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富国 无胆逆天：周恩来的官场黑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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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富国 无胆逆天：周恩来的官场黑厚学

2014-10-14 21:29:15来源：                        多维                         手机客户端

周恩来年少时的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激励几代青年奋发图强。然而时过境迁，身居高位的周恩来或许已经淡忘自己当年的誓言，虽然他工作勤恳，为官清廉，应对机智，风度翩翩，在中共干部队伍中，鲜有光彩如周氏的人物。讽刺的是后世官僚，少有人继承周恩来勤政、清廉的优点，却大多钻研周恩来的官场黑厚学。2014年4月，纵览中国网站发表“歪脖子树”撰写的文章《从志士到懦夫——说一说难说的历史人物周恩来》，作者在文中以十六个字评价周恩来：“有心富国，无胆逆天;身居高位，心困藩篱。”称周“在历史上也只能算是个表面风光的悲剧性人物。”以下为全文摘录。

文革后期，中国科技大学“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一批“帝修反别动队”。其中恶毒攻击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乏其人。但是对周恩来总理却罕有诬蔑之言。众“别动队”员不约而同保持了拥周这一立场。我同样对周恩来持着一份尊敬。他是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正面形象。那时候称他为“周总理”。更有人内心充满着对他的亲近感，连那个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总理”。
不幸的是，到美国之后，周总理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这次破碎得让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币，忽然发现它只是一片镀金铅块。一时间损失了价值的懊恼，上当受骗的气愤，有眼无珠的自责——复杂情感会一起在心里搅动。

