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细解读：中国绿卡门槛放宽利于人才及资本回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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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详细解读：中国绿卡门槛放宽利于人才及资本回流(图)

　　小康杂志2013年第1期封面

　　中国绿卡

　　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移民，中国尚没有一部明确的《移民法》来规范来应对，一方面中国渴望外国投资者、高科技人才“加盟中国”助力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绿卡门槛咬紧不放，在外国人的出入境、在华管理上处于不断修正法规的摸索阶段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中国绿卡的门槛放宽了。

　　2012年12月上旬，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25个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这份由25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以高规格的姿态，试图重新定义外籍在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绿卡制度进入2.0时代。

　　绿卡之“卡”

　　64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来华20年后，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绿卡”。

　　他是最早来华的外籍商务人士之一，现在是一家中外投资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他还有一个比较有社会美誉度的职务——北京市政府的高级顾问，曾为北京奥运会“搭建中国管理机构和外国商业团体之间的桥梁”，范克高夫认为“没有比自己更有资格拿到中国绿卡的人了”，但他的绿卡申请之路仍然历经波折——无数次提交各种文件，无数次接受面谈，就在他身心疲惫之时，绿卡才悄然而至。

　　截至2011年底，中国实施绿卡制度以来的8年中，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只有4752人，比起60万外籍常住人口来说，这显然是冰山一角。对于大多数没有绿卡的外籍人士来说，这意味着时刻要关注着自己的签证时间，经常提醒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2012年12月13日，在常州生活了六年的刘昊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他是常州首个获得任职类“绿卡”的外籍人士。现为常州一高新企业高管的刘昊，回忆起2006年那次“夺秒签证”经历，仍心有余悸。当时他从德国出差回到上海，在浦东机场落地那刻突然发现签证还有24小时就要到期，而签证一旦延期，就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他赶紧回到常州换了一身衣服，又直奔上海，再坐飞机到澳大利亚，赶到领事馆办理入华签证，然后再赶回中国。30个小时后，他终于“合法”地踏上中国的土地，而此时他的双腿几乎站不起来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刘昊一样走运，在常州包括刘昊在内，仅有两人获得了“绿卡”。当地公安部门称，每年都有几十位外籍人士向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和申请，但99%以上的人都不符合申请要求。

　　时至今日，真正获得中国绿卡的人屈指可数。中国绿卡因此被认为是“最难申请”的绿卡。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规定显示，外国人若想申请移民中国，确切地说是申请永久居留权，应当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二)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三)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

　　(四)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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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繁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认为，即使和非移民国家比，中国的绿卡门槛也显得高不可攀。他举例说，非移民国家的英国，全国人口6200万，技术移民一年也有3万多。

　　移民大国美国则更甚，过去10年来，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为34万9450人，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前提，则是获得美国绿卡。而从1980年至2009年这30年间，共有110万4669名中国人获得了美国绿卡。

　　大量吸收外来移民，不仅获得人口红利，也使美国拥有了大量高新技术人才和广泛的社会商业资本，为其经济高速稳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无法阻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通过“绿卡”在全球吸纳了大批顶尖人才，连一向坚守“非移民国家”的英国、德国等国家也加大了向外籍人才颁发“绿卡”的力度。

　　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中国，自然成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对比的对象，中国绿卡甚至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有人笑称，“比尔？盖茨、巴菲特够不够优秀？他想来中国定居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按照现有的绿卡制度，他没有现行规章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

　　移民“门槛”

　　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刚刚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个人收入差距是引起国际移民的首要原因。外来移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需求，由于高端人才的不足以及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来填补空缺。

　　在之前经济水平并不发达的时候，中国大多数时候是外国人旅游想象的“神秘之地”，直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才逐渐成为移民者的探宝之地。

　　与此同时，中国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的改变过程。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管理法把外国人在华居留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旅游、探亲和商务考察均属短期，1至5年以留学、工作和投资等为居留目的的算长期。管理法规定的新的签证类别中还有一种“定居签证”，持该签证的外国人有权在中国永久居住。

　　威尔纳·格里希，一位刚刚抵达中国不到两年的德国工程师，成为获得“定居签证”的首位外国人。1984年，刚刚退休的威尔纳？格里希被波恩高级专家服务组织派往湖北，帮助整顿亏损的武汉柴油发动机厂。那是中国开启对外开放的年代，格里希成为中国首位外籍厂长，他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甚远。1986年5月，在他合同任期快要结束前，他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

　　这事实上预示了后来中国绿卡的覆盖对象，稀缺的高级技术人才更容易获得青睐。

　　政策的松动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在其自传中透露称，1987年他计划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结婚，但却遭遇了各种政策壁垒，最后佐佐木敦子的入籍是由邓小平特批的。公开资料显示，1985年到2004年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只有50人。

　　从永久居留权到永久居留证放宽，中国用了十年时间。这一进程在中国入世后，才大幅加快。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重申，“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抓紧制定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聘用管理办法。”2004年，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中国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首次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久居留证制度，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绿卡”。

　　此前，外国人每年都必须更新居留证，施行中国绿卡制度后，首次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对于年满18周岁的外国人，绿卡有效期是10年。持有绿卡的外国人，无需签证，凭护照和中国绿卡即可出入境。另外，还可以任意更换工作，其子女在中国教育机构就读，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绿卡持有者应每年在中国居住3个月以上。证件的发放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

