ。不过这两个移民官态度甚好，还当场打了电话给蒙城魁省移民官，让她帮忙尽快解决我的CSQ，并给了我这个魁省移民官的电话和地址，所以我在扫兴之余也感到一点宽慰。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道回府，可此时才九点半，从纽约回蒙特利尔的灰狗要到下午三点才经过香普林。我只能去商店里喝杯咖啡。坐在窗前看着一辆一辆的车从美国那边开过来，又看着一辆一辆的车从加拿大开到美国去。看着看着，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象电影里一样招个手搭车回家呢？

想到这里，我就立刻行动起来。刚好包里有一支彩笔，我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麦吉尔学生求搭车去蒙城。我就站到了加国边境入口处，坐在路边，白纸举在胸前。有几辆车开过来，没停下也没理我又开走了。只有一个老头停了一下但解释不顺路。过了二十分种，一辆漂亮白色小车停了下来。一个白人小伙子招呼我上去，原来他是肯大的学生，一早送他的同居伙伴去美国上班，这时他正好要回蒙城上课，看到我是麦大的，就做个人情，免费搭我回家，一路上聊聊天就很快到了。

回来后找到了那个移民官，不过是例行公事，很快在第二个星期我就接到了CSQ。有了上回的经验，我是轻车熟路办好了登陆。回家时如法泡制，这回是一个大胡子大巴司机把我带回了蒙城。



（三）加国校园拾翠
Heart&Soul
　

移民后选择了继续读书。重拾校园生活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许许多多虽然琐碎平凡但却又多姿多彩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麦吉尔读书时，原以为会是班上年纪大的学生。结果一开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多人头发已花白。一开始还以为这些人是来学着打发日子的，或者是象我们新移民一样是为了混政府的生活补助。可过了几个星期，发现他们是真的在学习，而且不拿任何补助，有些人在职学习，有些人则半工半读。原来加国某些专业职位如图书馆员的升迁是有一定条件的。要有在美国图书馆学会认证的全美50所学校（加国只有六所大学）获得硕士以上的学位方可。所以这些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仍愿为再上一个台阶而重新上学。他们听课很认真，笔记记得很全，经常举手发言，做作业也很认真，特别是某些做演讲的作业。这就令我对他们格外敬重。因为我上课听不懂就算了，作业也是东拼西凑，基本不预习，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把作业打出来交上去。北美学校作业有最后设定时间，超过这个时限作业就算FAIL了。所以我是标标准准的LSAT-MINUTE GUY。

同学中有一位穿着很时髦但上课总迟到的老同学，说他老也就是五十来岁吧。每次上课他总是抢着回答问题。但他讲的东西总是有点稀奇古怪或者离题八万里。是属于好表现自己的一类。他得了个绰号叫“花蝴蝶”。因为他总是拿把椅子坐在能坐一百多人的大教室的最中央的过道里，有时还跷着二郎腿。有时他来晚了，就一屁股坐在后面的窗台上。有个学期，系里一位身兼全加某专业学会主席的正教授讲一门必修课。某天这位老同学上这个教授的课时坐在中央过道打起磕睡来了，半途中也不知教授讲了一个什么例子，把这位老兄从睡梦中惊醒，这个老兄开始精神抖擞起来，频频举手欲发言。教授听了其他几个同学的发言，看到他的手还高高举在头顶，又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就说让这个BUTTERFLY发发言，从此我们都背地里叫他花蝴蝶。花蝴蝶可能考试也只管说自己的观点，但很可能得不到老师的认同，所以有两门FAIL了，不得不重修。但花蝴蝶很热情，身兼多项学生组织和社团的职务，某个职务还是付主席。电子邮箱经常收到他的通告，某时某地某活动，他还每星期在某图书馆工作20小时，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精力。

另一位女同学则是读完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又读图书馆专业的。她有什么特长我记不清了。总之很仗义。有一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系里从学校图书馆请来的英国文学博士，他上课讲的语言是标标准准的“古典文学”语言，我是根本听不懂。而且他的声音嗡声嗡气，带了话筒音量仍不够，没有板书，没有投影，身子缩在讲台后，象一位害羞的初次登台的新闻发言人。期中考试他告诉我们出的题目他都讲过，而且是他写定义，让我们写出答案，答案就是一个英文单词。起初大家都觉得这种考试易如反掌。但考卷一发下来，大家就只有干瞪眼了。因为定义比GRE考得都难。母语学生尚且难解，何况我们外国学生，更是不知所云。20题（占学期总成绩的20%），我只答对5个，最少的一位只答对了2题。考完后大家意见很大。前面我提到的那位女同学在课堂上慷慨陈词，对这位老师提出了尖锐批评。她特别提到她的笔记是很全的，还赠送给我们中国同学免费拷贝。她特别提到了中国同学。她说老师既然讲考的都是课上讲的，那她就应该全记下来，可一考却不是这么回事。她感觉虽然免费输出了笔记但感到反而对不起免费拷贝她笔记的中国同学。她的讲话引来我们中国同学一阵鼓掌。后来这位老师说还没阅卷，并保证这不会是一个“DISASTER”。结果每人加了十分，我就是二十分中得了十五，皆大欢喜。

这类故事真是不少，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现在大家虽都各奔东西了，但每每收到母校的校友通讯或认捐支票，都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欢愉的回忆中。

（四）我在加国打义工
Heart&Soul


在加国我打过几次义工，但只有两次令我难忘。第一件是我刚到加国，那时候还是国际学生的身份，只能在校园打工。暑假前我在学校的网站上看到一则政府资助的项目要搞社会调查，需要一些学生作义工。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调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如果受话者愿意就和他约定时间做访问。第二个部分就是到受访者家做访问，当面提问填一张调查表。我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做第二部分。做一次访问大概要一小时左右，加上路上的时间一般要两到三个小时。主办机构给每位访问者每次访问补偿20元钱，给打电话者每次成功约定则是7块钱，这些钱每一个月就由主办者从多伦多寄支票给我们，被访者则无补偿。

我暑期大概总共做了二十几个访问。有几次被访者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区，所以在路上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来回车票就要花上七八块钱，这种情况主办者没考虑到。但主办者在多伦多，在蒙特利尔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在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郭小姐负责，当然这也是她课题的一部分。所以有一次我碰到她和她闲谈起来的时候提到了郊区车票的事。她给我解释原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补助不包括交通费，就是一次20元。但她表示我是国际学生，本来愿意做义工帮助她完成课题她就很感激，所以她会向主办者反映这个问题，或先用她自己的钱给我补上。我一听就和她说算了算了，别麻烦了，没几块钱的。后来到了开学了，我课程较忙，就发电子邮件给她说不再继续做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她寄给我的个人支票，是几十块钱，说是对我去郊区的补差。这件事令我很感动，倒不在于区区几十块钱，而是郭小姐她很尊重我的劳动，也是她个人高尚品德的体现。后来我也没和她再联系过。所以我在此祝愿她好人一生平安，前途无量。

另一件事发生在最近，我在某个中文网站看到本市某个自助就业团体做的广告，他们开展一项帮助新移民找工作的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他们也欢迎有工作的专业人士支持他们的活动。我想我已工作了三年多，得到过大学，政府和公司的面试，有一定的找工经历，所以发信给他们表示愿意找机会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他们倒是很欢迎。所以我抽空找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并打印装订好。碰巧刚好是农历新年，所以我又顺便把我送客户的我公司的年历也准备了十几份给每位参预者。那次活动搞得还是不错的。第二天我还给主办人去信询问效果怎么样，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任何回音，也没得到他们一个电话说声谢谢。一开始我还不解，后来碰到一位资深侨领，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他告诉我你觉得中国人中真有这么高尚的人吗？他们只是把精力放在扩大他们的注册者数量上，这倒是真的，我看到他们很认真地登记注册者的信息，到了一定数量他们就可开个就业服务中心，从政府拿补助了。所以对我这样的被表象所迷惑的支持者他们根本不想让我介入太深。不管这位老侨领的话是真是假，总之他们在事后给予对他们曾经支持的人的态度和做法令我感到受到了污辱，而我除此表示愤慨以外也别无其他选择了。但愿他们只是太忙了无意中忘了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

