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子女的加国留学路和被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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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工子女的加国留学路和被改变的命运

中国周刊  2013-11-21 17:09:22  [0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4月1日那天，我收到了加拿大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奖录取通知书。晚上，我、妈妈、王泽方、王雪蒙、老孙、吴郎，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去安徽六安的大巴，风尘仆仆……” 　　两年前，拿到通知书后，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和家人、朋友一起踏上了返乡旅程。十年来，因为读书求学的问题，她曾数次往返于六安与上海之间。而这一次返乡，终为这段一度前途黯淡无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幸运儿         　　去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个清明节，王新月回乡给爷爷奶奶上坟。         　　“傍晚，我们在大伯的带领下，来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给他们上坟。记得当年为了生活，我们随爸爸妈妈去了上海。那年我8岁，王泽方6岁，王雪蒙4岁。当时爷爷刚好去世，一晃已经10年了。”她将这一次回老家的经历写成了《回乡记》。         　　那还是2000年，在安徽农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来上海之前，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当过中学老师。 　图片说明：2011年万圣节，王新月（左）与UWC室友在一起。去了加拿大念书以后，性格开朗的王新月积极参加UWC的活动，后因其表现优秀，顺利进入西蒙弗雷泽大学并拿到全奖。         　　家乡贫困，很多学生弃学走上打工之路，当老师的父亲不愿孩子也走上这条路，他狠下心来到上海打工，为三个孩子寻找新的出路。         　　但上海的大门对外地小孩是关闭的。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些学校条件普遍很差，教学质量不高。王新月只能进入了宝山区沪皖农民工子弟学校念书。         　　好在糟糕的环境之下，也有偶尔出现的一线亮光。王新月和更多农民工小孩来到上海的幸运之一便是遇到了张轶超和“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         　　张轶超是复旦大学学生。2001年，在校报采访中偶然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落后的状况后，成立了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团队去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第一次站在沪皖打工子弟学校门口时，他们的愿望强烈：要让这群从未好好看过世界的孩子真正领略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         　　最初，他们只是去给农民工学校募集文具、上英语课，但却发现这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小孩的生活。在张轶超看来，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和系统的教育，而非物质上的暂时改善。         　　他和同伴开始张罗着在课外提供兴趣课程，自己集资出钱租赁场地，教授天文、地理、摄影、日语等。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久牵”，意即“长久牵手”，长久免费地为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当同伴们逐渐散去，为各自的生存与生活奔波忙碌时，张轶超坚持了下来。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他进入了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久牵”，陪伴着农民工小孩的成长。         　　王新月遇到张轶超是在小学三年级，此后张轶超便走进了她的生活，带着她成长。他带他们去捉蝴蝶，让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东西，在感知中去认识这个世界。         　　“久牵”也成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个重心。         　　在经历资金短缺、场地退租、人员四散的困窘之后，2006年是“久牵”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张轶超与美国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并寻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厅的表演机会，经此募集到了更多资金，得以租下一套两室一厅，有了常规的活动基地和钢琴、扬琴、电脑等许多设备以及大量的图书。         　　王新月很喜欢“久牵”的书，生性调皮的她，常常将书带回家，带到学校送给同学，和他们交换书来看。管束不了她的张轶超，一度生气地要将她赶出“久牵”。         　　现在回头去看，王新月仍然感慨自己的幸运：在农村有爷爷奶奶的宠爱，“我爷挑担子会一头放我，一头放石头，从村里走过时全村小孩都羡慕我”，来到上海她又遇到了张轶超，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         　　回乡与返沪         　　然而，美好的小环境终究敌不过冷峻的大环境。临近小学毕业，王新月的父母面临着选择：让她呆在上海念初中，还是回老家? 　　张轶超在“久牵”教过的不少农民工小孩，都徘徊在回老家还是留上海读书的两条道路上。留在上海将无法在本地参加中考。若想要参加高考念大学，就得回家参加中考。         　　成绩好的小孩，家人大多会选择送回老家。成绩不太理想的，张轶超会建议留在上海念中专，在他看来上海资源丰富、信息广泛，留下的价值更大。         　　王新月生在一个重视读书的家庭。“我爷爷奶奶很重视教育，觉得能多读点书就多读点。我爸受影响，对我们的教育也很重视。”