　　这一政策推出一年后，就有649名外国人获得中国“绿卡”，是之前10年的12倍还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名移民法专家刘国福分析认为，这批人大多是2004年之前的历史移民，但这同时显示出外国人对中国绿卡的渴求。

　　但此后，中国绿卡的实际发放量却没有爆发式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自实行“绿卡”制度以来，中国“绿卡”年均发放量仅有248张，而这一时期入境的外国人多达2700万。

　　“每年发200多张(绿卡)不如不发，外国人以为我们在玩文字游戏。”刘国福对《小康》表示，“中国的绿卡门槛过高，不利于人才引进，最重要的是想申请的很难符合条件，真正需要吸引的人也不一定愿意来”。

　　但世界人才的争夺战正变得日益激烈，连东亚的非移民国家日本，其移民政策也从严厉转向缓和、从抵触转向吸引。2012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一项海外高级人才优待的制度，通过学历、职历、收入等评估标准分别制定积分，按照这一新规定，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10年的人才现在只需5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绿卡”。

　　新形势逼使中国管理部门开始考虑放宽“绿卡”门槛。

　　绿卡2.0的变化

　　2012年12月12日，中组部等25部委历时两年多调研、讨论，最终联合出台的文件，对2004年中国绿卡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完善和修订，由此开启了绿卡政策的2.0时代。

　　新的《办法》针对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普遍关注的就业、签证居留、通关、投资、职称、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公积金、购房、办理金融业务、购物、旅行、驾照等方面问题，逐条规定可凭中国绿卡享受相关国民待遇。

　　长期在此领域有研究的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庄国土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中国扩大了‘绿卡’享有的权利，还应适当降低发放‘绿卡’的条件，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权利’的传统，这将有效促进海外华人人才及资本的回流。”

　　《小康》接触的多位业内专家都表示，《办法》或许将成为一个契机，从法理和实际操作层面，全面升级中国对于外来移民的管理，如果2004年至今是1.0时代，那么今后是否真正升级为2.0时代，值得关注。

　　此前的2008年，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移民计划(“千人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赤子计划”，教育部出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北京推动了“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制定了“曙光计划”，无锡也有“530计划”等，对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最近三年来，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大多受益于上述政策倾斜，但这一系列政策瞄准的仍是顶级人才。这些顶尖人才被吸引来中国时，有的已经过了研究、创新的黄金时间，更多通过以前的成就换得好的待遇。而这些曾经做研究的人，来到中国大都承担管理的职务，研究做得好，管理未必一定能做得好，两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以职业为基础来设计技术移民制度更为合理。”刘国福说。

　　诸多专家都认为，根据当下中国面临的阶段，应该加大对技术移民的吸引，放宽对这部分人群的“绿卡”限制。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我国境内短期和长期居留外籍人员已超过102万人，其中常住外籍人口将近60万。但拥有中国绿卡者占比不到万分之八，而美国每年发放100多万张“绿卡”，其中高层次人才职业移民“绿卡”达14万张。新西兰人口不到500万，但每年发出的工作签证多达18万张。

　　与此同时，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移民潮，中国尚没有一部明确的《移民法》来规范来应对，其实在10年前，中央有关部门就已经提出要研究和制定“技术移民法”，专家意见稿也已初步形成，但立法进程一直停滞不前，尚没有列入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的立法规划中。

　　一方面中国渴望外国投资者、高科技人才“加盟中国”助力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绿卡门槛紧咬不放，令向往移民中国者痛苦不堪。

　　在绿卡等全面的移民入境政策缓步前行之时，有些地方开始“曲线救国”。如广州市启动了一个名为“红棉计划”的方案，解决在广州生活、就业超过4.3万人的留学回国人员安置问题。“红棉计划实施细则已经制订完毕，准备开始实施。在新的实施办法中，我们会对回国人才提供住房保障，会参考廉租房、经适房等形式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广州市人社局副局长徐上国说。

　　海外人才还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外国人才不能直接申请，不论是独立还是雇主担保，一步到位取得永久居留权，在这种忽视独立技术移民，申请条件苛刻情形下，严重缩小申请人范围，让很多海外人才望而却步。刘国福分析称，2011年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移入人员呈现出年纪轻、学历高、工作期长的态势，因此必须根据人群的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实行更加宽松的外国来华技术移民政策，会使外国在华技术移民的数量恢复持续增长态势。

　　国家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亦透露，“目前很多已经加入了外国籍的留学生对于申领中国绿卡也有需求，我们希望很快出台新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

　　中国绿卡2.0政策来得正是时候，但是仍需要在实践中来检验其所带来的长远效益。

　　“这不仅是国际交流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显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移民各国，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如今我们也需要世界各国专家来这里，为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谁会移民中国？

　　谁会选择移民中国？在已经获得中国绿卡的人群中，因特殊贡献而获得者占据了三分之一，亲属投靠类占据了五分之一，而投资移民比例少得可怜。技术类移民比十年前翻了几倍，但却是因为之前基数太少，而这将是未来中国绿卡最欢迎的人群