（五）洗碗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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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加国时，周末在唐人街一家餐馆打工洗碗。工钱是五块钱一小时，付的是现金。老板是以前从东南亚逃难来的难民。后来白手起家，到如今已是一家城区知名的规模宏大的中餐馆老板，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店门口张贴着多张当红香港台湾歌星在此店用餐的照片。店主办公室则悬挂着中国来的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碰到大陆代表团来此用餐，店主会引领嘉宾参观此室，并自称是某某市长的朋友。

俗话说无奸不商，这个店主发达前做过什么本人也无从知晓，但其吝啬是早有所闻，在其嫁女之日则得到印证。

那是个周末，老板连续两天要摆八十桌酒宴招待达官贵人，亲朋好友。事先厨房和招待等一干人都得了一个五块钱的红包，独独洗碗部当班的四位员工，享受不了这个待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唐人街洗碗的全是大陆来的移民，现在大陆来的新移民尽管在国内是精英人士，但到了这里就是虎落平川，工作难找，连一份洗碗工也是要争的，你不干自有人干，所以不怕找不到人。当然要说这心态自然也是不平的，别人都有红包，偏偏为啥就不给我们呢？可是气归气，我们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有的说我们今天罢工不干了，有的说我们今天不要洗太干净，连在店里干了六七年平常一直拍老板马屁总是当着老板的面说一些肉麻的奉承话的老工头也忍不住要骂一句操娘的话。只可惜，骂归骂，活照样得干，我们这些在国内的骄子，尽管拥有博士硕士头衔，但在这非常时期，在这区区五块钱面前心理也是极不平衡，不过不平衡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一忍了。

晚上七时，宴会即将开始，老板满面春光，在大厅里招呼来宾。就在这时，洗碗机突然出了故障，老工头紧急抢修，可洗碗机还是一声不吭。正好是周末，电话打到厂商特约维修部也没人接听电话，只能留言。这下可急坏了老板。这洗碗机早不坏晚不坏偏偏是老板嫁女儿它就坏。这真是老天有眼，我们四个暗自高兴。老板又电话招来一个搞电机的朋友，经过一场抢修，洗碗机仍然是死蟹一只。老板只能决定手洗。老工头嘟囔了一句：手怎么能洗四十桌的碗筷瓢盆？老板说：我不管了，那是你的事，就气呼呼地走了。

那个晚上，我们就只是用水龙头冲冲碗筷就送出去了，根本无法经过消毒水泡洗和洗碗机高温过滤清洗。尽管工作量比平常还是要大得多，我们却很开心，有个同事还哼起了小调，连一惯拍老板马屁的老工头也在说，但愿老板的亲戚吃了喜酒拉肚子，老板女儿吃了生的孩子没屁眼。




（六）沙漠绿洲亚利桑那工作面试小记
Heart&Soul

毕业前夕，我放弃了参加麦吉尔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硕士学位的颁赠仪式，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旅程，由蒙特利尔转芝加哥，在傍晚时分到达了遐尔闻名的大峡谷州的沙漠名城图森。

到这里来是因为得到来自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大学科学图书馆的面试邀请。我是三月份在美国图书馆学会网站看到的广告，五月份得到了电话面试，他们一共收到了54份申请，选了最强的15个人电话面试，然后再选9个人去现场面试去竟争3个相当于助理教授的助理图书馆员的职位。我在电话面试后五天就得到了现场面试通知。因为我住在蒙特利尔，是最远的候选人之一，而且去图森要转机，所以对方让我第一个选应试时间，机票和三天的交通食宿由对方支付。

我选了6月6日，正好是星期五，可以讨个吉利，再则面试完以后可以在星期六逛逛这个沙漠绿洲，对方也愿意为我多付一天的食宿费，因为即使这样，星期天的机票也比星期六第二天就走要便宜很多。选好日期后，对方就给我电邮来了日程安排，一天的面试包括一小时的招聘委员会的面试，一小时演讲，午餐，一小时的与将来一起工作的同事的面试，一小时和教工代表的会谈，一小时参观，半小时见图书馆总馆长，加上晚宴，真是丰富多彩，充满了挑战性。

在蒙特利尔进美国海关时，当时我还没入加籍，持的还是中国护照，当然我早就有了往返十年多次入境的签证，所以移民官要问几句话，问我到哪里，去干什么。我很自信地说去工作面试，告诉他是亚利桑拿大学的邀请。我向他出示了对方招聘委员会主席发来的电子邮件。因为图书馆员属于NAFTA协议上的专业职位，所以移民官笑了笑对我说，欢迎你来美国，祝你面试成功。一声祝福，顿时让我倍受鼓舞。

在飞行转机途中我抓紧时间翻看了出发前才收到的资料，发现这上面内容很祥尽，是有关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的介绍，比如它们有在美国很有名的有关摄影术的博物馆，还有它们图书馆的价值观和理念等。我就趁这个机会临时抱抱佛脚，结果面试中还真用上了。

到达图森后，我直接坐巴士到达了对方为我安排的四星的Marriott酒店。因为是对方已付费预订好了，所以我到服务台一报名字就拿到了房间钥匙。服务台要了我的信用卡号码，因为饭钱得由我先付回来后再寄发票报销，长途电话费是要自己付的。房间朝向墨西哥，坐在阳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晚霞余辉下的墨西哥境内巍峨雄伟的高山。我在稍事休息沐浴后，给招聘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谢谢她为我做的安排。她在电话里和我寒喧了几句，让我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她来接我。电话中她忽然说到，我们没见过面啊。我立刻答到，我会认出您的。她高兴地笑起来了，是的是的，我也能认出你。哈，人还没见，面试却已经开始了。


（七）海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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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士下个星期一一早就要回国到南方某省的海归开发园创业了。在新开的公司里任付懂事长。他是带了专利技术回去的，占49%的股份，开发区投资51% 。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中传开后，大家都为他高兴，也有很羡慕的，也有暗暗嫉妒的，更有那平常不屑瞧不起他经常说些风凉话的哥们娘们，听到这个消息，仍然是半信半疑，就是那个在唐人街洗了七年碗英文只会说YES的洗碗博士，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开发公司的付懂事长，肯定他在骗人，要不就是他回国去骗骗土包子们。

朋友们说要在饭店摆一桌搓一顿为王博士送行，王博士婉言谢绝了。出人意料之外，他却约了在饭店一起打工的洗碗工友周末一起再洗一次碗，因为正好那晚酒家有几十桌宴席。其实王博士并非爱好洗碗，哪有堂堂的名牌大学的博士全职洗七年碗的？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加上自身外语不好，经济又是那么的不景气，无奈只好委曲求全，放下博士帽，做个洗碗工了。

不过他洗碗也悟出了一个道道，那就是做一行爱一行。洗了七年碗，他早成了这一行的专家。他常说，洗碗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水平。因为平常就是一个人当班，只有周末有酒宴老板才加人，每超过十桌加一人。所以一般一个人要洗十几桌的碗，加上厨房用具，不合理按排，特别是进洗碗机的先后次序不排好，那么人会忙得不可开交，厨房和跑堂都会有意见，因为没有一个饭店会备那么多碗具，所有的锅碗瓢盆，杯碟刀叉都是要周转反复使用的，八小时下来，累得腰也直不起来。