周恩来标准像。

这得从我刚到美国说起，那时候没有正式工作，和一伙留学生偷着打工做装修。一个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小张突然问我：“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我简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张冷冷地说：“我过去和你一样，但是一件事就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里的形象。”
我感到诧异，愿闻其详。
小张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一份资料。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为了掩盖毛泽东勾结日寇的丑闻，潘汉年做了替罪羊，不许公开申辩。周恩来明知冤枉，却装聋作哑，不敢秉公向毛泽东进言。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张正义的总理，有什么可尊敬的?”小张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我不清楚这段历史，真是这样，那共产党内部也太黑暗了。如果联日反蒋是一件功勋，那毛泽东应居首功，潘汉年功在其后;如果是一件罪恶，毛泽东就是首恶，潘汉年就是胁从。现在看来，这件拯救共产党的功劳，却是危害民族的罪恶。毛泽东没有勇气公布于众，所以给潘汉年安一个罪名，让他老死狱中，达到封口目的。法院、检察院还奉命配合制造冤案;政府总理明哲保身，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就凭这些，也会颠覆了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后来发现，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放弃原则、卑躬屈节、甚至为虎作伥是一个常态。潘汉年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一旦打破周公迷思，还真发现不少周公隐疾。
1968年3月18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期，周恩来与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进来当着周恩来和众人的面，气势汹汹地骂道：“总理，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是你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是你身边的一条狼!”她向造反派们表达了切齿痛恨孙维世的态度。红卫兵闻风而动，抓捕批斗孙维世。孙维世在监狱受尽凌辱折磨致死。尸身上一丝不挂，反而手腕上锁了一副手铐。
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盯在哪里，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孩子，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1939年孙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与毛泽东如影随身。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江青于是嫉恨再添。
江青对孙维世进行迫害，虽然毒辣，却也有毒辣的动机。令人不解的是，那张逮捕孙维世的命令，竟是周恩来亲笔签署的。
至于卫士长成元功，江青的破口大骂更无道理。江青认为是成元功挡了她的驾，阻止她与周恩来见面，掩护周恩来背着她开黑会——这纯粹是江青无中生有的猜疑。然而周恩来没有为自己的忠诚卫士长做任何辩解。成元功被逐出中南海警卫处送去劳动改造八年。
与其说是周恩来屈服于江青的雌威，不如说屈服于赋予江青雌威的毛泽东的淫威。他战战兢兢侍奉毛泽东，小心翼翼讨好江青，已经到自贱自轻的地步。中国有个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周恩来做得更进一步，“敬狗全看主人面”。周恩来向邱会作传授做官经，也是周恩来潜心研修多年的“黑厚学”，他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为了迎合毛泽东，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周恩来曾经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一腔慈悲为怀的声调。可是不久他就发出逮捕令，翻脸不认人。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周恩来的批语还有更情感丰富的话，以批刘辩明心迹：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在这一历史时刻，周恩来跌落到他人格上最低点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处。不管他内心如何挣扎他终于还是把灵魂彻底出卖给毛泽东，充当专制朝廷的大祭师。亲手执刀割了刘少奇的脖子。用刘少奇的血，献祀于文化大革命的祭坛。
周恩来既有明知错杀也要杀人的冷酷心，也有明知谬奖也要捧人的厚脸皮。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荒唐宣传：”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其源盖出于周恩来。1967年9月9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周发言：“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
周前辈为了突出晚生林彪新晋升的副统帅地位，已经做得很过分了。在接见群众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让毛泽东和晃着小红书的林彪在舞台上双双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潮般的万岁欢呼。毛、林庄重地从舞台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最后在舞台中央定位。然后周恩来才象老鼠拉木楔一样，拖着一大串高干，缓缓出笼，本分地挤在舞台后排——周恩来还想把他的谦恭延伸到历史定位，把属于自己的功劳，编成花环挂到当时只是连长的林彪脖子上。就像是一个胆小的财主遇到强盗，慌忙捧出家传珍宝，说自己本来就不配拥有它，讪笑着央求山大王务必赏脸收下——这不是谦虚和美德，是懦弱和虚伪。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有失态的举止。他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向毛泽东、林彪宣誓效忠。他说“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幸亏周恩来身边没有一把刀子，否则他说不定象纣王的宰相比干一样，一刀子自己开了膛，向满朝君臣展示自己并无谋反之心。
国家总理发誓赌咒向一个党的主席表示效忠，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国家的总理怎么了?这个党怎么了?这个党的主席怎么了?
只要其中一个不“怎么了“，就不会发生上述闹剧。
如果事关毛泽东的错误和丑闻，周恩来有着本能的反应——立刻扑上去遮丑。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块遮羞布。
1961年，国家统计局贾启允等三人，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不久周恩来再次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在我们三人共同监督下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来这才放心。周恩来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鬼鬼祟祟，毁灭证据。他这个总理不是为平民百姓当差的，他只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历史不会原谅他的这种作为。