　　文｜《小康》记者 齐岳峰

　　谁会选择移民中国？他们来自哪里，在中国以何为业？随着在中国街头的“洋面孔”不断增多，人们对“老外”已经不再感到好奇了。但是对于想要变成“中国人”的洋面孔，人们仍然充满了好奇。

　　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达到了2711万人次，而2012年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33万左右，2020年会达到88万左右；在这当中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将近60万人，而来华以经商和就业为目的的超过40万人。

　　正是这些人，把他们的生意、职业和未来的重心，都转向了中国。但是，要拿到中国绿卡，却并非易事。

　　谁能拿到绿卡？

　　朱利安尼习惯性地抬起头看看窗外阴霾的天气，如今他已经不会再向刚踏上这个国家土地之时习惯于惊讶了，就像他安于当下的衣食住行一样。

　　朱利安尼的个人简历显示，在意大利一家知名公司工作了八年后，他选择了遥远的东方——很久以前，他的同乡，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也曾如他一般遥望过同一个方向。中国人的概念中，让外国人为自己工作，多少带了些浓厚的历史情结。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像朱利安尼一样的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头上，被冠以外国专家的名义——彼时中国将几乎所有以来华工作为目的的外国人都称为“专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人的国籍，大多是中国北方的邻国——俄罗斯。

　　2004年，中国政府将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送到寒春手中，当时她83岁，在中国生活了56年。1921年生于美国的寒春，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来华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专家，曾与杨振宁是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此后她放弃核武研究工作，来中国与丈夫从事农业研究，2003年寒春的丈夫、原机械工业部顾问阳早去世。在讣告上，寒春执意加上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

　　第一批获得中国绿卡的人们，大多是和寒春一样的“专家”，事实上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都在30年左右，后来者会因为他们在中国付出的特殊贡献获得“绿卡”。

　　按当前的相关管理办法，外国人如想获得中国“绿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分5年和10年两种，以18岁为界，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大类。

　　现实中，哪些人有可能获得中国绿卡？

　　白希伟，意大利人，2004年来到中国，现为青岛毕勤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在青岛创业、结婚。5岁的女儿在青岛一家小学上学，他本人获得过青岛市政府授予的“琴岛奖”。2012年成为青岛第30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黄明贤，2010年回到中国，祖籍河南信阳，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后，在美国杨伯翰大学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已入籍美国的他最后选择回国创业，现任郑州英诺高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两年后获得中国绿卡。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自2006年至今仅有20余名外籍人士获得“中国绿卡”，其中大部分是以“夫妻团聚、亲属投靠”申请下来的。

　　2012年以来，各地开始频频出现外籍人士首拿“绿卡”的消息。9月份，广东惠州加拿大籍华人朱先生取得当地首张“绿卡”，11月，来自约旦的塔里克拿到了宁夏的首张“绿卡”。绿卡不断破冰，显示了地方对于技术人才及外贸人才的渴求。

　　梳理近年拿到中国绿卡者的简历，归国创业者渐多，投靠亲友者居次，投资者最少。如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2010年持“绿卡”的在京外国人统计显示，因突出贡献获绿卡的人数达265人，占总数的36.8%。此外，家庭团聚类的占到270人，侨民换发类的115人，任职类的有67人，个人投资类仅有4人。

　　按公安部之前出台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最少只需要投资50万美元以上，才能符合永久居留资格的申请条件，尽管这一标准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显然想通过投资而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并不多。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通往“中国绿卡”的道路上，其实更多的是黄色面孔的“归来者”。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小部分的归来者成为最希望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在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成为“中国绿卡”的聚积区，截至2012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达到911名，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地区持有“中国绿卡”的人数占到了全国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仍停留在个位数上。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汇丰银行2012年海外经济开拓年度调查显示，中国从前一年的19位上升到了第7位。接近一半的参加调查的移民认为，在中国能赚到更多的钱。

　　在绿卡与入籍之间

　　今年40出头的卢安克于1997年来到广西农村支教，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

　　1980年通过的国籍法对外国人入籍中国，只有三条非常简单却很直接的标准：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的；有其它正当理由。

　　卢安克的申请中，显然前两条都不符合规定，这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洋雷锋”只好离开中国半年多，后来又悄然回来。在2011年11月11日，卢安克终于拿到了就业居留许可证，他把它晒在网上，被很多网友误认为是绿卡。

　　但事实上，工作居留证、永久居留证(绿卡)、中国国籍三者并非简单的从A到B再到C的关系。现实的复杂之处在于，中国现行的国籍法并不承认“双重国籍”，而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来所在国的“国籍”。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尤其是欧美籍人士看来，尽管在某些方面中国可能是一方乐土，但他们并不希望能够入籍中国。要放弃原属国籍——从现实情况来看，鲜有人愿意一试。况且，很多国家像中国一样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仍只是拥有一张中国绿卡。在北京从事外籍人力资源顾问工作的王雯称，他们接触的相当一部分客户对加入中国国籍或者说至少拿到中国绿卡有着极高的热情，但观察他们的背景也会发现，大多数此类人群来自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欧美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人的吸引力一样。

　　香港入籍者的地缘分布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12月12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成立以来，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的主要原属国籍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

