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媒体：超级工程大大落后中国竟因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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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刊发题为《为什么一些特大工程注定要吹气般膨胀》的文章。这是一篇加拿大人衰谈民主制度下的西方特大工程悲剧。虽然他没有对于中国、卡塔尔一类国家特大工程的经验进行对比，但是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等国家特大工程的成就是满满的醋味是板上钉钉的。

    作为国人的骄傲，中国在世界性大工程上面所取得的成就震惊世界。跨海大桥、万里高铁、人造港口、载人航天等等都可以说中国取得了其他国家很难实现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中国取得如此成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西方民主国家很难完成这些“庞然巨物”的大工程。

    1.民主对于特大工程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制度背景，因而特大工程往往最终变得大而无当。

    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教授努诺·吉尔，对于在特大工程的预算和工期上经常食言的政治家们深表同情。对于他来说，西方独特的民主制度对于特大工程的影响力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虽然他并不愿意深究中国在特大工程上取得的成就的背景和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否认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民主制度对于特大工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记得西方政治的一句名言：“永远对原则问题表示认同。”附上一个故事：有一位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在选区帮助该州的州长候选人“奔走效劳”，最终候选人成功竞选州长。于是州长问该议员需要什么帮助？这名议员说到帮他的选区重新修复亚当斯总统的选区故居。州长于是愿意拨款150万美元来报答他的贡献，但是议员委婉的说到：“我希望这次只拨50000美元，行吗？我可不想在一年内就完成整个重建工程！”

    为什么分为三批而非一次性修缮完毕呢？（任期6年，分三批人分别进行竞选）这就是美国参众议院的民主制度选举的缺点，人们只记得选举临近时期候选人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仅仅是修缮一个前总统纪念馆，我在刚上任修三分之一，人们会非常高兴我的作为；我在选举临近的时候，再宣布修建三分之一，人们欢呼跳跃；选举连任之后，我再把剩下的三分之一修缮完工，证明人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相信下次他们还会选我的。可见这种民主制度已经成为议员们实现连任的手段。

    这就是民主制度拖延的病因（政府部门的拖拉、不负责任等等官僚主义作风），为了竞选连任，当权者一般都选择将“功绩”和选举时期直接挂钩，否则这批选民“永远不知道我到底为他们做过什么善事”。中国并不存在这种状况，中国的官员一般来说，在上任的期间你需要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否则影响仕途。所以大工程一般完成的非常快。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豆腐渣工程，毕竟有利有弊。

    2.西方资本市场的逐利情怀也是大工程拖延的病因之一。

    难道西方没有技术和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吗？很显而易见，这些东西并不是问题！真真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社会主义丢失不了公有制为基础的事实一样，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竞争力的源泉。西方人民总而言之是“痛，并快乐着。”

    一个特大的工程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买卖”，就如同金凤凰的蛋令无数商人为之兴奋不已。但是在这个讲究利润为先的资本社会里，又有哪个商人敢于冒着得罪所有资本家的利益独自享用这个金凤凰的蛋。所以，为了“利润”二字，商人之间必须要达到一个最有力的合作，最终受伤的人不是这些商人而是那些为此买单的政府和纳税的老百姓而已。（你可以选择对抗政府，但是你选择对抗资本家的社会，你注定流离失所！）

    伦敦的三个特大工程：2012年建成的奥林匹克公园、希思罗机场2号航站楼和旨在将伦敦铁路网的运力提高10%的横贯铁路线工程。正如你们想象的英国三大工程并没有统一的行为方负责整体的把控和落实，而是招标完成之后组成一个政府、投资商、公共利益相关社区居民三方群体的核心小组。工程从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了三方的混战当中。

    政府需要控制投资成本，投资商及土地资源所有权的人需要利益最大化，公共利益方需要维护自己的社会权益不会因为工程而遭受巨大损失。这期间必然会导致竞争的激烈化，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就是利益最大化，无论是政府、投资商、社区都要追求利益不受损害。这必然是一个死逼的情节，期间可能会发生投资商撤资，社区将政府告上法庭，政府修改工程目标减轻负担。于是工程就会拖延很久。

    相对来说，这种模式并不适合特大项目工程，因为拖延得时间越长。对于三方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但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这些限制就会少很多。国家政府为投资项目做担保，人民能够拥有政府维护权益的权利，投资商的选择并没有西方如此激烈的竞争。利润将会最大化，拖延的时间也会极大地缩短。只要政府能够在项目的最后，处理完各方利益协调性问题，这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工程。

    3.西方复杂的新闻媒体斗争让政府和人民无法清楚地对特大工程有“清晰认识”，让人民对此“深有疑虑”。

    我们应该清楚的了解西方媒体的巨大能量，混淆是非的能力并非虚言。为了让对手失去这个项目，竞争对手不介意让媒体压力将对手压垮。只要这个工程有存在的需求，这必然会存在侵犯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只是侵犯的利益能否被媒体放大而已。我有个关于“发明大王”爱迪生的事实讲述媒体是如何让人疯狂的。

    这个故事牵扯到了两位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和“特斯拉”以及两位商业巨头“洛克菲勒”和“摩根”。爱迪生是直流电的发明者，摩根收买了直流电的专利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个纽约沉浸在电灯的海洋。洛克菲勒是石油大王，但是他当时最大的经济支柱是煤油，因为他是点亮美国的第一人。于是洛克菲勒利用了媒体造谣“直流电电死了人”，“电灯不稳定引起了火灾”，引起了恐慌，但是他还是失败了。

    特斯拉是交流电之父，他曾经在爱迪生的工作室做研究员。爱迪生对于特斯拉的交流理论不敢兴趣，无奈之下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交流电和直流电的战争开始了，爱迪生做了他一辈子的一个污点事情——他决定用交流电处死死刑犯人证明交流电是不安全的。这一新闻报告彻底震惊世人，但是结果很不幸那个犯人是被交流电活活烤死的而非电死。这则新闻宣布爱迪生的失败和特斯拉的成功，为此摩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收购了特斯拉的成果捍卫了电力霸权。

    这就是西方的媒体力量，这同时也是西方的商业内部的基本事实。一位世界首富、一位世界闻名的发明家都曾依赖过媒体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名誉来证明自己才是世界第一。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包括其他很多人都做过这一类的事情。原本我们可以很早就能用直流电替换煤油，洛克菲勒阻止了进程，很早就能用交流电替换直流电，摩根和爱迪生阻止了。我们还能像资本主义世界说些什么呢？

    未来，是属于那些我们能做的世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大。特大工程也许在今天看来很宏伟，但是在未来人眼里其实就如同数百年前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蒸汽机一样如此渺小。我说的未必正确，但是中国人所正在做的事情正如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等曾经做过的一样，人类正在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这也是西方惊叹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正在迅速改变世界，而我们依旧活在资本金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