王博士的过人之处不仅于此。要不他英文口语那么差，怎么能在加拿大大学通过答辩获得货真价实的化学博士学位呢？原来他有超强的动手能力。他在麦大读博时，帮助导师设计改进了某个实验装置，大大提高了实验的成功率，采集到了有效的数据，开发了新的实验方法，他的导师对他很满意，多篇和导师合作的论文在国际一级刊物上发表。他的毕业论文质量是高的。当然补充一下，他的英文稿得到了他太太的帮助，他的太太是商学院毕业后又拿了管理学博士学位的。答辩时大部分提问都是导师帮助回答的。

当然，王博士不是一毕业就去当洗碗工的，他经导师推荐在一家大公司的实验室工作，只是九十年代初经济衰退时他被下岗了。也是吃了英语不会张口的亏，所以一直就再没找到工作，便在唐人街当了全职的洗碗工。个中凄苦，一言难尽。最令人伤心的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国内大学的同学，决定离婚，带了一对儿女回国到某大学任教去了。他妻子之所以离去，是因为忍受不了一个在大学时就被她认为会出人头地的有为青年却沦落到心甘情愿地在唐人街打工洗碗，抛弃了专业不说，最主要是没有了理想，没有了前途。风言风语把这个在金融机构任职的死要面子的管理学博士的精神彻底压垮了，她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反差，更不想让她的孩子看到这样的父亲，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

到了九十年代末，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到王博士。在朋友帮助下他再次在某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年后和其他二位同事及一位上司，一起自立门户。在新公司里王博士负责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可惜他的老板不守信用，答应三位下属的股份成了一纸空文，自己独占了某风险资本公司投的五百万美元的股份，仍让三个下属做打工仔。另两个洋同事，一气之下辞职又到别的大公司去了。王博士就不那么轻松说辞就辞，说找工作就找工作。虽然他也是窝了一肚子火，可咱中国人别的不行，就是能忍。试想王博士在洗碗机旁都熬过七年，这年薪七八万还忍不下来？所以王博士忍着耐心参加了整个新产品的开发过程，特别是设备的设计参数都是王博士自己算出来的，工艺流程他也一清二楚。他的老板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洋人，知道王博士早晚要离开的，所以就和他签了协议书，规定他在五年内不能在北美及日本的其他公司里使用同样的技术知识，王博士爽快地签了，所以老板允许他接触所有的秘密。

中国有句俗话：“饶你奸似鬼，喝了洗脚水。”你知道王博士为何爽快？因为他的老板没提中国市场，韩国市场，所以王博士才放心大胆地签。这种产品是用于印刷电路的，中国的市场该有多大？所以王博士暗中托国内的朋友帮助联络，这期间韩国某企业也通过关系请王博士，开价是五十万美金年薪，但必须签终身服务合同。这个价不开则已，开了却给王博士真正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其一辈子被人束缚住，不如轰轰烈烈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王博士决定回国的原因。别看他野心大，可对金钱已不那么看重。他吸取了前任老板的教训，决定聘他在美国读商学院的父亲是高干的同学做他的新公司总经理，并赠送他自己的三分之一股份给这个同学，因为这个同学是开拓国内市场的最佳人选，又赠送了三分之一股份给他在外资企业任财务的兄弟，到新公司任财务总监，他自己则一门心思管技术设备和生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博士不是不害怕中国的市场和人际的复杂多变，但他已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的目标是在五年后把他前老板的公司挤出美洲和日本市场。到时他的那位前老板恐怕临死还不知是挨了谁的宰呢。他豁出去了，大起大落酸甜苦辣都尝遍的他已经能够荣辱不惊，成败不计，大不了就是再回唐人街洗碗。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摆酒而是选择洗碗，为他自己回国饯行。

（八）朋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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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去渥太华面试，顺便看一个朋友瑞。这个老弟是国内大学一毕业就来加国留学的，后来转了身份，并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一年，以后又跳槽到了加拿大最大的电讯公司。我去看他的时侯，他已是项目主管了，年薪十一万，开的是大奔，在郊区买了四室二厅带车库地库和泳池的独立屋。

我是乘城际公共交通也就是“灰狗”到的渥京，下了车，花了一个25分的硬币给瑞的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十分钟后瑞开车来把我送回了他的家里。瑞是单身，家里没有其他人，大房子空荡荡的。瑞把我送到家后，引着我每层转了转又回公司上班去了。临走摞下一大堆中文报纸，并允许我使用他的电脑。

下午六七点，瑞回来了，一进屋，就急急忙忙催我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驱车到了中国城，在一个潮洲餐馆坐了下来，老板过来打招呼，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瑞点了好几样菜，还要了两瓶啤酒。我们边吃边聊，无非是一些生活经历。问起瑞是怎么成功的，没想到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含含糊糊地说吃吃吃，回去再告诉你。

回到瑞的住所，我在他的泳池游完泳，披上了瑞递过来的真丝浴衣。低垂的初夏的月亮又大又圆，银白色的月光倾泻如水。我们坐在他院子里的秋千上，瑞第一次给我讲起了他在加国的经历。

怀揣了二百元美金闯加国的经历如要细细写来，一定是可以写成一本离奇曲折的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然而，瑞并非我想象中的靠拼搏而成功的主人公。他的故事，神秘，伤感甚至有些刺激。

瑞在投奔亲戚的第三天就感到了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亲戚明言不可能借给他一分钱替他交高昂的学费。唯一可以帮助他的是帮他租一间地下室。第四天，瑞就在中国城里找到了一份理发的差使。出国前，瑞考到了理发，厨师的证书，并学会了缝纫。瑞是广东人，在上海念过书，有语言的天赋。操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上海话和英语。这对他刚出国谋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帮人洗过发，剪过发，做过帮厨，二厨，在杂货店搬过货，开头两年，有什么工作做什么，赚到的钱还是只够勉强付学费。有一天，瑞在街上盲目地游走，不知不觉就到了红灯区。有个路人递了一张传单给他，上面赫然写着工作机会，每小时轻轻松松赚二百块钱。瑞开始激动起来，但也猜出八九不离十来这大概会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左思右想之后，瑞决定去试一试碰碰运气。

瑞去买了几件新潮衣裤，修饰一番后来到了广告上所写的地址。所谓的面试就是问问年龄，量量身高，称称体重。然后老板要亲自面试。“那是第一次，那个痛啊，难受啊，现在想起来都如恶梦一般。”讲到这里，瑞的眼角已流下了几滴眼泪，在月光下，瑞的俊脸抽搐了一下，闪过一丝无奈和悲哀，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用手擦了擦眼，自嘲地笑了笑问我：“你知道了，会不会看不起我？”

我确实有些震惊，而且有些意外。但我没有什么资格鄙视他。瑞是出色的，他有良好的音乐素质和语言天赋，在国际大公司里频频升迁。他待人和善，热情，周到，是朋友中公认的才子。

后来的事我就不讲了。好在瑞的命中有贵人，他遇到了一个律师，帮他转了身份，学费的压力一下减了不少，而且瑞有了一点点积蓄。瑞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在首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后来又跳槽到了加国最大的电讯公司。

那个晚上，我躺在瑞的客房里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隐隐约约闪过的全是一个穿着白衬衣的英俊华人男青年周旋在各色酒吧和形形色色的老老少少的男男女女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半个脸挤出令人神魂颠倒的笑容，半个脸在遮掩的墨镜下偷偷地哭泣。

那次面试完以后，瑞用车把我送回了蒙特利尔。晚上我们决定去一个脱衣舞吧坐坐。在那里，瑞小声感叹了一声：“多么熟悉的环境。”经过瑞的指点，我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衬衣，脸刮得很干净的小伙子在那里独斟独饮，并不时地用眼直勾勾地寻找着猎物……