大饥荒发生后，周恩来做过几次长篇讲话，巧舌如簧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鼓励大家以此为傲。喋喋不休地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全国大饥荒的鬼话。但是一直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的锥心刺骨的问题。”
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回顾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他一直是为毛泽东当官，认毛泽东为主。他要种白薯还是继续做高官，老百姓没有权利发落。他勤勤恳恳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循循善诱劝导民众逆来顺受各种迫害。
周恩来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相对刘少奇、林彪而言，周恩来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头。但是他一旦投入这个行业，就弄得风风火火。1964年他亲自做总导演调动全国人力物力拍摄大型音乐舞蹈革命历史剧“东方红”。作为国务院总理，这实属不务正业玩忽职守。他不能解决人民温饱，却热衷于制造精神鸦片。用舞台上的辉煌，掩盖现实的失败，给贫瘠萧条的中国制造虚假繁荣。周恩来在历史上的逆向行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反动的前期预热活动。
从延安整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一个罕见的政治现象，就是周恩来与刘少奇政治角色的转换。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的新宠，他打击的是王明、周恩来。由刘少奇提议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的决定，把毛泽东推到党内不受制约的地位。毛泽东逐步走向专制主义，造成一系列恶果。直到毛一意孤行酿成全国大饥荒，造成许多农民被饿死的惨状，才唤醒了刘少奇的人性。他冒着风险，推行了以“三自一包”为中心的调整经济政策，冲撞了毛泽东。(讽刺的是，正是刘自己把毛捧到了不容冲撞的地位。)毛泽东矫情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讨发言权的时候，毛、刘已经由同盟关系彻底分裂了。微妙的是周恩来以和事佬的姿态插入纠纷，他搁置二人政争的是非问题，只是从“尊重主席”的角度劝说刘少奇作了检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一再向毛泽东输诚，表示要站在毛泽东一边，申请加盟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了角色上的对换。刘少奇成为打击对象，周恩来成了毛泽东棒子队的成员。
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性的缺陷，是没有舆论监督、权力制约机制。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向专制主义。毛泽东做的更绝一些，还把一党专制演变到绝对的一人专制。中国的政权成了一架劣胜优败的逆淘汰机器。刘少奇因为其尚未泯灭的人性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因为其日益彰显的奴性总算是体面而终。认真地说，上个世纪初许多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也都曾是忧国忧民的志士，并真诚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走苏俄的道路可以救中国。但是这些仁人志士一旦进入这架逆淘汰机器，最终要改造成为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窒息了自由思想，丧失了人性。专制机器最为显着的效能是：压制扼杀群众智慧，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愚蠢。
四人帮倒台后，邓颖超急忙向华国锋提出要整理周恩来文件的要求。她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示的文稿调来，经她过目之后监督烧毁，一如1961年周恩来焚烧大饥荒文字材料。这位与丈夫心心相印走过革命江湖的大脚老太太，十分清楚丈夫的作为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留着白纸黑字的文件只是自取其辱。但是邓颖超老太太也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不明白毁灭历史证据不等于毁灭了历史本身。顶多给考证工作带来些麻烦。历史事实是不能用一把火烧光的，善恶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凝固在时空框架上了。
命运似乎也有对周公不公平的地方。周从1956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批评之后，就从此彻底臣服。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无产阶级大革命，不管毛泽东如何荒唐，周恩来一直和毛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周恩来。周恩来感到忠臣难做，一肚子委屈。所以在做最后一次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忽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一个久被压抑的懦夫突然闪过的一星勇敢的火花。既是对毛泽东借“评水浒”影射他右倾投降的自辩，又是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抗议。不过周恩来最后的这点小挣扎，已经对他本人的历史定位没有多大帮助了。
将周恩来身上奴性的杂质去掉——或者说把他的“党性“去掉。我们看到周恩来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颂的东西：他工作勤恳，为官清廉，应对机智，风度翩翩。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鲜有光彩如周氏的人物。可惜他的才华在毛泽东的阴影下无处施展，他只能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搭建中国的积木。毛氏经济理论和结构的荒谬，造成国民经济的两次崩溃。(即使按照中共中央文件缩水了的说法也是一次“三年经济困难”，一次“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年年学大寨，年年学大庆却改变不了工农业落后面貌。周恩来有心富国，无胆逆天;身居高位，心困藩篱。在历史上也只能算是个表面风光的悲剧性人物。
而后世官僚，少有人继承周恩来勤政、清廉的优点，却大多钻研周恩来的官场黑厚学。唯上是从，民心可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大患。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群众生活的提高成为社会稳定的有利因素;一方面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法则不义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两种因素的消长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社会动乱。
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促使或强制官员勤政清廉，肃清官场黑厚学。推志士治国，反懦夫执政应该是在解剖了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后得到的吏治精义。