　　30岁的林客(化名)是一名获得中国国籍的韩国人，电话那头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向《小康》记者回忆起花钱成为“中国人”的经历——1994年，尚年幼的他跟随爷爷奶奶来北京找寻亲人，他模煳地记得，来中国不久，爷爷就在一个小镇用个人关系花几千元买到了他们的中国国籍，如今，他已在成都结婚生子，过着自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只是偶尔朋友会开玩笑说他是“韩国黑户”，他说他也有一些韩国朋友想来中国定居，但没有一个是拿到中国国籍的，都是“中国过客”，与他们相比，自己幸运很多。

　　林清龙也明白，如果不是那个年代用特殊的“非常规”手段获得了中国国籍，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东躲西藏的“三非”人员，或者干脆已经被遣送回国——因为获得中国国籍太难了。

　　但同样有另外一部分外国人，根本没有将“中国绿卡”的概念装入自己的大脑中，在中国工作了三年的孟加拉国工程师米哈兹在2012年年底，结束了他在爱立信中国公司的合约，坐在《小康》记者面前，这个出身孟加拉国外交官世家的工程师更愿意向记者咨询在某个特定的年份“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类的问题，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工作合约结束后，米哈兹希望能够进入中国顶级的高校学习深造“比如说清华大学，拿一个中国大学文凭”。至于为什么不考虑进一步稳定在中国的身份问题，米哈兹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他轻啜一口咖啡，说：“现在这样，不是很好么？”

　　有一项数据显示，每年在北京逗留居住的20多万外国人中，持有中国绿卡者不过万分之四，和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中外国人持“绿卡”者数量相比差距明显。移民法研究专家刘国福发现，以来华留学生为例，有大约10%的来华留学生是因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痴迷才来中国留学的。

　　这些人只是中国的过客，而不会成为中国的一分子。

　　“超国民待遇”与“三非难题”

　　很多人选择“黑”在中国。30岁的尼日利亚人Jonassen住在广州郊区，跟大多数非洲人一样，他选择做服装批发——把中国牛仔裤T恤衫运到他的国家去卖，偶尔，帮他刚来中国的朋友做做翻译和向导，但是半年前他的签证过期了。

　　“我们的签证在中国不能续签，一到期限，就只能回国再办签证，但你知道的，来中国的签证很难拿到。”Jonassen中文说得不错。像他这样没有稳定住所和公司的人，是很难再次拿到签证的。他舍不得离开中国，这里比尼日利亚的生活好太多。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志刚从2006年开始就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跟踪调查。他告诉记者，2008年在广州合法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人。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据估计目前总人数超过10万人。

　　仅在广州越秀区登峰派出所辖内登记在册的涉外机构就有41间、涉外商贸城5间，散居的外国人有1363人，其中非洲人占80%。“外国人管理难，难在底数掌握和动态管控难，难在‘三非’查处难”。越秀区公安局民警刘涛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为了破解管理查处难题，公安部门成立了查处“三非”外国人专业队，外管民警、社区民警与专业队分工负责、联合行动。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2012年6月18日，三名非洲男子搭乘电动车后与车主发生车费纠纷，其中两名非洲男子离开现场，另一人与车主及其伙伴发生打斗后，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6月19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示威。

　　2012年5月中旬，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意图猥亵中国女子，此事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将“三非”人员这个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紧接着北京警方展开清理“三非”外国人百日专项行动。

　　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警方口中的“三非”人群日渐增多，仅2011年全国各地警方就查处“三非”外国人2万余人次，其中非法入境人员主要来自毗邻国家，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士则多以留学、旅游为由入境并逾期滞留，一些外籍不法人员借机混杂其间，对我国的边境管理、社会治安带来困难和挑战。

　　在处理“三非”人员的力度和公平性上，坊间一直存有争议，有评论认为中国警方一直在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打击“三非”，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待在华外国人犯罪问题上，我们给了他们“超国民待遇”。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则坦言，“三非”外国人管理难度较大、外国人服务管理统筹协调工作有待加强、现行法律法规不适应外国人服务管理形式的发展需要。根据公安部出境入境管理局的数据，2004年至2011年查处的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的人员数量逐年下降，但是“三非”外国人并未减少，这说明合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数逐年在增加。

　　很多专家也指出，针对外国人的移民法及针对外国人案件的程序法等方面立法的滞后，才是事实上形成“超待遇虚象”的根由。警察刘涛则认为，随着外国人数的增加，与中国人交际范围逐渐融合，偶尔发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因为涉外，所以格外引入关注。但只要依法办理，合理引导，事实上管理起来并不复杂。最近三年内，登峰派出所分别查处“三非”外国人252人、79人和65人，而今年前5个月查处的“三非”人员仅有17人，呈逐渐下降趋势，外国人守法意识明显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7月1日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对治理“三非”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有一条规定：对有“三非”嫌疑的外国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依法当场盘问、继续盘问、拘留审查。

　　“中国一直以来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而国际上的惯例是一国的移民管理机关委托民间机构开设‘融入课程’，根据入境者身份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涉及语言、历史、文化等，帮助外来移民者尽快融入当地、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和法律。”刘国福说。

　　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美国国土安全部2010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2010年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有70836人，其中获得技术移民签证的为17949人，占总数的25.3%。

　　淘金潮：移民族的中国梦

　　广州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而北侧的城中村，住着数以万计的非洲租客。和所有上班族一样，他们背着公文包坐公交、挤地铁，除了肤色以外，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州报道

