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掷”的县城留学生 困在割裂的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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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掷”的县城留学生 困在割裂的现实中


割裂的延伸


留学生看似是优越人生的代名词，其实是学生时代人和人割裂的开始。


出国读书是一种选择，但不是人人都是富二代，家境良好的留学生出国留学飙车开趴买买买，家庭条件一般的留学生打工省钱还担心随时断供。


而在一般的条件中，不同于出身一二线城市的小康家庭的学生，家境普通的县城留学生迫于掏空家里积蓄来读书的压力，早早地告别了“清澈又愚蠢”，成了这个链条的最底端。


没有在社媒炫富的本钱，没有全球旅游的金钱，他们是留学生中的最沉默的群体。


他们通常都有相似的画像：有很强的驱动力，能靠互联网打破信息差;家庭不重男轻女，或身为独生子女，家人愿意全力托举;能有契机了解出国的生活，并善于抓住机会;目的性强，在国外不被纸醉金迷的生活诱惑而沉沦，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留在国外工作。


同时满足这四项条件，才能成为县城的“天选之子”，用一纸学历迎接更广阔的人生选择。


性格决定命运，在县城留学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普通人通过留学逆天改命的前提条件，是先有这个命。


用一套房换留学文凭，也要有运气


“只要去法国读了研究生，以后想在老家买房，基本上不可能了。”


在一套房和学位之间，雅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雅婷在浙江的县城长大，当地房价2万一平，父母都是基层员工，攒出了刚好可以买一套房的积蓄，没有额外资产。985本科毕业后，她被某法国名校的管理学研究生录取，学费一年大约20万元。


和英美澳相比，欧洲的留学费用相对较低，更划算，但她的父母还是坚决反对。


幸运的是，雅婷的母亲虽然不支持出国，但也认可一张研究生文凭的含金量。他们的认知里，学位越高越有面子，多读书总是好的，至于去法国还是北京，除了距离都很远之外，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985读书时，雅婷曾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母亲就抱怨过北京离家太远，更希望她呆在浙江、上海或老家县城。




因此，雅婷母亲也会担心，她一旦到了法国，会因为更遥远的距离和更贵的机票而不回家，“那这个女儿相当于白养了。”


为了争取到读研的学费，雅婷每天在家里游说“拉投资”。


她先从母亲入手，今天说管理学专业会对考公考编更有帮助，明天摆出未来的职业计划，一旦对方态度稍有松动，她就动员母亲和奶奶去说服父亲。父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幸运的是，雅婷是备受疼爱的独生女。父母哪怕不支持，但只有这一个孩子，最终也愿意为了女儿的梦想拼一把。




类似的情景也在晓菲身上出现。她出生于河南的县城，有一个妹妹，家族的小辈们全是女孩。


初中时，晓菲转学到洛阳的寄宿学校，有一个家里做生意的同学准备出国，其父母找到晓菲家里，想要找一个品学兼优的“学伴”——晓菲在美国读书期间，她母亲就这样向别人定义她在国外的生活。


大二，晓菲家里因为担保被骗，投资失败，再也无力支撑全部学费，不得已，家里卖掉了市中心的房子来支付留学开支，晓菲边上学边做副业挣钱。




“我们家没有男孩，所以不存在重男轻女。但是，如果我们家有男孩，一定会重男轻女的。”晓菲毫不避讳地说道，“从小，我父母对我就是托举式的，打个比方，我父母的月薪只有1000元的时候，会花2000元给我买一个教学玩具。”


这就是县城小孩，尤其是县城女孩开启海外留学的第一步必要条件：家庭教育观念超前，且愿意把本就不多的资源尽数投资到自己身上，哪怕是付出一套房的代价。父母觉得女孩不比男孩差，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带着隐晦的男女对比，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重男轻女现象有所减缓”都会上新闻的县城，要拥有这样全心注入的家庭支持，运气占了很大成分。


对于孩子来说，能拉到家人的投资从而让自己出去留学，需要一个人从小就体现出好学、聪明、对自己负责等世俗意义上的优良品质，才能让家长认为，砸锅卖铁去拿一个文凭，是有盼头的。


