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华裔孩子回中国读书：小学毕业再出去 老余故事

montreal

加国华裔孩子回中国读书：小学毕业再出去 老余故事

回国上小学之后

就像是一个围城，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两位移民父母下了很大决心，将孩子带回中国接受基础教育，但国内的基础教育让他们又爱又恨。无论如何，小学一毕业，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王一凡

2011年9月刚开学，移民加拿大的老余和移民美国的陆太太，说起这几年带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感觉就像打了一场仗。

就像一个围城，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到2011年，Edmond回来读了五年小学，媛媛读了三年小学。国内的基础教育让老余和陆太太又恨又爱。无论如何，小学一毕业，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

美国：不提倡孩子学那么多东西

2008年夏天，陆太太的女儿媛媛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但陆太太开始觉得不满。

陆太太1986年移民美国，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小镇上，亚裔家庭不多，大部分美国父母都对年幼儿女的教育没什么计划，只是放任他们玩儿，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学习。

陆太太成长于严格的中式家庭教育，就像今年被热炒的“虎妈”一样，她理所当然也希望女儿和自己接受大体相同的教育。女儿媛媛很小就开始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华人私人幼儿园，媛媛在上小学前已经学了很多，并养成了一些基本的学习习惯，媛媛自己也对这种方式很喜欢，觉得每天都过得“很有意思”。

等媛媛上了一年级，问题来了。老师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教起——可是这些媛媛两岁时就会了，她甚至已经不再看图画书而改成读以字为主的故事书。媛媛已经会两位数的加减法，在陆太太的训练下，她可以一分钟做一百个1位数加减法。而美国小学里教的数字加法的进位有些“乱七八糟”。“美国的老师真的不会教数学。”陆太太说。

媛媛一下子觉得一年级的课程没有挑战性，“这个学校怎么这么没意思?”她常常这样问妈妈。媛媛渐渐变得情绪低落，上课也坐不住，老师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评她，更伤了她的自尊心。陆太太去找校方，校长回答说：那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教她那么多?

在陆太太的坚持下，校方还是给媛媛做了一个学习能力测试，结果是：依照美国小学教学大纲标准，媛媛的数学程度已达到四年级下到五年级上的水平;英语程度在三年级下的水平。陆太太希望学校能让媛媛升级，但校方说，媛媛的确属于Gifted(天分高)，但是我们不提倡让孩子在小时候学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同意让她跳级。

这让陆太太很气愤和无奈。陆太太对美国小学的不满还有很多，比如，国内的小学老师会规范小学生握笔、坐姿，但美国老师明确告诉陆太太：我们不管这个，小孩自由就好。但在陆太太看来，这造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字“难看得要死”。更糟的是，在美国，家长不能问孩子的成绩，因为这属于隐私。陆太太并不是想通过成绩来管制女儿，但还是想知道女儿的具体学习情况。

陆太太的美国丈夫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她是“虎妈”。陆太太就回道：“我就是中国妈妈。”还解释说，虎妈不是个别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很多亚洲人的孩子学习比较好，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家长工夫花下去的。

陆太太认为，良好的基础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终身。因此，夫妻俩商量后决定：陆太太辞掉工作，带媛媛回到上海老家，边做志愿者，边带孩子上小学。

家长：不希望孩子只剩一张华人面孔

陆太太决定让女儿回国读小学，还基于一个重要考虑，学中文。

陆太太移民到美国后虽然没在华人圈里生活和工作，但一直保持着中国情结：我从哪里来，语言从哪里来，“我总觉得我们要有根——我的孩子要有中国根”。

老余和夫人坚持让Edmond回国上小学，也是这个原因。

老余的大女儿是六年级毕业去的加拿大，中文基本保留了下来。但大多数不到十岁就移民的孩子，中文很快就忘记了。每次在聚会上，老余和夫人发现，从香港、台湾、东南亚移民去加拿大的华裔，不会中文的各个都想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很想学中文，但是已经很难了。”

Edmond出生在加拿大，六岁了，不会说中文，搞不清楚外婆是谁，他理不清中国的亲戚关系。在老余看来，Edmond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根“黄香蕉”，要么“全盘西化，把中国忘了”。但老余不愿意接受第二种选择，“总不能一个种族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掏空了，只剩一张华人的面孔。”