　　早上9点半，Felly Mwamba来到设在广州天秀大厦28楼的办公室，马上听秘书的工作汇报，看看今天接了多少订单和准备好了多少要发往非洲的货柜，这是他每天来到办公室要做的第一件事。

　　Felly来中国十年了，生意做得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有规律。

　　从广州地铁5号线小北站A出口出来，一条环形天桥，把小北路和宝汉直街非洲人工作和生活的地区连接在一起。即将到达广州火车站的铁路穿越市中心将小北区域分为南北两侧，南侧是著名的天秀大厦，北侧是典型的城中村。

　　天秀大厦已经形成了一个50个国家以上人群的国际化聚集地，除了非洲人，这里还有中东人、南亚人和南美人。而北侧的城中村，住着数以万计的非洲租客。小北是非洲裔外国人在广州最聚居的地方之一，在这里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穿着非洲民族服饰的外国人。和所有在广州的中国上班族一样，上班时间背着公文包坐公交、挤地铁，行色匆匆，除了肤色以外，他们俨然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

　　“洋人”的生意经

　　Felly Mwamba，今年34岁，这个1米8大个头的非洲小伙儿来自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到过迪拜、去过法国。2002年，刚过了24岁生日的Felly只身一人来中国，发现很多商品质量好，价格低，同时又是资源贫乏的非洲急需的物资。看到商机的他果断地在广州创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开始做外贸生意。

　　中国的服饰，一件裙子，可以高达数万元，也可以便宜到几元人民币，对于非洲而言，物美价廉的货品才是他们想要的。非洲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来中国十年，从衣服到家具，从食品到家用电器，“从非洲拿到订单，然后在中国这边订货，再卖回到非洲去。”在广州的大部分非洲人，都靠这种“中介”的工作方式支撑着。

　　在广州生活了十年的Felly做起生意来如鱼得水。但并非所有的非洲人都可以很快地融入广州的生活，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沟通，在生意过程中常常是“鸡和鸭讲”，不知对方所言为何，因此也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是损失。

　　Felly刚来广州的时候，去大沙头买一台电视，付完钱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一看，根本放不出图像，没法用。此后他买东西都是当场验货，防止上当。

　　在小北区域，除了聚集着无数的外国人之外，还活跃着一群潮汕和福建人，他们专门给外国人提供人民币兑换服务。Haobom刚到广州不久，对普通话是一字不通，他告诉《小康》记者，10月19日他与一名汕头人用美元换人民币，因没有沟通清楚，被人坑了几千元。“碰到这种事，报警都没有用。”

　　无论什么时候，广州登峰宾馆的街边都停满了拉活的商务车和面包车，随时等候着非洲商人的叫唤。面包车司机老徐说，“外国人很讲究原则，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如果失约一次，他就不会再叫你的车了。只要谈好了的价钱，就一定会实现。”记者询问多个面包车司机都表示“外国人的生意比较好做”。

　　菲佣的掘金路

　　广州的另一个外国人群体，也逐渐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就是从香港转道北上的数以千计的菲佣。

　　“不要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庭，会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请‘菲佣’，因为他们英语好！”家住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村的陈琴说。菲佣作为一个品牌，成为全世界高端家政行业的代名词。大批港人进入珠三角创业的同时，也把菲佣这一行业带到了内地。

　　在陈琴家里，记者看到菲佣GEMMA正在交叉着用英语和不熟练的普通话逗她的女儿。一年前，陈琴从家政公司请GEMMA来到家里全程照顾刚满一岁的女儿。GEMMA不需要做家务，每个月的工资6000元。她带孩子带得比较好，陈琴的女儿也很喜欢和她玩。陈琴觉得，请菲佣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问题，大部分菲佣仅能用普通话进行简单的沟通，有很多甚至完全不会。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英语水平不够好的话，就常常答非所问，同时费用也比较高，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起菲佣的工资。

　　GEMMA告诉《小康》记者，她今年35岁，持有大专毕业证，做过6年教师。现在的工资是她在菲律宾工资的几倍，这是她来中国最大的诱惑。在广州生活快三年了，她基本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在祈福新村，她还有三个姐妹帮中国人带小孩，她们每天能有机会带着小孩在小区的花园里见面，不会觉得孤单。GEMMA最怕遇到警察，看到警察都会绕道走。目前有很大一部分菲佣的签证都已过期，一年来由于中菲关系紧张，续签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干脆不回去。GEMMA表示，在中国家庭一般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警察也不会随意去检查你的房子，一般家里有人来，不会去开门的。

　　“被查证遣送回去是最担心的，因为都属于非法居留中国。”

　　爱玛菲佣服务中心负责人任晴告诉《小康》记者，她公司目前有100个左右的菲佣，每星期平均会进来五六个。这些菲佣大部分住在广州有一段时间了，自己找到公司，“我们没有应聘的标准，只要菲佣我们就招进来，广州的市场还是很大的。”任晴说，中介费的收取和国内阿姨一样，交一次费用，给你一个或者几个人，要是不满意一年之内可以免费换，从2000-6000元不等。