（九）海龟与寄居蟹
Heart&Soul

有一阵我非常想做海龟。于是就给自己罗列出很多不得不海归的理由。什么国内机会多啦，在外国不能进入主流社会啦，永远是打工仔啦，冠冕堂皇，言之有理。

出国前，给自己定下了很多目标，要读博士，要成名，要成家，衣锦还乡。好在年龄增长了，阅历也在长，到了国外，知道博士并不表示成功，我读硕士的班上就有好几个读完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同学，找不到工作又回来读硕士。为什么？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老爸每次来信来电话总是唠叨着要我去读博士，可我左思右想还是选了一门硕士课程。出国几年，经过了唐人街的打工生活洗礼，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大学教育，对博士学位已有了新的理解。当初我在麦吉尔读完文学硕士准备申请读博面试时，一位教授曾问我你为什么要读博士，在我自以为是地列举了一二三四五以后，冷不丁这位教授（是我导师的朋友）问了我两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百万富翁吗？你想在大学教书吗？”在得到否定回答后他给了我六字建议“读硕士找工作”。

后来我又读了一个图书馆信息学硕士，也找到了工作。每天晨晚，上下班的路上，经过越江大桥时，看到窗外的滔滔不绝向东流的一江碧水，感慨之情油然而生，宇宙和时间才是永恒，人的一生与之相比就象那流水一样一去不返，是多么的短暂和渺小。有时我想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要进入主流干吗？要那么多机会干吗？我的教授曾把我推荐给一位来访的国家领导人，算是为我回国铺铺路。啊，该兴奋一阵了！可仔细想想，我也不是什么太子党，也不会拉关系，对腐败也看不惯，还回去干啥，从头开始吗？就凭个海外学历，会几句外语？

我爸他老人家对我是没指望了，所以最近来信只把希望放在他孙子身上了，希望我儿子做海归，他老人家给孙子规划好了，在国外读完中学就回国读大学，在国内读博士，再到国外做博士后。想必老爷子每天看人民日报看昏了头，国内的学校象清华北大，都是全国高考的状元才能进的。他孙子在国外读完中学，恐怕还看不懂报，数学可能不及国内的高中，就是外语考试也未必考得过新东方训练出来的人，参加高考肯定也考不好，结果怕连扩招也赶不上，他爷爷还得垫上养老金。所以我对老爸讲我儿子也还是在这里上大学吧。况且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在这里土生土长。我尚能找到一个饭碗，又何必为他操心。

知足者常乐，这句话要领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宁愿放弃美丽的海龟梦，而做一只加拿大的寄居蟹，时间长了，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了。



（十）曾经海待
Heart&Soul

出国前，我在著名的钢铁企业工作了将近十年，亲历了一期开工典礼，二期重大项目的科研开发，三期工程管理和对外谈判，基层经验也算丰富，作为定向培养的研究生，陪同领导出国考察过，外语好，但在下面一干就是十年，心态渐渐失去了平衡。看看周围的老同事，觉得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未来。所以在经过再三考虑后，我决定辞职下海。在外资企业的几年里，我积累了丰富的人事关系资源。

九七年，我除了在外资做客户市场外，我另外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一个由几位中科院海归教授们和外国专家学者自发组织的一个技术引进项目。年底，我幸运地得到了美国的签证，到美国硅谷进行了短期的商务旅行，因为是因私自费，我在加州的朋友就劝我花点钱改个签证留下来，但我当时还希望这个技术引进项目能成功，所以还是决定回去。到了九八年，尽管有上层甚至于国家领导人关心支持，项目进展仍然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和美国方面的都有。这期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努莫夫博士作为项目的总协调人由国家某部门邀请访华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进展情况。其间，努莫夫博士到上海等地做工作访问，我就兼做他的翻译。

在陪同努莫夫博士访问期间，我流露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得到了努莫夫博士大力支持。所以在九九年年初，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到枫叶之国北美名校麦吉尔大学的留学之旅，主要在努莫夫博士指导下在东亚研究系着重于研究西方和中国在技术转让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和对策。

留学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认真真地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麦吉尔的环境非常好，我的外语水平迅速提高，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我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技术转让的实践”的硕士论文。

尽管有同学劝我留在加拿大，有些中国人甚至嘲笑我在东亚系的学习是抱着金饭碗讨饭，意思是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研究生，当时在加国留下来找工作很容易，我却去学些没用的东西，费尽钱财和时间。但当时我仍充满了回国一展所长的憧憬，怀着抱国之志，总想为国家做些事。所以我开始写信和国内联系。

但我很快发现，国内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需要人，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待（戏称海带）。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老海归，也是麦吉尔大学的博士，她给我来信讲到当时政府正在裁员分流，像我这样在国外读了一两年书的海归硕士回去并不会被什么人看重，因为缺乏海外生活工作经验，所以她劝我留在海外。

我的一厢情原回国的热情被淋了一头冷水，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联想到我原来在国内企业的境遇和经历，有真才实学但不善于搞关系的人还是留在国外为好。所以我就提交了移民申请。

移民后进过法语班，又重新定位读了学位，经过两年苦读，毕业后我在美国某图书馆软件公司蒙特利尔分公司找到了专业职位，工作之今正好两周年。回想一下，颇多感慨，谨撰此文，以存凭照。

（十一）海归回流
Heart&Soul

许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发现加拿大并非想像中的天堂，语言不通，工作难找，生活漂泊。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网站上常常有关于移民到底值不值的讨论，有人比喻移民加拿大是错把苦海当天堂，加拿大遍地是金黄色的枫叶，但却不是黄金。移民加拿大，不仅没给自己带来一展宏图的希望，反而成了人生路上艰辛的抉择。

为什么要移民？有的时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怀揣大学学历，放弃了在国内所打的基础，花了数千加元，千里迢迢，远赴重洋来到加拿大，等到的却是到加拿大做苦力的结局。加拿大拥有世界上学历最高的洗碗工、搬运工、出租汽车司机、各种各样的勤杂工。人到了社会最底层，在为了生存而烦恼的时候，新鲜空气和民主自由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

看看目前的中国，发展是这样的快。很多新移民来了几个月甚至于几天，就得出了留在中国要到比加拿大好的结论。这不，胡锦涛要来了，访美访加不亦乐乎。中国已经成了超级大国，很多同学同事年薪几十万，有车有房有地位。我们却来到加拿大当二等三等公民。

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尤其是城市的外表建设。今年五月我回到上海，阔别多年，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浦东机场的硬件建设俨然可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机场相媲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也是修得上了等级，摩天大楼更是比比皆是。

但是当我到达后的第二天，我就发现了几个对我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第一是环境脏，空气水都被污染；第二是吵，噪音大，街上，车上，办公室，甚至于呆在家，楼房也嗡嗡作响；第三是毒，什么东西都含毒，大米，水，红枣，粉丝，猪肉，没有一样是不含毒的，就算是星级饭店，说不定也在卖有毒食品。还有隐蔽在表面繁荣昌盛下的很多社会问题，官员腐败，肉欲横流，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暗娼猖獗，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制度不健全，信仰危机，全民道德观念低下，没有信用，一切向钱看等等。

这样在国内呆了两个星期，我向家人说我不想再呆下去了，要回去了，要回加拿大的心第一次变得这样迫切，这才突然发现自己已把加拿大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在国内的时候，同学们轮流请我吃饭，问我在国外有没有发财，还想不想回国创业，我很真诚地告诉他们，我只想清清静静地过一种被称为日子的日子，有一份养家的薪水我已满足，创业和发达已成旧梦。我暗自发问，创了大业发达了又怎么样呢？

昨天晚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放映了中国影片《十面埋伏》，里面女主角最后被男朋友的真情打动，准备和他一起随风而去，自由自在，浪迹天涯。是啊，美好的愿望自古就有，一个活着的人，如果和动物有所区别的话，在物质财富地位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追求呢？


