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昏招-继续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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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昏招-继续造神

从1976年4月“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打倒，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再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邓小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实现了复出与掌握最高权力。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谁是邓小平的“关键先生”，他最应该感谢谁？ 毛泽东身后的权力安排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对于身后事就开始着手安排，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比如说文宣领域的张春桥、姚文元，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军队系统的李德生，行政系统的华国锋。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叶剑英、王洪文与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也当选政治局委员并随后兼任公安部长，再加上留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及次年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从而在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所谓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权力架构。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身后中共权力架构的一种尝试。外界流传很广的，毛泽东曾找邓小平密谈，让邓小平出面做出文革是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则应允停止文革，被邓小平拒绝的故事，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身后的布局。 邓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后，在毛泽东的身后安排中，由四人帮文革新贵执掌意识形态，以保证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不会被否定，叶剑英作为军队老帅执掌军队保证国家的稳定，老革命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则在政府层面予以辅佐，华国锋兼任党政军一把手地位超然。在这一体制下，老革命与文革新贵相互制衡，华国锋则可以通过权术牢牢掌握最高权力，这样一套权力架构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与权术的深刻理解。 然而，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一点，从出身来说华国锋与四人帮都属于文革新贵，其权威来源是毛泽东，双方必然会围绕毛泽东这一政治资源发生争斗，争夺毛泽东的解释权。同时，华国锋作为行政体系出身的干部，对李先念为代表的行政体系天然存在好感，缺乏军队资源又使华国锋不得不在军事上依赖叶剑英。 军队、行政系统的老革命们对于文革、四人帮态度如何，是毋庸讳言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联合起来清除四人帮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从而最终形成叶剑英、李先念辅佐华国锋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共权力格局。 华国锋的昏招 当文革结束，尽管华国锋将文革的错误丢给了四人帮，但文革是有错误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们就有可能是被“错误”打倒的，由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打倒的老革命们的复出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这是华国锋所不能阻止的。更何况，在后毛泽东时代辅佐华国锋真正掌握实权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本就是老革命出身，谁没几个老战友、老下级被打倒？ 对华国锋来说，好消息是四人帮已经清除，他终于可以垄断毛泽东的解释权，利用毛泽东来为自己的权威背书。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被传达全党，其中之一即是“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做过批示的，都要坚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自然也包括在内。次年，华国锋又亲自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相关阅读 中越陆地边界谈判真相 ：谁将领土割让给了谁 旅日华人：华为手机由日本人研发 背后真相几何 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将大明拖入深渊 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通常被视为“两个凡是”的先声。随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场试图通过个人崇拜“造神”来增加华国锋权威的运动在中国展开。几个月里，涌现出了成百上千条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与文章，大量歌颂华国锋的歌曲、诗歌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中国全国上下有毛泽东画像处旁边必有华国锋画像相伴。曾为毛泽东大管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切荣辱实际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在后毛泽东时代亲近与拥护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理所当然。因而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最为积极，同时他也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当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达到权力巅峰时，汪东兴也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副主席，达到一生仕途的顶点。 这一造神运动最高峰或者说最大的成果，即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随后被《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社论形式转载，提出了有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通过“两个凡是”，华国锋既实现了以毛泽东的权威自己的领导地位背书，也显示出了自己毛泽东遗志忠实执行者的身份，将自己与毛泽东捆绑在一起。社论的最后这样写道：“最紧密的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华国锋的大搞个人崇拜，对于刚刚经历由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而发展为文革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革命们来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中共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会破坏党内民主。更何况，在很多老革命看来，一个1938年入党的后生小辈，有何资本搞个人崇拜？ 也就是说 ，华国锋之所以搞个人崇拜，在于个人权威的不足，希望以个人崇拜塑造个人权威，但个人权威的不足，实际又成为他塑造个人崇拜的最大软肋。尤其是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众多中共元老与开国老将们仍在的情况下，资历严重不足的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在很多人看来是“德不配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实际被剥夺最高权力，饱受批评的原因之一就是大搞个人崇拜。中共官方在这次会议的介绍中就专门提及：“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在会议公报中还引用了华国锋的话，要求宣传部门“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 1976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的导火线与关键，也是文革后阻碍邓小平复出的关键，关键时刻老部下耿飚拿出了关键证据（图源：VCG） 邓小平复出的“关键先生” 1976年“怀仁堂事件”后，中共党内就有老干部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在后毛泽东时代权力架构中辅佐华国锋的叶剑英、李先念，都支持邓小平复出，李先念在逮捕四人帮后不久，就去看望过正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鼓励邓小平为复出工作做好准备。 