　　菲佣们的个人来历背景，大部分都是通过自己介绍，中介公司并不负责考证。任晴说，她们只是为菲佣和雇主之间牵线搭桥，其他风险并不承担。她向记者支招说，“押她一年的薪水，把护照捏在手里，她就跑不了了。”

　　像GEMMA一样，许多菲佣一开始都是拿着商务签证进入中国。正常情况下，她们每6个月就要去续签一次。本来是签证无限期的，但因为中菲关系紧张，签证很难签下来。之前有人称只要花8000-9000元就可以签，但最近提高到12000元。很多菲佣因为付不起“黑线”干脆就不签了。但没有签证，她们就不能与公司签务工合同。任晴说，中介能否做成功，完全靠三方的信任，而她最多也只能拿出营业执照给客人看。现在国内的菲佣都是这样的，有人敢签的话，都是铤而走险，一经被查，就要吊销营业执照。

　　在北京、上海、广州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些高档小区里出没着的菲佣，成为新一批隐匿在地下的淘金者，有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内地家政市场上约有5万名菲佣，其中北京就有上万人，但有合法签证者不超过十分之一。

　　老外也有“中国梦”

　　Felly每月花两千多元租房子，开着宝马上班。他坦言，在中国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还是比他的祖国刚果(金)要好得多。他在广州生活了十年，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希望能长期留在中国。但要想移民，似乎却困难重重。

　　如Felly一样，许多年轻的外国人更希望通过在中国结婚来延续他们的“中国梦”。Felly的表哥Henrry比他晚一年来到中国，在2009年娶了一个中国女孩做新娘，去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如今他们在新塘碧桂园凤凰城买了房子，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生活。“我好羡慕表哥，他们娶了中国新娘之后，现在有永留居住权，还可以有自己的房子。”Felly说，他曾经也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当时也谈婚论嫁，考虑买房，但后来和女朋友分手，买房的梦也就碎了。

　　来中国寻梦的除了非洲人，还有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的人。

　　2011年8月，刚刚大学毕业的David怀揣着到中国寻找音乐的梦想，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朋友的推荐下，他选择了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这个来自美国Texas州Freeport小镇的乡村少年其实还从未到过大城市，初到广州，看着满眼的高楼大厦，感觉特别新鲜。在广州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汉语之后，学习音乐专业的David开始想留在中国工作了。“我现在在星海音乐学院实习当外教，那儿的老师都说我汉语说得很好，也很有音乐才能，希望我能留下来任教。”David骄傲地对记者说。“我现在还在继续学习汉语，我发现汉语真的太神奇了，越学越复杂，中国文化也博大精深。”望着课本上一个个难懂的成语，David感叹道，“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很不一样，中国的学生都很勤奋，而美国的学校更强调合作，在中国上课大家都不说话，老师一个人讲，但在美国，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讨论学习。我喜欢像现在这样一边聊天一边学习的方式，很舒服。”

　　“为了留在中国，我也会努力娶一个可爱的中国新娘！”Felly说。他现在拿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的“外国人在华就业证”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证”，虽然可以和中国人一样安心工作生活，每年一次签证还是给他带来不便，他希望能和一个中国女孩结婚。如果能永远在中国生活，他非常愿意移民中国。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加速融入到中国社会中来，他们打拼，收获，安居，乐业，虽然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中国梦”。

　　“梦想法案”再扩美国移民大门

　　任何一个移民到美国后都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艰苦卓绝，才能实现从游民到居民、再到公民的“变身”过程。一旦“梦想法案”施行，由此获得美国身份的非法移民数量将达到170万人

　　文｜冯薇

　　2012年11月20日，美国国会首位华裔女性众议员、亚太裔小组主席赵美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国会可望在2013年春天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该案“将允许部分无证移民合法化”，同时调整亲属及职业移民政策，并包含涉及向没有“身份”的年轻移民赦免开绿灯的“梦想法案”。

　　这被认为是1986年“移民大赦”以来“力度最大、影响最广”的移民法案，其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给“身份”。

　　“身份”在美国的移民圈里是个能拨动每个人敏感神经的词。任何一个移民到美国后，都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艰苦卓绝，才能实现从游民到居民、再到公民的“变身”过程。受排挤、收入低、担心签证断档、无法自由回中国探望亲友，个中无奈是每一个完成“变身”之路的移民辛酸的回忆。如果是偷渡到美国的话，这条路就要从“黑民”走起。

　　“美国梦”之路

　　每到星期天，加州湾区Sunnyvale市图书馆都会出现老许的身影。 带着女儿还书借书、与熟识的老美街坊或华人朋友打打招呼唠几句、回家路上到Costco为全家采购食物，是老许最惬意的周末。

　　腼腆的老许是福建连江人，来美国19年，三个女儿：老大上大学，老二上初中，老三8岁。一家五口在房价颇高的Sunnyvale有一栋虽旧但学区很好的小房子。老许媳妇会持家，屋子整得温馨舒适，日子过得平静安逸。老许入籍美国七八年，在刚过去的大选中平生第一次当“选民”给奥巴马投了票，颇有“主人翁”架势。但认识老许的华人朋友都知道，老许的“主人翁”身份来之不易，两口子当年是“黑着”来美国的。