（十二）三思而后言
Heart&Soul


一个朋友前两天接到了一个面试，因为是一份四到五个月的合同性质的工作，所以他也没把面试放在心上。他面试后想听听我的看法，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拿到这个在办公室操作电脑录入资料的机会，毕竟是12元一小时，还可算做北美工作经验。

我朋友给我描述了面试的全过程，并不屑一顾地说，这个破工作，还要面试，还两个人来面试。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新移民嘛，在国内是在大公司工作，做程序员也好几年，操作电脑数据输入还不是小菜一碟。可他也许忘了，人家给你面试不是考你的技能，主要是看看你这个人能不能一起共事，毕竟要一起工作几个月。当然也会附带测试一下你的水平，比如让你上机拷贝几个文件，改改名字存到服务器上。

确实面试时人家让他做了一个类似的题目，我朋友轻车熟路几分钟就做完了，给我讲述的时侯提到这点他很得意洋洋。不过，我劝他别高兴太早。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他想了想说，好象有两个自己吃不准。我说你说来看看。

他就把问题讲了一遍。一个是人家用法语问他是喜欢英语环境还是法语环境。我朋友学过法语，也听得懂问题，就用法语回答更喜欢英语环境。因为我们中国移民，英文程度多多少少还是能读说听写的，自然喜欢英文环境了。我朋友问我，没说错吧，这是事实。我能说什么呢？魁北克是法语区，人家用法语问你，你却答喜欢英文，你不是刺激人家法兰西魁北克瓜吗？要是碰到一个魁独分子给你面试，不当场嘲讽你去多伦多才怪呢？

我说你讲讲第二个有疑问的问题吧。他说人家问他最不喜欢干的是什么。他回答是最不喜欢老板叫他干与工作无关的事。说完后他问我这样回答可以吗？我不禁笑出声来，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啊？不能老用中国的概念看加拿大啊，一则这里的老板是很少让你干工作无关的事的，象我工作了近两年，我的老板从没让我做无关的事。二则这是合同工，四五个月，在电脑上输资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老板如有什么其他工作让你做，说不定还是一个机会呢？特别要注意的是，他是老板，他付你钱，你还不想做？对你来讲，做什么都是按小时算钱，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吗？

我告诉他这是一个有点陷阱的问题，在加拿大不能回答不，即使是负面的问题也要给出正面回答。再说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也不是就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而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正面(Positive)的看待问题。

我朋友听完我的分析很是失望，这么说这个破工作就泡汤了，他狠狠地说了一个破字，一付瞧不起的样子。他说我讲的都是实话啊，大不了再找一个。我不好说什么，我已来加多年，知道找工作的艰辛，不想再刺激他。给他分析完了他还不明白，讲实话没错，人家不喜欢谎话，但人家更喜欢你正面看待问题。但是他一个破字正说明他是多么的负面(Negative)啊！

事实上过了一个星期人家也没给他答复，打电话过去留了言也没回复，而原本说周末就给消息。所以我劝他在加拿大面试，要好好准备，并三思而后言！

（十三）自卑的二厨
Heart&Soul

有一年暑期，我找到了一份山边网球俱乐部的工作。这个俱乐部是英裔开的，来打球的大都是有钱的英国人。俱乐部每年五月份开张，九月底就关闭了。我所在的图书馆学院冬季学期四月中旬就结束了，九月中旬秋季才开学，夏季是停课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好的赚钱机会。我每星期工作五天，每个小时是八元五的工钱。因为是学生，虽然开的是支票，但到报税时肯定会退税的，所以是实实在在的八元五一小时。一个假期下来就可挣足一年的生活费。

俱乐部有十几个球场，除了两位经理，还有若干吧台小姐先生，若干维护人员，我算其中之一，一位专职教练，一个大厨，二位二厨，二位花工。维护工作一般在十点前就完成了，中午我在厨房帮忙，主要是洗洗杯盘。西人饮食很简单，也无太多油腻，所以工作不算太重。有时我帮大厨洗洗菜，烤烤胡箩卜，有时还被厨房差遣到外面去买应急的蔬菜和食品。

有一天中午，我正低着头在厨房后院户外的员工餐台上吃着鸡肉三明治午餐，突然听到一句怯声声的男子问话：“请问厨房在哪里？”我抬头一看，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学生模样的南美裔小伙子。我指了指楼上。小伙子上去了不一会就下来了，出来的时侯笑得很开心，向我介绍是蒙大的学生，二十出头，是随父母从南美来的第二代移民。他留着长发，两个眼睛很大，说话很害羞。原来他就是新来的二厨。知道我是中国来的并且在麦吉尔读研究生，他显得对我特别的尊敬，“哇，中国，超级大国啊。”他向我竖起了母指，“不象我们，从很穷的国家来的。”原来中国在第三世界这么老大，我还是第一次当面听到有人对我这么说，还出自一个土生土长在加拿大的大学生口中，不禁感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没有他老人家，哪有中国今天在世界如日中天的地位。

二厨干活时大都安安安静静的，休息的时候和我说说话，说的最多的是他的理想，他最希望的是读完大学回到故国，买一所住房，找个爱人，在乡村教书度过一辈子。听他娓娓道来，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说笑话，我说你是加拿大人啊，母语是法语，蒙大读本科，很容易在这里找到工作的。他笑了笑，“也许吧，可谁看得起我呢？我是从穷国来的，不象你，从中国来，连美国人也要怕你们三分。”

这样干了一个多月，俱乐部要举行一个派对，厨房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到了当晚，二厨给我们吧台和勤杂工先做一顿晚餐，他做的是一份南美食品，一团面疙瘩加一份奶酪。开饭的时候，吧台几个本地英裔就露出一脸的怪异表情，还好是加拿大，不是美国，而且这几个人还不刁蛮，有一个是康大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多伦多来的，另两个是本地的青年，大家拿了饭到了后院，其中一个尝了一口便“噗”地一声就把饭倒在垃圾桶了，其他人也没吃完，一个个皱起了眉头。我是不吃奶酪的，那味闻了都恶心，所以连拿也没拿，只是推说不饿，拿了一杯苏打。没想到大厨看到了，她知道我不吃奶酪，就责怪二厨，并一定要他重做一份米饭和猪排给我。二厨已看到大伙都把饭倒了，又看到我这个第三世界的老大哥朋友连拿也不拿，站到第一世界的统一战线去了，感到特别的委曲，含着眼泪给我重做了一份。我也觉得特别内疚，吃完后特别谢谢二厨，告诉他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最棒的中国饭。二厨勉强笑了笑。那个晚上，二厨一声不吭地干活。收工时他特别向每个人致谦。其实大家并不怪他，因为宴会中有很多吃的东西，我们根本就没饿着，宴会结束我还分到了一个大龙虾。二厨也有，但他没拿。

第二天上班，我特地和他多说说话，看他心情也好了很多，但中午吃饭的时侯，他给别人都做了汉堡，自己却吃昨天我剩的那份饭，他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填，还不停地嚼着，品着味，我猜他一定在想，这不是蛮好吃的吗？为什么你们就他妈地吃不下？

周未收工时，二厨特地过来和我拥抱了一下，他说下个星期他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说，“我是从穷国家来的。”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早知这样，我真是咽也要把那堆奶酪给咽下去。看我内疚的样子，他反而安慰我，不关你的事，他在学校又找到了一份工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暗暗地祝福这位来自第三世界的男孩子，但愿他梦想成真，回到他的祖国，做一个自尊自强，堂堂正正，快快乐乐的主人翁。




（十四）上班轶事
Heart&Soul

一个公司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一定会让员工们高高兴兴地上班，高高兴兴地下班。这样的公司，就象一个温馨的家，每个成员都在愉快地为其工作。