markham

随着薄熙来案件的审判，以关押中共高级官员著名的秦城监狱再次引起各界关注。周恩来曾亲自批捕其养女孙维世。近日，有媒体披露孙维世被关秦城监狱并被打死的细节。传闻孙维世死前曾遭轮奸。

作家木木在《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一文中，披露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近日，有媒体披露孙维世被关秦城监狱并被打死的细节。传闻孙维世死前曾遭轮奸。图为孙维世（右）和母亲任锐合影。（网络图片）

文革中，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1967年2月11日清晨，被押往秦城。严慰冰回忆称，“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进了监狱，就得换穿黑色囚衣。严慰冰住6平方米的99号囚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监狱规定：不准晒太阳；不准洗澡；不准阅读书报！

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孙维世──但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孙维世抗议伙食恶劣被拖出去打死

1967年（应为68年-编辑注）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严慰冰在窗口一听，是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都会响起，但严慰冰不知道歌唱者是谁。

关秦城监狱并被打死的细节。传闻孙维世死前曾遭轮奸。图为1947年7月，林琳、孙维世、林利益在莫斯科合影。（网络图片）（网络图片）

有一天，监狱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杓子看不见菜叶子、一半泥沙的汤。犯人若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

隔壁的歌唱者突然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严慰冰听这说话声，才知道她隔壁关的原来是孙维世。

孙维世立即被拖出去毒打，从此严慰冰再也没听到孙维世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但房间已是空的。

孙维世的100号囚室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开关可冲水，里面都是大小便。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严慰冰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孙维世死前被轮奸 头上被钉钉子

孙维世是中共著名的艺术家，生于1921年，其父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挚友，1927年被民国政府处死，当时6岁的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孙维世16岁那年，周恩来把她从武汉带到延安。周恩来去苏联养病，孙维世也跟了去，关系非同一般。

据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文披露，文革中，孙维世以通敌叛国罪被逮捕，而在逮捕书上亲笔签字同意的就是周恩来。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在家中被逮捕，被改名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像”。

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维世被活活打死。孙维世死时全身裸体，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锁着。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

markham

春节前夕，文革期间惨死狱中的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披露孙维世在监狱中受到的非人折磨，使这位红色中国第一美女的惨死再引关注。看了此节目的一位大陆观众在网上愤而留言说，“文革就是中国的恐怖主义。”

孙新世在节日中说，迫害孙维世的是文革两大恶女人江青和林彪老婆叶群，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孙曾送了一张戏票给李立三的俄国妻子李莎。在监狱中专案组要逼孙维世承认是苏修特务，并要她揭发养父周恩来。由于江青下令不留活口，孙维世在狱中打得很惨，孙新世说她听说姐姐的头都被打裂了。香港明报二月一篇作者蔡望写的文章还说，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的打手还强奸了孙维世。孙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半年后的十月即被整死在狱中，死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惨不忍睹。

蔡望对孙维世的惨死作过专门调查，认为孙维世的惨死，与著名影星上官云珠死于黑牢原因相同，两位美女都因受过毛泽东性侵犯而成江青的情敌，被江青“复仇”而整死。蔡望说，“一九四九年末，一九五O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赴莫斯科会晤斯大林，在此期间，担任俄语翻译组长的孙维世（二十九岁）受到毛的性侵犯。孙维世回国后江青即要她讲讲跟主席出国的事情。”

毛泽东强奸孙维世这一段秘辛亦获得孙维世亲侄女，其胞兄孙泱（孙宁世）的女儿孙泱证实。曾作过朱德秘书，文革前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孙泱，文革时先于孙维世被迫害至死。孙泱一九九三年随丈夫移居巴西圣保罗市后，在巴西《美洲华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姑妈孙维世》，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率中共代表团访苏，江青要求同行被拒，而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则随团前往，而且是全国唯一女性。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毛将孙维世叫到自己的包厢，要求同他“情感交流”。孙遭毛糟蹋后向同行的周恩来哭诉，周的反应是“搂抱着她，不停地说：我们要顾全大局，我们要顾全大局……”孙泱的文章还指出，周恩来对孙维世确有特殊的感倩与爱心，但碍于邓颖超的关系而只能以父女相称，尽管如此，文革期间在江青的淫威下周恩来仍然不得不亲笔签名，下令逮捕他心爱的女人孙维世，以至惨死狱中。蔡望文章说，毛泽东性侵犯上官云珠确有其事。五十年代毛到上海曾召了著名影星白杨、王丹凤和上官云珠会晤。白杨和王丹凤去后，上官云珠却被留下。他访问的上海电影界知名人士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作者还在吞港九龙塘访问过上官云珠的前夫姚克。姚说，他亦有所闻。

markham

孙维世之死-罪行只一条

　　核心提示：文革中鄧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忘了是一达还是金山，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東，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原题：《孙维世之死》

　　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维世从小管我叫“六姨”。维世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的一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zhu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让我烧掉江青送的照片

　　建国后，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殺。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zhu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東、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维世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他以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

　　文革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zhu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文革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文革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殺了，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

　　文革中鄧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忘了是一达还是金山，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東，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

　　我珍藏着几张维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维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宁世死的日子，维世死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永远不想忘掉。宁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维世死了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宁世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