但是有多少人能在懵懂无知玩泥巴的年纪就展现出这些特质呢?这件事上，晓菲也是幸运的，她从小要强，也乐于主动接受新事物，事事与父母沟通征求同意，也为以后父母放心地支持留学埋下了伏笔。


13岁，她跟着学校的游学团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在那里，她看到普通家庭也能住带泳池的大别墅，澳洲留学的学费也是所有国家中相对较低的。


于是，她萌生了去澳大利亚读研或本科的想法，游学结束后，晓菲通过网络检索，就已把澳大利亚大学的排名背得滚瓜烂熟。


15岁时，晓菲又从身为编剧的舅舅那里了解到，编导专业更看重创作硬实力，而非单一的选拔标准。那时，她就已经给未来定下了目标，不高考，走艺考，考编导专业。结合想去澳洲的想法，晓菲跟母亲初步沟通后，母亲也支持这一决定，“按我当时的路径，不管是在国内高考还是艺考，未来肯定是会出去读研的。”




所以，当16岁，和初中同学一起出去留学的契机降临时，她又一次自己做主，在全家的支持下，把自己送出了国。


县城隔离，靠互联网打破信息差


对于家境良好的留学生来说，学费断供是一件具有偶然性的大事，但从16岁出国以来，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是县城留学生晓菲的家常便饭。


在县城，晓菲的父母职业还算体面，但一个月4000元上下的平均工资完全支撑不起她在美国的开销。


在学费相对较低的公立大学读一年书，需要准备至少30万元人民币，社区大学的学费约等于公立大学的三分之一。


晓菲先在美国的社区大学读书，后来转到美国南部一所排名尚可的公立大学。为了维持生计，她做过代购，卖过美瞳，还做过代写作业、代课等“灰色地带”，收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两千刀。


但对于家境良好的留学生来说，两千刀或许只是每个月的基础生活费。


晓菲的学费大多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自己找朋友借了点学费，她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也都给了些钱，而“在县城，很少有一个家庭愿意去这样托举一个孩子。”


最穷的时候，晓菲卡里只剩70美元，其中，有50美元是不能动的银行基础存款，卡里少于这个数额，银行会按月扣取管理费用。


因此，她只能想办法用20美元生存一周：“家里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尽力了。”


虽然没什么钱，但留学的日子依然被晓菲过得有声有色。


“我的朋友们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在大城市长大，但家庭条件也一般，对国际教育还没什么具体概念的孩子。”晓菲回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一群刚成年、没有社会经验、没有钱的小孩们，势必会抱团取暖。


“在升学和就业经验上，没有人能带领我们，也没有家庭的兜底规划，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所以我的优势就在于更会规划，更有思路一点。”


搜集信息，用网络打破信息差是晓菲最擅长的，也是从小一直在做的事儿。因此，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她帮助朋友选课，监督他们的学习，平时，有车的人载着大家去超市买菜和上学，一起做饭收拾，一起窝在客厅里看电影，打switch游戏。


所以，晓菲不仅慢慢形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她帮助过的朋友也成为了毕业后职场上的第一个客户。不断地从身边人和网络搜集资料，再为自己所用，是每一个县城留学生的必经之路。


在985念本科，申请英国交换项目的过程中，雅婷不断请教各路学长学姐，在学校内网和小红书上搜集所有碎片信息，终于拼凑出了一份申请攻略，终于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出重围。


大学期间，经历了在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实习，雅婷发现，如果只做行政，筹备一些活动，写写新闻稿，“会把路走窄”。于是，她又为自己立下了利用跨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来完成职业转型的目标。


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她再次从社媒上找到了各个目标学校和目标专业的学长学姐们，挨个询问申请的难易程度、就读体验和专业就业前景。


当时，所有待申请学校的名单已经定好，申请进程已经过半，雅婷却偶然发现，法国的项目很适合像她这种没有商科基础的学生跨界找工作。如果入学，预计要上2到3年：第一年上学，第二年做两段6个月的当地实习，第三年结业。