老余和夫人下决心不让中国文化在儿子这代丢掉。为了延续家族的中国文化，余太太不久前还考下了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证，“不管儿子以后娶什么老婆，女儿嫁什么人，他们的孩子我会教，第三代也没问题。”余太太说。  

当然，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使他们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加拿大几乎所有银行都有中文部，如果Edmond能学好中文，未来在职场也会多个选择。因此，老余把Edmond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学，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学“纯粹的中文”。

在成就感与挫折感之间

为了接受正规的中式基础教育，陆太太没有选择使用西式教育的国际学校，而是选了上海一所实验小学，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方法做了改进，但也保留了传统教育的一些精华。

学校里的教育和陆太太想得一样，从握笔、坐姿等细节开始对孩子的习惯进行规范。媛媛在美国时已经算写字写得漂亮的孩子，回国后，老师还是说她写的“8”字一定要纠正，如果8、6写不好，数字就会出问题。陆太太觉得这就正是她希望女儿学习的东西。“我们中国的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并不是说国外都是好的。”

媛媛的作业不多，一般在学校做一部分，回家做一部分。“老师规定回家作业必须在半个小时内做完，最多四十五分钟。”而且老师要求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作业还做不完，家长也要让孩子停下来。每次做完功课，媛媛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还源自其他方面。媛媛成了学校的小主持人，学校也利用她流利标准的美式英语，录英语朗读带领同学们跟读，媛媛也经常帮助同学练习口语。为了适应媛媛的学习进度，校方在媛媛的课程上也主动地做了些调整，她跟一年级上语文，数学跟二年级上，英语则上四年级的课。

Edmond却没这么幸运。

进小学的第一天，因为完全听不懂老师说的中文，Edmond哭个不停。一个心理课老师过来安慰他：“你怎么哭啊，你是男子汉!”可是没有用，Edmond也不懂“男子汉”是什么意思，没人这样跟他说过话。

在加拿大，小孩子上课不用规规矩矩地坐着，Edmond也没见过一排排桌椅的教室，因此，最初回国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Edmond常常上上课就走到讲台上去溜达一圈儿。

尽管如此，一年级还算顺利地过去了，期末考试，Edmond还拿了全班第一。

“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  

但几年之后，老余承认，他最初低估了国内的应试教育，直到亲身经历后，才明白，这套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最大的问题是抄写。Edmond的作业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五遍、十遍，不停地写。Edmond不喜欢枯燥地写相同的字，他喜欢阅读，回国时已经能读《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样的儿童小说，认识汉字后，Edmond开始读中文书，什么书都爱看。“把孩子完全禁锢在作业本上，那么浩如烟海的有趣故事就没有了。”老余和夫人于是帮儿子“做减法”：老师说抄四个，他们只让抄两个。

不仅中文要抄，英文也要抄，而且英文作业是英文单词和汉字意思都抄。Edmond妈妈尝试和老师沟通：这些英文孩子都会，能不能不抄?答：不可以。少抄?不可以。那中文可不可以不抄?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让他用这些时间学点更有意思的，带书去学校看可以吗?”得到的回复还是：“不可以，你可以去跟校长打招呼。”

妈妈后来才明白，因为领导经常要检查，所以老师必须保证全班作业的一致性，不能因为某一个学生会了就不写。  

从加拿大回国时，Edmond已经看了上百本英文读物，回国上一年级时，学校还允许他带自己的阅读书到学校，但升到二年级就不允许了。老余只好强化Edmond在家里的英文阅读，他对孩子设定的目标开始下降：从最初的打好基础，变成只把中文和数学学好就OK。

到了三年级，老余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小升初”的迫近改变了整个学习气氛：作业越来越多，Edmond每晚要写到十点、十一点。老余不断给 Edmond减压，告诉他不必做完所有作业，但Edmond却不愿意，“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余太太因为不希望Edmond走进题海战术，不要求 Edmond做学校的模拟题，还把Edmond的数学老师得罪了。

其实，Edmond对数学最感兴趣。小时候，他看数学会看得笑出来，学会阅读后，Edmond经常自己研究书里的问题，上到二年级时，Edmond已经自学了六年级的分数加减法，现在，Edmond已经开始能看大学生看的概率论了。