我在一个美国软件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公司工作，我们的产品是图书馆系统。加拿大分公司不大，在南岸，五十几号人，一个总经理，几个部门经理。我在软件咨询部工作，老板是女性，魁北克人。我是公司里唯一的中国人。


我们上班是弹性的。没出国前就知道国外有弹性工作制度，可只闻其名，不知其理。其实你别小看它，它寓有很深的哲学道理和文化特点。弹性就是伸缩、收放自如，放松。人放松了就会身心愉悦，身心愉悦了就会轻松自如、心里没有压力，这是相辅相成的。人放松了，心情愉快了，工作自然积极主动。特别是对我这样晚睡晚起的人来讲，感觉不到很大的压力。每周一、三、五上午九点半我和老板有十分钟的早会，我得相对准时一点。下午我一般六点离开，可有的时候，碰上某个项目较紧急，或要编个什么程序，脑子不想马上停下来，我就上班到八九点。因此，弹性工作制使你有更多的时间处理紧急事务，不必为了几分钟而搞得心燥不安。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这和国内在一个大办公室集体办公吵吵嚷嚷不一样，这里每个人即使在一个大办公间工作，也都有隔板隔开，自己有个小空间。部门经理以上都是单独的办公室。我因为要做程序，需要安静，所以和另一个程序员共用一间，就在老板对面，为的是沟通方便。我的同室因为要照顾小孩，所以她每周只上三天班。这样周四、周五就我一个人，很安静。我们上班是可以听音乐的，所以到了周四、周五，我可以不用耳机，把音乐开得正好外面听不到。我最喜爱听的是俞丽那小提琴独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缓缓的音乐，正好配上我缓缓的性格，做程序一点差错也没有，效率也很高。

第三沟通方式很现代。和老板、同事之间的沟通大部分时间是用电子邮件。有什么问题发个信问一问大家，有时，甚至远在法国分公司、未曾谋过面的同事也会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并帮你解决。电话沟通也有，一般是老板说：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但这种机会不多，除了让我去签一些文件之类的，其它事她都是电邮交代。有时她会自己把进程表用彩色打印好，突出每个人的责任区，还会亲自送给我们，没有什么官架子，因为她不想打断我们的思路。和她的早会定了十分钟，但一般是三分钟就结束了。她检查一下我工作的进度，问问我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然后互相说一下 "Have a good day "。

部门会在我印象里不多。我刚进公司时，老板领着我挨个到各个办公室溜了一圈，打个招呼就算欢迎了。另一次是大家休完假了才开了一次部门会，也就半小时。我们程序员每周有一个自发的小会，交流一下工作中发现的认为对别人有用的东西。还有一次部门会是在万圣节前，讨论化装的问题，大概用了半小时。公司会只有一次，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开发部要和美国公司合并，宣布了一下，回答员工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小时。以前我在国内大企业里，那真是会山会海，会上有人情绪激昂，拍桌骂人，或是领导长篇训话，你说那样会有趣吗？不压抑才怪呢！

第四令人欣慰的是公司文化氛围。象万圣节的化装，圣诞节的会餐和晚会。万圣节我打扮成了加拿大人，穿了裘皮大衣，还放了一把枪在办公桌旁。圣诞节晚会是在一个牛排馆租的场地，在晚会上猜字谜是法语，对我来说很难，互换礼品，唱歌跳舞等。中午在公司吃饭时聊聊山海经只是另外一种情趣，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我老板讲起她妈妈是个旅行爱好者，去过中国、前苏联等。她最爱中国，去过三次了，特别喜爱中国人的筷子。老太太买回来学习使用，不仅自己学，也让子女学。有一次老板的弟弟来看他妈妈，老太太做了花生米，让她儿子用筷子夹了吃。老板的弟弟很痛苦，说：妈妈，你这不是存心不让我吃东西嘛？这哪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哟！

第五最有趣的是人。公司里各种人种都有，每一种人都代表一种文化背景。我自己感觉中国人在魁北克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中国年，很多同事都会专门来向我说一声：中国新年快乐。还有一个同事要向我学中文。我们的产品也有中文系统，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开发这个系统的同事的顾问。有一次有个同事问我一个字，我自己也答不上来，那怪怪的模样，我暗自惦量新华字典怕是不够用，想来得查康熙字典才行。



（十五）圣诞晚会

圣诞节快到了，使我想起去年读完学位找到工作后在西人公司过的第一个公司圣诞节晚会。作为公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司对每年的圣诞晚会都很重视。一则因为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二则是借此鼓舞士气，增强公司凝聚力。所以大约在十月份，办公室便向全体员工发电邮确定是不是出席这个晚会，因为西方标榜自由，出不出席不强制。我是新员工，而且是第一次，当然是愿意出席的。得到确认后，办公室电邮给我了晚会的按排，包括菜单，有三样主菜可选，三纹鱼排，牛排和鸡排，场地是租借饭店的，全部公司付帐。

不知不觉在忙忙忙碌碌中就迎来了这一天。晚会是在周未，下了班后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往酒店赶。有个心细的新同事知道我没买车，所以主动发电邮问我要不要搭车，我当然要了。

六点以后，我们驱车到了闹市的一个牛排馆，我们公司租的场地在二楼。上了二楼，我把我参加“圣诞礼物交换”节目而购买的礼物交给晚会组织人员，又掏出两元钱买了开奖的奖券，因为我是新来的，卖奖券的同事又送了我一张。大奖就一个，就是大家买奖券的钱。老板们早早到了，和员工们一个个打招呼。大老板看到我笑着问：“你面试时穿的漂亮西服呢？”我这才注意到男女员工大都穿了套装。我有些尴尬，不过给我搭车的新同事也没穿，他是洋人，在很多公司工作过，他告诉我没关系。

在宴会开始前，有一个猜迷游戏，墙上贴满了谜语，有图，有字，谜底是一件东西，或一个人什么的，要用法语写出来。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也不能表示没兴趣，因为老外问我最多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兴趣。不过我有办法，拉上公司的翻译一起做，我们得了第四名，但没奖品，因为只有三份奖品，翻译对我说争取明年拿奖。

猜谜结束后是吃大餐。吃完后是即兴表演，我也被同事们拉上去蒙上了脸，同事们讲的全是法语，我就稀里糊涂跟着做，惹来一阵笑声。有个男同事表演脱衣舞，当然不是真脱，是让每桌的一个同事脱一件衣服给他，他先穿上，再一件一件脱下来，但他表演得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止。接下来是交换礼物，被抽到奖的人抽下一个幸运者，我抽到了一个百元的免费美容服务，一个女同事就和我换她的礼物，是一个摆设，后来又有同事来和我换，换来换去，我最后得到的是一本法语书，这倒是我需要的。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跳舞，我没兴趣，而且已是午夜，所以我就搭车回家了。

（十六）和房东过招

Heart&Soul

在加拿大和房东过招是家常便饭，一听过招，您一定以为是充满了火药味，会不会象在国内一样上门评理，大吵大闹？其实，到了一个文明民主的国度，过招的方式和行为也就大大不同了。

我是在2001年初租住下我现在的公寓的，当时只找了JANITOR，也就是帮公司看房的人。我来看房的时候，原来这家人正好搬出，他在粉刷厨房，我四周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匆匆忙忙和他签了租约。结果一搬进来，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他骗我是全包，但是暖气是电暖，很明显到了冬天我得自己付电费。我发现这个问题再找他讨价还价已为时已晚，所以只有哑巴吃黄连。好在我和他签了一十八个月的合约，因为到了2002年，大概是新移民大量涌入的关系，租房生意特别好。

