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里的对外贸易中，已有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子

还珠格格

康乾盛世里的对外贸易中，已有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子

  所谓“康乾盛世”，是指自1661年至1779年的这113年时间。在这个接近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自康熙开始，祖孙三代，极其认真而又努力地按照儒学理念，以及产自于中国的帝王之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诺大的中华帝国。

    可就在这同一时间里，在中国西方的邻居——欧洲正发生着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兴起了海上贸易的“全球化”运动。海上贸易的全球化，自然而然地也就要包括中华帝国，这个在欧洲人眼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繁盛富庶的地方，有许多东西，比如瓷器、茶叶、丝绸等，都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即便冒再大的风险，也愿意漂洋过海与中国做生意。

    这一时期的欧洲，经过激烈的角逐，特别是经过1688年的二次革命，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欧洲大陆陷入君主专制之下的战争纷乱之后，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渐渐掌握在了英国人手中。所以，满清皇权治理之下的中国，在海外的贸易往来的主角，也就变成了英国。

    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很频繁了。满清取明朝而代之之后，因为郑成功占踞台湾，在康熙执政的前期，一度实行了一项特别严厉的政策，即海禁，凡沿海居民，一律向内地迁居30至50里，海上贸易自然也就列入了禁止之列。1683年（康熙二十一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之后，政府取消了海禁，并在1685年（康熙二十三年）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设立了海关，恢复了对外贸易，其中，最为繁荣的仍是广州。

    1689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艘商船到达广州，广州地方即提出要对其征收2484两银子的管理费。后经过讨价还价，费用降至每船征收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钞，300两为给粤海监督的规礼银，亦即所谓的“感谢费”。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正常的做法，但在英国人看来，则是很不正规的勒索与腐败。所以，英国人为逃避广州地方政府的这种丝毫没有规章可寻的盘剥，开始另想办法。

    他们最初想的办法是“惹不起，躲得起”。当然这个躲得起，并不是从此不再来中国做生意了，而是沿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寻找合适的靠岸做生意的地方。他们选择了宁波。从1754年开始，停靠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逐年下降，1754年（乾隆十九年）为27艘，1755年为22艘，1756年为15艘，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在广州停靠的英国商船只有7艘了。

    对此，广州地方当局很不高兴，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减少，广州地方的商人，也因生意清淡向他们提意见。于是，广州地方就给满清中央政府写奏折，请求制止洋人北上。清廷于是就把宁波口岸的关税提高了100%，迫使英国商船不得不再度回到广州。

    清廷中央政府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宁波、厦门、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广州更靠近海岸线，外国人的商船很容易靠岸。所以，政府担心洋人与内地奸民勾结，滋生事端。而在广州，虽有珠江与大海相连，但有虎门炮台要塞，官府可以很方便地控制外国人商船的进出。

    当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比如洋人虽然与广州商人做生意，但不能进入广州城内。所以，洋人只能住在自己沿江而建的广州城外的商行里；做完生意后，比如因为季风等原因，海上不能通航时，洋人则必须到澳门去居住。当时澳门这个地方，早已为葡萄牙人占下，但一直没有签订什么正式的租借协议，更没有正割让给他们，政府只是睁一眼闭一只眼允许洋人在那里建房子，经营旅馆等，供他们在停航期间居住。在清朝政府看来，只要洋人不在自己跟前即可。而这也是英国为什么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想在中国正式租借一块地方建立贷栈，存放货物并供商人居住的原因。

    从清政府的这个想法看，做不做生意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维护其政权的稳定，这种维稳心态，使得政府怀疑任何人，把任何人都视为对他们的权力存有非分之想的奸民、乱民，对他们不了解的洋人，更是如此。

    清朝中央政府的这种成倍地提高北部口岸关税的做法，使得宁波、厦门、上海等口岸，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基本上名存实亡，只有广州这一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还在经营着。

    躲也躲不起的英国人，为应付中国官方的名目繁多、又无章可循的勒索，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把东印度公司原来设立的商务大班会，改组为“货头委员会”，由三名大班组成，以指导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商务，并企图协调与清政府的关系。但因为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多方努力，却近于一事无成。

    当时，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政府不与任何外国商人直接往来，政府官员不与外国商人打交道。为此，清政府设计了一种授权代理制度，授权中国13家商行，为中国的外贸代理人，称之为“行商”。行商为了取得这个代理权，必须向政府捐献一大笔钱，据说获得这样一个牌照的登记费高达20万两白银。