老余从儿子身上发现，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老师最要紧的任务，是告诉孩子到哪里去学习，在哪里寻找知识。“我们全部的教学都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

到了三年级，Edmond的同学们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个模子里。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上一所好初中，然后上好高中，最后上所好大学。老余发现活蹦乱跳的孩子送到学校去，出来都是一个样。每个孩子看的、背的、写的全是一样的东西，说什么都说什么，不知道什么就都不知道什么，“把活生生的孩子装到模式里面了，这很可怕”。

直到三年级，Edmond的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他很努力地去适应这个模子，“但是这个文化实在太残酷了。”老余说。

最让老余一家无法接受的，是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有一天，Edmond怒气冲冲地回到家，原来一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个同学的作业撕了，只因为那个同学写错了一个答案。在老余和余太太看来，老师还经常对孩子颐指气使，成绩不好，就会受到歧视，老余深切地感觉这些孩子“很可怜”，而他认为教育是平等教育，孩子能够得到欢乐。余太太说，她甚至想写篇文章：《加拿大的校长是什么样的》。

读完三年级，Edmond “一秒都不耽误”地转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说到这里，老余攥了一下拳头，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地说，“我挽救了Edmond。”

在国际小学，没有全国统考，没有小升初，作业一下子就减轻了，Edmond多了很多阅读的时间。老余也开始带孩子出外游玩，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

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英语、数学、语文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学校鼓励孩子，可以单科跳级。今年9月份开学，Edmond应该上五年级，但他自己报名参加跳级考试，获得了直接读六年级的机会。

但老余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完全不同。“西方的贵族学校是培养贵族，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国内的贵族学校是伺候贵族，老师几乎不敢管孩子。”

最终还是要出国

除了教育上的反差，老余和陆太太也都发现孩子气质行为上的变化。

“刚回来时更有礼貌一点。”老余说，Edmond以前不小心碰到谁都会说“对不起”，现在经常想不起来说。Edmond四岁时回北京的第一天，还没有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去捡门口的垃圾，但“现在再也不这样了”。

回国一年后，媛媛中文进步很大，不仅能聊天，还能用中文写日记。她希望爸爸来中国时，可以去机场接爸爸，并当翻译，因为“路标上的中文我全都认识”。

从这个角度说，陆太太很欣慰。她很庆幸能在女儿像海绵一样最能吸水的年龄，把基础打好。

但在另一方面，媛媛开始变得叽叽喳喳，说话调门很高，一副要和人吵架的样子。陆太太觉得她“有些好习惯都没了”。比如，原来打喷嚏一定是用胳膊挡住嘴巴——不能用手，会因为摸东西造成细菌传染。但现在打喷嚏，媛媛不再这么做了。“请”“谢谢”也很少说，跟别人说话总是“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走进电梯，也不再用“早”“你好”和邻居打招呼。陆太太有些担心，但她也认为“在美国，可能也会学到别的坏习惯”，关键在于家长的引导。

媛媛现在中文读二年级，英语读五年级，陆太太觉得最晚四年级后必须要回美国。陆太太也已经看出，越向上读，孩子的压力会越大，因为被逼着读书、考试、升学，孩子的知识面会慢慢变狭窄。“美国教育的好处是，四年级以后，学校就开始真正地教了：会教你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倡有乐趣地学习。”

除此之外，环境和食品安全是陆太太最为担心的问题。她平时很少带女儿出去玩，女儿吃的早餐、水果、肉类等也是她从美国大包小包带回来的，以至于她常常觉得自己有些夸张。

老余也决定，Edmond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回加拿大。在他们看来，国外的教育特点是，“年级越高，学得东西越多，主要是学东西的方法不同，他们学习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让余太太印象最深的是，女儿一个四年级同学的一份历史作业，为了讲述一段历史，做了大量的调查，作业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样，有文字、图片，还装订成册。

上六年级的Edmond看上去像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会摆弄着客厅里的象棋和客人大声交流，说他喜欢中文多于英文。漂亮的混血儿媛媛，也表达着对中国和中文学校的喜爱。

对于老余和陆太太来说，他们也渐渐摆脱了在两种教育制度中的摇摆，开始认识到，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教育，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在成长中能够区分和识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未来的很多孩子都会是没有国界的人，”陆太太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文化，各种模式，没有哪一种绝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