房东是不会错失良机的，但要提升房租费也不能随随便便。所以房东第一个步骤是更换每家阳台地扳，再刷上油漆，对房东来讲这些费用可以打进成本。其次，有些小问题会被夸大，比如有次夏天我洗澡时没有关紧窗户，水顺了窗户流出了些，正好水暖工经过看到，他就一口断定我的洗手间窗户下的隔墙已坏，要帮我全部更换。当时我也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奥秘，心想你要换就换吧，结果水暖工换了隔板换了瓷砖，洗手间焕然一新，我还沾沾自喜以为得了便宜。结果到了第十五个月，房东来了一封挂号信，并列了一张成本增加和房租上涨幅度计算的清单，房租到期后如要续租租金要涨十八块钱一个月，如我不想续租就搬出去。我算了一下，电话开通费，用电开通费，煤气开通费均要五十块钱，加上搬家费，还要和银行，税务局，信用卡公司等等一切关联的地方更换地址，所以搬家不划算，第一个会合我就只能接受房东的涨价了。

到了第二年我就留了心眼，这一年我没有发现房东对房屋进行过任何改造。但洗衣房遭窃一次，四台洗衣机和烘干机被小偷光顾撬开了投币箱，租户是有责任的，因为有些人为了偷懒，经常用报纸什么的把大门隔住不上锁随手关上，给小偷创造了机会。洗衣房和公寓大门口放报纸的柜子又各着火一次，结果四台机器和柜子全部烧毁。但火灾房东是买了保险的，当然保险费要上涨了。加上我洗手间天花板漏水又让房东来修了一次，所以房租上涨势在难免。

果真，到了租期前三个月，房东给每个租户寄来一张通知，下个租期要上涨十五元一个月，但没附计算清单。我抓住这一点，立刻给房东起早了一份回信并挂号寄去，索要房租上涨计算清单。结果过了两个星期，我也没收到清单，于是我起草第二封回信，大意是我不同意涨十五元，因为我自从发了索要清单的挂号信，一直没得到房东的任何电话传真信件等形式的回复，天花板漏水也不是我的责任，考虑到火灾和遭窃所有租户有一定责任外，我只同意涨五块钱一个月，如房东有疑义，我们就上房租仲裁委员会，并附上上次信件的复印件再一次挂号寄给房东，这一次房东反应特别快，管里人员打电话给我，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上涨每月七块钱了结。第二个回合我和房东实现了双赢。

（十七）在加拿大，办公革命悄悄来临
Heart&Soul

在移民加拿大前,我在中国的国资和外资都工作过。从工作环境看，我还是很羡慕大学老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打考勤，上下班较自由。但到了加拿大，使我更喜出望外的是我可以在家里上班。

自从到公司上班，我已养成了一套习惯。每天是八点半起床，九点半到公司。第一件事是倒杯咖啡，公司咖啡是免费的，吃些饼干面包之类的就算早餐。边吃边看电子邮件，对一些重要的邮件比如来自老板和项目经理的，就立刻做出回应，对一般的公司邮件我则连看也不看就放进垃圾箱。然后是检查我的工作日程表，看看今天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紧急的，有没有什么延后的。

中午去餐厅热自带的午饭，周五一般和同事外出吃饭。下午六点离开公司，七点左右到家。每天在路上要花费两个小时，如果算一下，三年有两千个小时花在路上，对一个大多数只能活两位数字年的人来说真是奢侈的浪费。可这就是习惯了的生活，我也没别的选择。

所以当我的部门经理问我愿不愿在家上班时，我以为是听错了话。但当他再三征求我意见时我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其实经理自己也很喜欢在家上班，以前看到他除了到公司开会或有必要到公司外，他的办公室常常是空在那里，他常常发邮件说今天在家上班，我还自以为管理人员有特权，在家也算上班。现在没想到也轮到我自己了。当然老板一再问我并表示尊重我的选择，要在公司上班也是可以的。但我还是决定在家里上班。

在家上班的好处就是省了交通费用，当然也就减低了出交通事故的风险，最重要是一下子每天多出了两个小时，你想想，这两个小时可以去游泳，逛商店，看电影，或者玩电子游戏。再说可以吃到新鲜的自己做的中国饭。还有自由，把脚翘到桌子上工作也没人来管你。缺点是没有免费的咖啡和茶喝了。还有交流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公司则可紧宿办公空间，除了客户支持人员和管理人员常驻公司上班外，象我和我一个组内的同事就共享一个办公室和电脑，谁哪一天非去公司了就谁用。

当然我早就习惯了网上交流。事实上公司部门重组后，我现在归美国那边直接领导，我的新老板在美国南部某个城市公司总部所在地上班，一年到蒙特利尔也就是巡视三次。但我和他每天都在网上见面，周末也是网上开会。上次他来吃饭后特地去计算机商店买了网上相机并更换了我的带话筒的耳机。所以有什么问题我就通过MSN和他通讯。

记得前几天我在一个客户的服务器上安装数据，有一部分数据是客户自己装的，有问题，项目经理通知我后，我就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但经修改后还是装不进去，查了很多地方也看不出毛病，不得已在MSN上向他求救。经理立刻打了电话，问清情况后他在几分种后也上了这个客户的服务器并到了我的安装目录下。经过他的检查，他认定是某个状态位在客户初次输入时因为数据不合格所以设置成了不接受数据，而数据合格时默认值是可多次输入的。所以要把这些数据相关的状态位改过来。我老板通过VNC让我看到他的电脑屏幕，看他是怎么查这个问题和解决它的。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对我进行了培训。

现在发达的网络技术大大节省了出差办公培训通讯费用。还悄悄带来了办公方式的革命，但愿更多的人象我一样能在家里享受办公的乐趣。


（十八）跳槽往事

我的同事吉米要走了，去另一个公司工作。我的上司今天在部门例会上宣布的时侯显得有些惋惜。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进公司的时侯，上司向我介绍吉米是她的左臂右膀，那种得意的神色和今天失望的表情对照起来使得我不禁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过，惋惜也好，失望也好，上司还是同意吉米辞职，并衷心祝愿吉米在新的职场生涯中事事如意。

中午我们约好了去饭店吃饭为吉米饯行。吃饭的时候，大家在无拘无束地东拉西扯，周围都是浓浓的法兰西语。我的思绪随着红葡萄酒的香味在袅袅飞转。吉米的离开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却我勾起了我对两件封存的跳槽事件的回忆。

第一件是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家中央国企的电脑部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时的这家特大型企业的付总经理。受他的栽培，我读了在职研究生。读完回去的时侯，这位老总已退休，但被一个北京的国家工程咨询机构聘为信息系统建设的顾问。这家工程咨询机构是国务院的决策咨询机构，负责国家大中型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审批等，和我所在的大企业一样是部级公司。当时这家决策咨询机构准备搞公司内部的网络建设，但缺干事的人，老付总问我愿不愿去，去北京我当然还是愿去的。咨询机构内负责信息系统的部门相应是司局级，主任就是原来某部委的司长退居二线的，他也认识我并愿意我去。

定下来以后，这位局长便到我所在的公司考察学习信息系统。我们处长当时兼总经理助理，理所当然陪同参观，并一起吃饭。我被老付总预先叫去做接待工作，所以处长见了我并不感到意外。晚上局长约了我的处长，其中谈到了调我的事。这件事没成功。据老付总讲局长是计划时代的京官脾气，没有先说借我用一用，而是对我处长讲某某的机票也买好了，我这次把他带北京去，口气很强硬，我处长有些受不了。结果第二天临上飞机，我处长以人事调动权在干部处，我还来不及问干部处为由就把局长的皮球给踢回去了。等局长回了京，京官不如现管，这件事就泡汤了。我处长反而对我起了心眼。我当时二十五六，还没练历，所以没把它当回事。但很快就被调到部门内部的另一个室去了，去了才知道很多有出国的项目都不让我参加，相当于闲置人员了，因为这个室的主任书记我都不熟。