    按照行商制度，即外国人运来的所有商品，都必须卖给这13家商行，由他们再向内地批发分销。外国人采购中国的商品，如瓷器、茶叶、丝绸等，也必须由这13家商行代购，外国人再从他们手中购入。这一进一出，都是垄断的。所以，当时十三行的生意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

    十三行在拥有商业垄断利益的同时，也是要承担一些责任，主要有：一是代收政府的关税、感谢费等；二是代为传达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各种交涉文件，包括翻译等；三是为在华洋人作担保，担保的内容是确保洋人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比如不能进城、不能在中国超期居留，更不能在中国滋生事端等。

    清朝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原因，第一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所谓国家安全，就是担心洋人与中国人中的不安定分子，比如潜藏在民间的明朝遗留分子、活动于地下的反清复明组织等进行联络、勾结。总之，凡是有可能危及他们的权力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要严加防范；第二个原因是由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中国自明朝起，就确立了一种特珠的外交政策，即史学家们所说的“封贡体系”，中国为天朝上国，围绕在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皆为中国的藩属国，都要定期（一年或两年）到天朝来朝贡，天朝也给他们赏赐。

    这种“封贡心态”使得满清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上，看任何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藩属国，而我天朝十分地富足，一切都可以自给自足，无需任何外国来的货物。现在，允许他们来中国贸易通商，并不是中国需要他们贩运来的商品，而是天朝上国对洋人的一种恩赐，他们应该对这种恩刚赐感恩戴德。而允许通商是中国政府的一种特权，天朝可以因为洋人的任何过失而取消这种贸易。在这一政策下，洋商只能和民间商人往来，中国政府和官员不必与洋人直接交往。

    这种外交政策指导之下的外贸管理，给商贸往来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对洋商的盘剥与勒索，往往超出了洋商的承受力。政府的这种鄙视洋商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洋商的盘剥，变得明目张胆，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洋商在生意中苦不堪言；二是洋商与中国商人出现贸易上的纠纷，往往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与处理。因为，洋商的所有往来都要经过十三行的居中代理，而十三行又是洋商惟一可以进行商业交易的贸易对象，所以，十三行自己既是当事人，又是政府居中调停的代理人，很难保证公平公正；三是随着通商而来的洋人，一旦出现与中国人的刑事事件等，也常常因为法律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洋人的处置，使其感到没有司法公正可言。

    初期到中国来做生意的洋人，很多不是文化程度很高、文明素养很好的人，多是他们国家的冒险家、退役军人、流浪汉等。他们的文明素养虽然并不是很高，但他们来到中国，经过了多次的接触之后，便打破了他们先前对于中国繁盛富强的印象，发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而且都是文盲，在物质文明方面，更是落后于他们很多，因此而产生一些歧视中国人想法。而在中国人，因为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居民，对来华的洋人也有一种普遍的歧视，称他们为“红毛”“番鬼”等，所以时常出现普通的中国人见了洋人，对之吐口水，甚至扔石头。所以难免出现刑案件。

    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出现了刑事事件，中国官员对于事件的处理，常使得洋人觉得不能理解，有时甚至觉得不能接受。1785年（乾隆五十年），一个中国人杀死了一名英国水手，中国政府立即把中国一方的凶手判处了死刑。对待外国人，中国政府也如此办理。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英国商船“赫符斯号”在迎接中国政府检查人员登船时，举行鸣放礼炮的欢迎仪式，不料意外地炸伤了三名中国检查人员，其中两人不治而亡。事件发生后，广州政府就要求英船交出炮手。但听说炮手已经潜逃时，就扣押了“赫符斯号”的船长，包围了英国商馆，中断了贸易。直到逼迫商船交出了炮手，才释放了船长，恢复交易，随后就宣判那名炮手死刑，杀头了事。对于此案，英国商人很是恐惶，因为在英国人看来，炮手放炮炸伤了人，应该是一种失误，属于事故，按他们的法律判不了死罪的，再说在审判的程序上，英商也不能接受。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外贸易关系上，存在着一种并不对等的差别关系，我称之为“文化顺差”与“司法逆差”。所谓“文化顺差”，是指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帝国，其他所有国家均属撮尔小国，均为天朝的藩属外邦，都要向中国称臣纳贡；而“司法逆差”，是指在英国看来，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带有野蛮的痕迹，不论司法程序，不讲罪罚相当。这在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司法制度的欧洲人看来，难以接受。这也是他们在后来的判谈中，要坚持拥有司法权的根本原因所在。