　　所谓“黑”，就是偷渡。1993年，老许跟媳妇还在老家连江，这个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县里不少人趁着大潮发了家。老许和媳妇都只有小学文化，人老实，跟着“有本事”的同乡做点小生意，日子总是不如人。当时，不少老乡偷渡去美国“待住了”，很快就能往家里寄钱。夫妻俩很羡慕，合计着趁年轻也得想办法多挣钱。于是连凑带借了三万元，给了同乡介绍的“蛇头”，忍痛将只有一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夫妇二人身无分文登上了开往北美的集装箱船。

　　海上的两个月，夫妻俩与三十多个偷渡客吃喝拉撒在暗无天日的货舱里，到墨西哥上岸时已“没了半条命”。在气温高达40多度的墨西哥辗转多地长达一个月后，蛇头安排他们分批躲在全封闭货车里到美国。忍受长达数天黑暗、窒息，越过多个关卡，以为自己快死在大洋彼岸再也见不到女儿时，老许夫妇被“扔下”卡车，许久才恍然：美国到了。

　　头几年夫妇俩打数份工拼命挣钱，由于没有身份也不会英语，只能干切菜、刷碗、高空清洁等苦重或高风险的活，每天只睡三小时。黑工没有权利可言，“有没有饭吃全凭老板一句话”，还得时刻躲避警察巡逻，比合法工薪水低很多，由于没“社安号”，当然也不用交税。后来，二女儿出生，老许两口子想总“黑着”也不是事，在“有经验的”华人朋友指点下，他们经过五花八门的“身份转变”先拿到了“绿卡”。

　　再后来，连初中都没读完的二人硬是把涉及美国宪法、国旗国歌、政治体制、各州人口的几十道题死记硬背下来，通过了美国公民入籍考试，拿到了“绿皮”护照。

　　现在的老许承包了当地一家中国超市的熟食部，早上卖油条豆浆、中午晚上炒饭卖河粉，夫妻俩起早贪黑齐上阵，雇了两个墨西哥伙计，也是黑工。即使现在，老许有时看到警察都不由自主避着走。他说：我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的美国梦就是能安稳地生活，为了孩子们不再受苦而努力赚钱。

　　非法移民老大难

　　美国本就是移民建立的国家，从政府到大众、从社会环境到价值观，对移民的极大包容毋庸置疑。但是，一百多年来，非法移民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像当年的老许一样的“黑户”。总人口3.11亿的美国，非法移民就占了1100万，每100个人里就有三个非法移民。政府时松时紧变化多端的移民政策、警察睁一眼闭一眼的处理态度和“只要肯吃苦总能有口饭吃”的社会环境给了许多渴望到美国但又不符合要求的人以希望，认为“到了就能留下”。但是，如此这般庞大的“黑户”队伍，统计难、监管难，给美国社会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司法局移民及海关总署(ICE)发言人罗斯？范斯坦的话称：2011年ICE遣返了36.69万非法移民，其中因犯罪遭驱逐出境的超20万人，创下ICE驱逐非法移民人数最多的纪录。

　　但实际上大多数非法移民，尤其是华裔，偷渡到美国只为赚钱养家、摆脱贫穷。最朴实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子女。虽然这些人在美国的居住和工作均违反当地法律，但占美国总劳动力5%的非法劳工支撑着建筑(31%)、服务(20%)、手工制造等行业，就像北京离不开外地务工人员，美国也离不开非法移民，强硬谈驱逐出境是不现实的。

　　但是，在华人移民圈里，那些通过留学、工作等合法途径取得美国居留权的移民，对偷渡到美国没“身份”的同胞，存在着微妙的情绪。一方面同为华人同情着他们的处境，也佩服他们的吃苦耐劳，另一方面其实并不那么欢迎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除了认为非法移民会夺走一部分工作机会外，更重要的，华人多年来期望在美国有更高的地位，进入主流社会。非法移民的形象对整个华人圈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所以，美国的华人圈，对非法移民有着谁都不愿意说出口的排斥。非法移民到新的国家寻梦，却无法融入其中。

　　是“梦想法案”还是政治作秀？

　　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想尽各种办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包括1986年的“移民大赦”和2011年的大规模遣返，移民政策几乎年年有变，但问题依旧年年存在，从未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像老许的大女儿这样，在原籍国出生，随父母到美国多年却无法获得身份的年轻人，本应自由成长的年岁却身处尴尬境地。

　　2001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名为“梦想法案”的提案，目标锁定年轻“黑户”，规定“凡16岁前进入美国，居住五年以上，在学校或者军队纪录良好的12到30岁年轻移民将被给予永久居留权”。梦想法案其实是“未成年外国人发展、救助和教育法案”的简称，被提出的理由是“年轻的非法移民子女是美国未来的一部分，理应得到保护”，却因参议院多数反对被驳回。反对理由是如此这般大赦，对美国宪法是严重羞辱；另一方面，非法移民从未给联邦和州纳税，却消耗大量就业机会，“转正”后国家还要为他们付出医疗、教育、救济等成本，会使本就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除政客外，反对声浪也来自民间。

　　不只美国白人，一些以合法途径取得或正在申请身份的移民也站出来表示：“梦想法案”是对合法移民的强烈不公，是对偷渡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无视”和“纵容”，还会向世界传达出美国政府“鼓励非法移民”的信息，致使更多人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