最终，家人决定让孩子早点回家，以适应老家的教学环境，在老家中考。         　　2004年，王新月又回到了六安，念六年级。         　　然而，在上海呆过之后，回乡的农民工小孩已不能适应老家的环境。在老家，王新月没有朋友，没有归属感，回到家乡却仿佛是异乡人。         　　不会讲家乡话的她，却得听老师用家乡话上课，用家乡话骂人，“骂得很难听”。生性调皮的她，带着同学逃课，去隔壁的果园偷桃子，成为频繁挨骂的问题学生。有一次被骂后，她忍不住与老师顶嘴，在办公室里闹得动静很大，气得老师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状。         　　而王新月也一直闹着要回上海。终于，母亲决定把她接回上海。王新月如愿以偿。         　　在张轶超看来，那时的王新月就已经很有主见。“别人不习惯也就算了，可能就随波逐流到中考。但是她整天和老师闹，最后迫使她妈妈把她又接回上海。”他说，“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她若没有这么顽固，后来就不可能去UWC了。” 　　回到上海，王新月面临读初中的问题，糟糕的现实环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农民工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立学校相差甚远，但进入公立学校却很难。         　　张轶超一直在为这些小孩的义务教育想办法。2004年秋天，听说上海宝山区高境三中只要通过考试，并交纳一学期880元借读费，农民工子弟就有机会入学，他立即带了七个学生去申请。尽管考试成绩普遍很差，但在张轶超的说服之下，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个学生。         　　2005年，王新月回到上海后，也参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试，却因英语只得了30分而被拒绝。她找到了张轶超，托他去帮忙说情，学校给出一个条件：两个月后再来考一次英语。         　　那两个月成了王新月记忆中最踏实学习的两个月。在大学生志愿者的辅导下，她每天8点起床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晚上八九点。两个月后，她的考试成绩变成了80多分，成功进入高境三中。         　　班里只有两个外地孩子，可因为王新月成绩好，她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长。一度，王新月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         　　“当时她还相信有办法在上海考高中。可能是老师跟她有过口头上的暗示，也有她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保证。”张轶超说。         　　幻想最终在初三下学期破灭，政策没有放开，她这才真正意识到现实与前路的灰暗。         　　“信心挺受挫的，觉得很不公平。”她回忆起当时的状态，“成绩很好却不能参加中考，也不想回老家，觉得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王新月发过传单、经常和卖水果的小伙伴腻在一起，一度想要不再念书，直接去做生意。         　　她的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仍觉得好气又好笑：“成天吵着，妈妈给我三百块钱，给我五百块钱，我去进点水果来卖。” 　　在张轶超看来，这只是王新月受打击的表现。本来是全班第一名，却不能参加中考，所以需要找个宣泄口。         　　但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张轶超，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学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中考高考，但我爸说我们该读中专读中专，该读大专读大专，然后专升本。”王新月说。         　　于是，她去了上海一所中专继续读书。         　　还有一条路，是张轶超指明的：在国内考大学难，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         　　图片说明：复旦哲学系毕业生张轶超在大学时成立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毕业后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一边投入大量精力在“久牵”，十年来帮助许多农民工子弟得到更好的教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推开的大门         　　进入中专后，王新月感觉非常不好，混日子的氛围让她无法接受。         　　“我不想一个人在广阔的大海上漂流。又或许是我很胆小我不想一个人去冒这个险。我想和身边的人一起去，想有人给我做伴，想看到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或者正在找寻自己的航向。”她曾用文字记录下那段时间的心情。         　　2010年夏天，她拉上了“久牵”的同学去上英语补习班准备考托福，试着迈出出国留学的第一步。         　　托福的成绩并不理想，另一道曙光却出现在她的面前。         　　2010年的冬天，张轶超了解到UWC正在中国招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         　　UWC，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创立于1962年，意在将不同国度、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目前共有12所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小学教育外，还有两年的大学预科学院。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         　　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此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后来下放到诸如残联等不同部门。进入UWC的学生，两年结束后可申请海外大学，毕业后多留在国外工作。在UWC的毕业生中，不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思科(中国)发展总监等。         　　2010年，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负责统一选拔学生。         　　王新月便是第一拨被这届理事会面试的学生。         　　