    清朝政府的这一商贸政策，使得外国政府觉得有必要与中国政府进行勾通，商谈通商事宜，使商贸正常化。当然，也许一些人会说，他们洋人觉得不适应，那就退出中国，不与清朝做生意不就可以了吗？当然可以，但商人受利益趋使，就像今天的我们，与那些“敌对势力”国家断绝贸易往来不行吗？

    最先有此想法的是英国政府。英国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12月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使团，由凯思卡特为团长。英国政府给使团的任务是：一是向中国政府明确，英国政府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企图；二是英国人到中国和平经商，中国政府应该予以保护；三是请求中国政府租借一小块地方，作为英国的货栈；四是如果上述要求未能达成，最低限度也要请广州政府解决英国商人当前在广州遇到的困境，并最好能互设常驻使节。但这个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因为凯恩卡特中途染病死去了，使团于1788年不得不半道而返。

    1792年（乾隆五十六年）5月3日，英国政府再次向中国派出使团，由马尔嘎尼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当年9月26日自伦敦出发。使团共有成员84名，给中国皇帝带了价值15610英镑的礼品，有天象仪、望远镜、毛毯等。使团的任务是：一是租借一块地方，作为英商的货栈，在这一地方内拥有司法权；二是谈判一个平等的商务条约，并在整个中国通用；三是清除广州在商贸管理上的弊病；四是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人使用英国产品；五是在北京设立外交代表；六是让日本、交趾支那（越南）和东方群岛对英国开放。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6月，经过九个月的海上航行，马嘎尔尼使团的抵达了广州。听说英国派来了使团，满清中央政府十分高兴，早在7月24日，乾隆就下达了如何做好接待的旨意，他说：“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下令，使团北上晋京时，给他们5000两银子的供费，使团到北京后，每天给予1500两银子的生活补助。按照国际贯例，出使他国的使团，费用是要自己承担的，但满清王朝非常地大方，一下子就给了这么多的经费。

    1793年9月，马嘎尔呢使团到达北京。当时，乾隆正在热河避暑，于是又北上热河，去等候晋见皇帝。但在晋见皇帝时要行的礼仪问题上，使团与清廷发生了重大分歧。清廷坚持，使团是来上贡的，要行三叩九拜的大礼。但马嘎尔尼则坚称自己是大英帝国派来的使团，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是平等的，自己不能有失尊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嘎尔呢使团“大礼仪事件”。经过差不多一个星期的争执，最后达成协议，9月14日晋见皇帝时行“单膝下跪礼”。但通过这个事件，乾隆觉得这个使团不像缅甸、安南、朝鲜使团，是来朝贡的。所以，使团一再提出要与满清政府谈判，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直到9月30日乾隆返京。

    回京之后，马嘎尔尼一再向和珅提出要求，与清廷进行谈判，但每次提，和珅都顾左右而言他。最后，马嘎尔呢以英王的名义，于1793年10月3日，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使团出使的目的。但是，清廷接到备忘录后，认为根本不存在外交谈判的问题，因为你们来上国是来朝贡的，并明确提出，请使团于10月9日前离京，因为按贯例，没有贡使团在北京的居留超过40天。清廷对马嘎尔呢使团毫不客气地下达了逐客令。

    马嘎尔呢使团于1793年10月7日离京，差不多是空手而归。就在使团离京前，乾隆让使团给英王带去了两道赦书。其中在写于1793年10月3日的赦书中，乾隆解释了为何不让使团在北京居留超过40天的原因，说是不能开这个先例，因为像你们这样的国家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天朝无所不有，并无需要尔国置办物件。”说明不谈判商业贸易的原因。接下来是对英王的教导：“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用太平之福。”

    六年之后，乾隆病逝，“康乾盛世”结束。而在“盛世”期间中外贸易中的一些政策与做法，使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四十年后那一场战争发生与失败的远因。而马嘎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外交使命，但他们在中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很多见闻。这些记录后来很多正式出版，使我们从此中看到了大清王朝时期的一个生动的断面。更重要的是，使团看到了中华帝国的真实面貌，并因此而改变了过去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旧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