　　十年间，“梦想法案”被多次重提，但始终未获通过。2010年，正值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选情不乐观，于是打出“移民牌”力图拉回少数族裔选民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雷德采取了将“梦想法案”与国防授权法案“捆绑销售”的策略，让参议院表决国防授权法案时“顺带”通过“梦想法案”。这一做法遭到了参议院多位共和党领袖的强烈反对，参议员哈奇表示这完全是奥巴马的“政治作秀”，他在随后的参议院会上投了反对票，而此前他曾是此法案联合签署人之一。结果此案又没能通过参议院表决。

　　2012年大选前，奥巴马再次将“梦想法案”摆上桌面。这次奥巴马和政府像是要“动真格”，一面颁布一系列赦免政策当作铺垫，一面释放2013年初即正式施行的讯号。根据《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披露，一旦梦想法案施行，由此获得身份的非法移民数量将达到170万。

　　新移民新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超速发展和部分中国人快速的资本积累，美国的华人移民队伍中悄然注入与老许一辈截然不同的新人群。

　　住在西雅图东面富人区Bellevue的红月是天津人。 国内大学毕业后即自费到美国北弗尼吉亚大学攻读管理学硕士课程。取得学位后找了一份能给她办理H1B工作签证的职位，收入尚可。红月在婚后也很快拿到了绿卡，怀上了宝宝。老公Leo工作稳定收入又高，从得知怀孕开始，红月就辞去了工作。现在女儿已经一岁，她也在美国待了六个年头了。这六年，红月基本没有为生计和身份问题太过操心：留学时有国内的父母供，工作后自食其力，婚后也生活得安稳富裕。

　　红月周围有很多朋友情况类似。他们要么自费，要么申请奖学金从中国来到美国接受正统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通晓中英双语的多文化优势，大多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留在美国或是回到中国。更有一些人带着资金到美国投资开公司或是买房置业。

　　上述两种情况的移民，只要申请，美国政府一般情况下会痛快地颁发绿卡。他们在美国接受教育、有知识技术、有资金、足额纳税、大方消费、规矩生活，是美国华裔移民的新贵，也是美国政府欢迎的好居民、好公民。美国政府近两年对移民越发差别对待灵活掌握，“看人下菜碟”，频频推出向这些移民新贵摇橄榄枝的政策，也是看准了招徕跟红月和Leo一样的新移民在美国永久居住有百利而无一害。

　　新移民不再需要打黑工挣饭吃，他们关注于工作是否理想、能否学以致用；由于现在“在美国过得好，回中国也不错”，所以他们还关心哪里能给他们的创业提供更理想的大环境、生活方式是否舒适称心、子女是否享受到最好的照料和教育；当然，他们更看重认同和尊重，决定未来的生活前会以心理上的最大满足感和幸福感为前提。

　　红月和老公拿的都是绿卡，但她并不急着考取公民籍。红月不想入美国籍还有一个原因：她不愿意签字放弃自己的中国籍。她说，女儿的国籍选择尊重女儿的意愿，至于她，如果有一天中国允许双重国籍了，或许她会考虑在自己的国籍上加上USA。

　　1、有160万加币以上净资产；(18周岁以上)2、五年中两年以上全面的工商管理经验、至少有2年管理经验、向加拿大政府指定并担保的基金投资80万加币。

　　1、起点投入资金在20万—150万新币不等；2、先获批3年工作签证，创业满两年后可申请居留权；3、2年创业期内除非业务需要(如进口业务)，原则上大部分时间要住在新西兰。

　　1、准备在澳洲开展生意的优秀企业主；2、年龄不超过55岁(提名地区豁免年龄要求的除外)；3、拥有企业及个人净资产达150万澳币(其中40万澳币为企业净资产)；4、企业营业额300万澳元/年。

　　1、拥有超过三年的经商管理经验，并提交其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前一年公司营业额必须达到 5000 万新币(2.5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过去三年的营业额需要平均达到 5000 万新币。(2.5 亿人民币)

　　1、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投资合计50万美元以上；2、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投资合计50万美元以上；3、在中国中部地区投资合计100万美元以上；4、在中国投资合计200万美元以上。

　　实行计分制，满分为100分，申请者达到67分以上即可过关。1、有某紧缺职业一年以上的全职工作；2、持有加拿大雇主的工作安排、至少连续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3、工作经验必须符合加拿大全国职业分类。

　　实行计分制，满分为100分，移民局每两周公布各类录取线。1、新西兰认可三年制大专以上学历、新西兰认可的技能(符合新西兰技术移民职业清单)；2、年龄在55岁以下；3、学历、工作经验、亲戚担保均可有5-60不等的加分。

　　实行计分制，满分为100分，分类打分。1、其学历符合澳大利亚的要求、并有一定时间的连续工作经验；2、年龄最好在21岁至40岁、获得澳大利亚政府认可IELTS考试；3、有澳大利亚学历、配偶会英语、亲戚有担保等可获得5-15分的加分。(2010年施行)

　　1、年龄50岁以下(单身女性须45岁以下)，学历为大学本科；2、在新加坡拥有工作机会，或者申请者将家庭重心移至新加坡，并且提供房屋租用或购买合同，并有家属居住证明。

　　1、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的人员；2、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