最初，看到全中国只录取25个人，她觉得希望渺茫，没有当回事。         　　这年的12月15日是申请书投递截止日。12号，张轶超找到王新月，逼着她填了申请书。仍没当回事的她，填完便扔到了脑后。         　　春节，她收到了邮件。“哇噢，让我去面试!”她简直不敢相信。         　　面试进行了一天，包括模拟联合国答辩、户外挑战和单独面试。         　　在模拟联合国答辩中，大家分成四个组，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末日来临，你只能选五个人去新的星球，你会选哪五个人? 　　其它的组都只选择了诸如教授、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女人等比较强势的人，留下了老弱病残，王新月他们却没有放弃弱势者。         　　“理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会选择强者，因为要到新的星球去建立新的家园。但我们觉得不能太自私，不能因为这个就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她说。         　　最终，她所在的小组得到的评价最好。         　　而在单独面试环节，她和面试官聊得很开心。         　　“那时，问我作为一个不能参加中考高考的人，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我就说中国有很不公平的体制，比如对农民工子女的不公平，不仅会造成现在一代人的隔阂，也会造成下一代人的隔阂，会极度两极化。” 　　她的回答和表现让面试官印象深刻。赵宾毕业于UWC，现在是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三年前，正是他面试了王新月，现场的对话他至今难忘。         　　“你在国外想做什么?” 　　“想做跟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 　　“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怎么改变?” 　　“我要拍纪录片，让大家去看，在看的过程改变人们的想法。” 　　赵宾面试过许多人，很多人懂得面试技巧，答案早就设计好了，王新月的答案或许也可以设计，但她眼睛里闪出的火花却是无法设计的。         　　“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会用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很有能量的人。”赵宾说，“她正是UWC想找的那种人，有梦想、能坚持、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在我这些年面试的人里面，这样的人不超过5个。” 　　王新月面试通过了，UWC加拿大分校的大门向她敞开，并提供两年41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清明节回乡之旅，王新月将好消息带给了疼爱她的爷爷奶奶：“跪在坟前给爷爷奶奶烧纸钱，风真的很大!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和大伯、大妈对爷爷奶奶说的话—在告诉他关于我们姐弟三个的情况，当然也把我将要去加拿大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在地下能够安息。” 　　继续改变命运         　　在UWC的两年，王新月仍是活跃分子，改造废弃的蔬菜大棚，参加辩论赛，组织加拿大同学来中国实地考察，纠正他们对于中国的偏见。         　　两年后，要准备毕业论文，她研究的是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并利用暑假回上海做调查，采访上海人、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NGO。后来论文登上了校刊。         　　毕业后要申请大学，她选择了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弗雷泽大学。面试前，考官已经知道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她，并对她的毕业论文很感兴趣。         　　“我没有责怪上海人和农民工的任何一方，重点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现象存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王新月解释了她的论文观点，“当地人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机会去接纳对方，农民工也没有给城市人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双方隔阂越来越大，所以政府需要放宽一些政策，让农民工感到被认可。要从学校开始，积极促进农民工和上海人的交流，从小孩开始促进融合。” 　　她又一次通过了面试，并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每年暑假回国，她都会去“久牵”和UWC中国理事会帮忙。         　　“她很有想法，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组织同学来中国考察，效果都很好。”UWC中国理事会委员王颐对王新月评价颇高，“她是跟UWC理念很匹配的人。” 　　UWC中国理事会副理事长华晓杭近年招聘了不少逆境中出来的人。他们或因自身残疾，或因家境贫寒，或因政策限制，发展受阻，但却都目标明确，充满了读书求学的渴望。         　　“逆境出来的人可能分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完全的排斥、逆反，一种是幸运儿，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但对社会很反感，认为这个社会是非常自私的，所以我也要自私，要将一切利益抓在自己手上。”华晓杭说，“但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会正面去看待逆境与不公，并愿意去改变。” 　　“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公平的事情，但如果大家只是去指责，而不去做哪怕一点点改变，这个社会就会永远不公平下去。如果能通过王新月这样的人，带来更多正面的能量，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华晓杭说。         　　对于未来，王新月决定最终还是要回国，回到上海。无论做什么工作，“大多数的精力会放在NGO、‘久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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