然而，在1976年10月底华国锋发出的三条指示中，第三条就是“批四人帮，不能给邓小平翻案”。华国锋也给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反革命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毛泽东定的，所以一个也不许动。 从华国锋的逻辑来看，邓小平因为是毛泽东生前钦定所以不能翻案，邓小平之所以被钦定在于“四五天安门事件”，也就说如果要从逻辑链条上动摇邓小平不能翻案的关键在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关键时刻，一位邓小平的老部下打破了僵局。 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披露，1976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怀仁堂事件”后受命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飚给叶剑英去信，在信中附上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叶剑英认为这一证据非常重要，应当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由此阻扰邓小平平反的最大障碍被消除。拿到这一关键证据后叶剑英如何操作，傅高义并未披露，但两天后邓小平被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1976年1月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适当时候让邓小平重新担任一定职务。 一个月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邓小平复出再次受阻。在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来，两个凡是不仅堵死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的复出之路，也使一些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一些冤假错案无法纠正。由此，邓小平的复出又与两个凡是挂钩，成为争论的中心。 3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就为何继续批邓做了解释，并试图避谈四五天安门事件，然而他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权威。中共元老陈云在分组讨论时，称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完全拥护”邓小平复出“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正确、完全有必要的”。另一位中共元老王震，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邓小平思想政治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来支持邓小平复出。 两位中共资深元老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很多与会者的共鸣。尽管在汪东兴的干预下，陈云与王震的发言并未收入会议简报，但通过种种途径广为流传。华国锋也不得不在会上表示，邓小平的翻案是正确的，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做出让步，称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适合做出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势不可挡。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给华国锋、叶剑英等的信中，表达了对华国锋的拥护，华国锋又将这封信下发到县一级，从而为华国锋的让步提供了台阶。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时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3日，《人民日报》等以社论形式公布了这一消息，称邓小平恢复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30日，邓小平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了中国与香港的一场足球比赛，“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到一个月后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身份得到确认，从而成为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个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人。也在这次会议上，仍在世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75人中有59人落选，其中很多都是文革发迹的“新贵”，201位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除19人外全部为1949年前入党的老干部。一进一出之间，近百位老干部重返权力核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奠定了基础。 1979年植树节，邓小平（前排左二）与华国锋（前排右二）等中共领导人到北京郊区植树。此时邓小平已经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华国锋仍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体现在站位上即是邓小平与华国锋位于人群最前，中共其他领导人李先念、习仲勋（邓小平身后两位扛铁锹者从前往后）则落后两人几个身位（图源：VCG） 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的战争 中共十一大上，尽管邓小平已经恢复职位复出，但四五天安门事件仍未平反，两个凡是仍是中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于公打破文革意识形态束缚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还是于私平反包括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冤假错案，解除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救仍未平反的老战友、老部下，邓小平都需要扫除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文革意识形态。 在邓小平复出前，1977年4月曾向华国锋、叶剑英及其他中央委员写信，提出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矛头直指两个凡是。由此，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对抗两个凡是清除文革意识形态的武器。 邓小平在复出后干什么，当时中共党内也有两种声音，一是担任总理辅佐华国锋，一如曾经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有一种声音是让邓小平出来当“领头人”。但邓小平既未选择前者也未选择后者，而是主动申请主管科学教育工作。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科教文卫都属于没什么职权的“清水衙门”，邓小平如此选择是为了让华国锋放心？在中共官方拍摄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借由一位对政治极为敏感的《红旗》杂志女干部之口道出了缘由，科学、教育实际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文革中毛泽东能够放任邓小平整顿工业，但一涉及科教文化领域就被毛泽东打倒就在于此。 由科教领域入手，1977年当年邓小平就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恢复了高考，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为之振奋，成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生力军。当胡耀邦1978年5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上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并经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转发，包括大专院校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立刻响应并深刻参与其中，酿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洪流。 尽管华国锋及掌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仍然掌握着权力，但其所主张的“两个凡是”意识形态，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面前节节败退。经过半年的讨论与争鸣，当两个凡是意识形态被消解，华国锋也就失去了最大的依仗。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一切职务仅保留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虚职，华国锋虽职务不变实际已经失去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力，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掌权，中国由此走上改革开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