这种会考虑到实习和工作的项目，就是雅婷从海量“过来人”的经验中，千挑万选出的“适合留在欧洲工作，好就业”的理想选择。


于是，她临时用半个月考出了GRE成绩，马上申请，被法国学校录取后，再没申请过其他学校。雅婷很清楚自己的家庭条件，从性价比上来看，法国几乎是一个“无脑选择”。


“法国比欧美国家的学费生活费要低太多，”她介绍道，“哥伦比亚大学也录取我了，但一年的花费就要一百多万，英国的学校一年要三四十万，法国只要二三十万，具体的数字摆在眼前，性价比一目了然。”


看不见的缝隙


通过高考到985.再通过大学接触到在县城无法触碰的人事物，乃至现在身在法国的公寓，划算着要在欧洲找工作，雅婷觉得自己的人生早就被学历改变了。


“上了985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可能性，原来有这么多以前都无法想象的资源，然后我才去一点一点的去出国，再不断地了解其他的可能性。”


打通电话的时候，雅婷正在为两小时后学校职业规划师的一对一辅导而焦虑，她在想如何利用留学，再往上够一够。


雅婷想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城市找到一份咨询行业的实习，从而在毕业后转正留欧，最后再跳槽回国。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顺利拿下理想工作，也担心身为中国人的自己会像前辈一样，被欧洲职场歧视。


既不能像富二代同学那样肆意潇洒地享受单纯的校园生活，还要时刻为没有托底的后路而心焦;在国外挣钱的道路还尚不清晰，且势必会有隐形天花板的制约;即使回国在北上广工作，家里也难以拿出启动资金买房，不能真正地留在当地;但留学成本如此高昂，放下一切回到老家，又有点不甘心。


雅婷感觉自己成了一块夹心饼干，也是所有像她一样的县城留学生都会面临的困境。


这一腔苦闷又难以对留在县城当公务员的好友倾诉——在县城里，几乎没有人和她有相同经历，反而还会招来夹杂着一丝羡慕的不理解。


“我是夹在中间的，”雅婷感慨道，“朋友们会让我多发点朋友圈，多聊一聊国外的生活，说我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但我不会讲。他们会觉得，我都可以花这么多钱出国了，他们都还没去过，那这点困难不值一提。”


看到“斯坦福博士当基层公务员”的新闻时，雅婷心里犯了嘀咕，以十几年高等教育的投入成本来算，基层公务员的薪资能回本吗?


后来我们聊起这事，她沉默了一下，又在电话里说：“不过他可能只是在寻求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自己想通了就没事。”


晓菲现在从事国际教育行业，在工作中，她经常会被学生家长不动声色地评估，而她在美国靠自己转学、取得文凭、拿到工签的经历一直是加分项。


读社区大学的时候，互联网的信息还没井喷，晓菲基本在知乎和论坛去看哪个大学的哪一专业更容易申请、更好就业，学长学姐则给她推荐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给晓菲提供了更具体的选校建议和就读体验。


于是，晓菲全凭信息检索和学长学姐的经验完成了转学。这种经历与现在的国际教育事业相辅相成，晓菲也因此在许多学生中积累了较高的信任度。


她现在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学生，对方去美国留学的预算最多只有80万，想通过留学转型码农，目标是在美国找到工作，并且，对方还有一个弟弟。


“在我的那些学生里，这种家庭条件算是不好的。”晓菲告诉对方，穷有穷的活法，富有富的活法，而她会尽自己的可能，帮助对方选一所既便宜、又好找工作的学校。


就像她在几年前，为了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从无数的信息流中扒拉出一所合适的公立大校，毕业后终于如愿拿到美国的H1B工签，回忆起转学的选择，晓菲还是倾向归结于“选择大于努力”。


现在，晓菲的家里已经渡过难关，没有了经济压力，她才有安全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等工作挣够了钱，晓菲还会再出国读研，拿一个研究生文凭。


结语


留学毕业后，普通留学生没有县城婆罗门的裙带关系，不是既得利益者，县城的工作提供不了和海外学历等值的回报;怀揣着被歧视的担忧和没有后路的孤注一掷，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国外和北上广职场，当地的高房价又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


回不去的老家，留不下的大城市，仿佛到哪都是隐形人，但另一方面，由于起点够低，所以怎么走都是向上。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够留学回本的钱，但正如“出国总比在县城呆着好”的想法，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抱着海外文凭，不断奔赴下一个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