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父亲刘少奇为两大错误付出了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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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父亲刘少奇为两大错误付出了生命代价　　刘源整理了父亲刘少奇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1967年9月，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
　　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1972年，刘源他们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这，是当时刘少奇孩子们的心境。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文中，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