第二件事是过了一年，我命中又遇贵人了。我认识的一位总公司的付总工程师受命组建一个特大工程的项目组，他是组长。组长要配个助手，他倒想起了我。他知道和我处长谈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就采取了一个曲线办法。他先打了个报告给总经理，需要干部部门为他物色一个懂电脑，研究生，外语好，不超过三十的年轻人做助手。总经理当时是中央某部常务付部长兼的，连续三届中央委员，但这个付总工程师也是很有背景的，是当时国家主席的亲属，所以部长很快就把报告批了下来。组织部门接到批示不敢怠慢，但组织部也不知到哪去物色人才，也不知为什么付总不和干部处讲而是往上报，知道这里面有蹊跷。干部处就直接问付总工程师，您就报个名单吧。付总说某某部门的某某就够条件，就把我调过去了，我处长屁也不敢放一个。我跟了这位付总美国日本跑了一圈，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两件事，真是令人玩味。本来做一个自己想做的工作，在不妨碍别人的时侯，调动也算正常，但到了那种文化背景体制下就俨然成了一场权力大比拼，我一个活人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想摆哪就摆哪，由不得你自己。回想起来，真是有些惨兮兮的。再看看吉米，自己下自己的人生之棋，一步一步往哪走全凭自己。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举起酒杯，和吉米碰了碰。为健康，在我带动下，我们大家都相互碰起酒杯来。还为自由，我暗暗地在心里对自己重重地说了一句。

（十九）我也要把槽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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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国，跳槽是家常便饭。因为加国的机构福利差不多，医疗都是买保险，养老也是买RRSP，更是和工作单位无关，好象有关的就是BONUS和休假。不过这点苍头小利对我新移民来说不算啥。看到公司里的洋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进出出，跳槽很频繁，我也起了一个跳槽的念头。

跳槽第一个好处就是给自己长薪水。在加国比如我司，加薪水得你自己提，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不知怎样给公司提要求，顾忌太多。加多少？会不会批准？别人会怎么看？老板会怎么看？加不成没了面子（咱中国人特在乎）咋办？所以最好的加薪办法就是换个工作，找个年薪高一万的同类工作并不难。

跳槽的第二个好处是积累专业工作经验。一个刚毕业的洋同学的简历洋洋洒洒就是两大张，这也行，那也行，全职兼职带义工。面试的人看了不要也想要。我的工作简历列来列去就是一张纸，两三个工作单位，尽管一直在做专业工作，可没什么好写的，人就象一部工作机器。比起洋人同行来，彰显单薄。跳槽多了，履历就可歌可泣了，有得吹了，即使回国，写上这里的分析师，那里的专家，北美多个机构的工作经验，不把国人也唬得一愣一愣的。

跳槽的第三个好处是见多识广，增强环境的适应能力。新移民从中国来到加国有个适应期，但大都只是适应了一个生存环境，有时很多新移民还生活在自我组成的小圈圈里。有了工作单位，就有了一个新的不同于国内的工作环境，和各色各样的洋人打交道，不能讲母语了，只能讲一些磕磕巴巴的洋文，尽管我有时自言自语还会冒出一个“妈呀”来。换个环境，可以和更多的洋人交往，了解主流文化生活，对提高语言也有帮助。

跳槽的第四个好处是增强自信心。跳槽跳多了，就不怕LAY OFF了，更不怕会失业。因为你总是能前瞻性地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时时想着把老板炒了而不是老板炒你，变被动为主动。自信心是一个人的支柱，跳了两三个职位的人的自信心肯定是要比只做了一份工的人强。面试时你就尽可夸下海口，就和洋人一样了，告诉面试官这个也干过，那个也干过，都OK啦，什么适应性，柔软行，可靠性，还有什么自发性，随便你颠来倒去，但不是信口开河，都有例子一一佐证，自圆其说，相得益彰。

有了这么多好处，我是磨拳擦掌，决心要把槽来跳。当然，工作还是要做好，做得越好越有资格跳。不想跳了也可做加薪的条件。另外，得好好交几个能做推荐人的朋友，顶头上司最重要，因为他的意见可是生死悠关那。好在这里的上司不会说因为你生了跳槽的心就给你小鞋穿，因为说不准他也想跳呢。

此念一生，我是不由得跃跃欲试。每天会去各专业相关网站转一圈，看到合适的工作就发个申请过去。事在人为，相信很快我就会写出跳槽心得，到时一定奉献给大家。



（二十）加中友好的使者努莫夫

Heart&Soul

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努莫夫博士在执教39年后即将退休。作为世界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努莫夫博士和许多中国领导人及普通老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数十次访问过中国，为加中友好奔波，堪称加中友好的使者。

努莫夫博士在获得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和国际著名华裔学者林达光先生一起作为共同创建人创立了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林达光先生出任首任主任，努莫夫博士出任付主任。后来林达光先生退休后，努莫夫博士又出任过该中心主任，努莫夫博士还出任过麦吉尔大学发展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负责本科教育的主任，麦吉尔大学资深评议员，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等职务。他是政治系教授，东亚系兼职教授。作为西方社会研究的专家学者，努莫夫博士也是很多国家领导人的朋友，他去过北韩，是卡斯特罗的老朋友，在泰柬边境会过乔森潘。

但他更热爱中国，作为加中建交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作为当时的加国政府对华顾问，他是第一个加中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并在七十年代初期访问了延安。他到费孝通家作过客，见过很多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八十年代初期，努莫夫博士作为主邀请人，邀请了当时到美国访问的一个中国经贸代表团顺道访问加拿大，并安排代表团参观加拿大的企业，和加拿大企业家座谈，这对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官员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代表团的团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经济改革，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努莫夫博士后来多次在中国和加拿大见过这位领导人。只要是对中国有益，努莫夫博士都会把他研究的最新成果，或什么建议，或美加企业的投资意向书等推荐给中国领导人。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向领导人推荐在加国学习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等，为他们学成回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除了是领导人的朋友，努莫夫博士更是普通中国人的良师益友。很多中国学生得益于努莫夫博士的帮助。我是99年初来加拿大留学的，到达机场的那天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少见的大雪天气，我的飞机误了点，但努莫夫博士在机场等了我好几个小时，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已帮我找好了公寓，并委托了好几位他的学生帮我办理入学注册等事宜。这样的事很多，仅我后来就陪他去机场接过好几位中国同学。他和他夫人还常常邀请中国学生去他家作客。他总是鼓励中国学生学成回国报效自己的祖国。有位访问学者回国后在国家机关工作，经这位访问学者牵线，努莫夫博士成了好几个中国省市和地区的顾问，这些地区也充分利用了努莫夫博士的资源，为这些地区招商引资。

对留下来的学生他也尽最大可能地提供帮助。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后我得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工作面试机会，在我应试前我把我所想到的面试问题写成了书面答案发给了努莫夫博士，让他有空帮我看一看。没想到努莫夫博士很快就回了邮件，他不仅给我改了错字和用法不当的词汇，还给我列出了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他给了我很多贴士和鼓励，使我增加了自信心。每次我请他做我的工作证明人他都立刻答复我，后来我在一毕业就得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努莫夫博士的帮助。

努莫夫博士充满了正义感，他在南京访问了被侵华日军大屠杀难民纪念馆后，把带回的光盘多次在课堂上向加国学生播放，让年轻一代了解史实真相。在他任东亚中心主任期间，他拒绝了一位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他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欢欣鼓舞，但他更关心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在中国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讲过学。在他的办公室，挂的一幅是鲁迅的画像。你可以在他的书架上找到毛泽东全集和邓小平全集。这是一位真正的中国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

人的一生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但对于我来说，能有幸在这样一位博学而慈祥的老人指导下在麦吉尔大学完成文学硕士学位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件人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