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及梁山泊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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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描写了宋徽宗统治末期的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随着小说、电视剧的传播，宋江与梁山泊英雄好汉的形象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及梁山泊起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据历史资料记载，宋朝三百多年，大大小小爆发的农民起义有几百次之多，这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但宋代的农民起义终未形成全国性规模，活动范围只限于一隅，参加的人数也有限，持续的时间很短。在宋代几百次的农民起义中，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不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讲，基本上算是较小的一次。那么，它的影响何以那么大呢？首先是南宋时编《宣和遗事》把这次起义演义化、故事化，其次是明人施耐庵写的《水浒传》，更是以梁山泊英雄好汉为主线，才使梁山泊与宋江的故事深入民间，影响越来越大，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说虽与历史有某些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宋江起义发生于北宋末年宣和年间，激起农民起义的导火线是北宋设置的“西城括田所”。宋徽宗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于政和元年（1111年）设立这一机构，专事搜刮。起义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因为梁山地处黄河之北，所以宋江等人也被称为河北剧盗。梁山泊是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南方那个环绕在梁山（今梁山县南）周围的一个大湖泊。这个大湖泊是由于北宋时期黄河的两次决口形成。那时，黄河决口，河水泛滥，注入了这个本来就有的浅水滩，从而在梁山周围形成了一个方圆800里的大湖泊。那时，在梁山周围生活的都是些主要以捕鱼、采藕和割蒲为生的贫苦农民，他们生活得十分艰苦。可是在梁山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北宋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向辽、西夏交纳“岁币”银帛，还要对这里的老百姓加重剥削，除了原来交纳的赋税之外，又一下子增加十万余贯，人们交了朝廷的赋税后，连生活都不能保证。而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又在梁山泊周围设卡征税，梁山的老百姓无论是捕鱼还是采藕都要按人头数交税，否则就要按照漏税的法令来施以重罚，就是遇上水旱灾害，百姓颗粒无收也不减免征税。梁山附近的老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以梁山泊为基地进行反抗。


     据有关史书如《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记载，只有36人，这36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当然根据现实推测，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此36人就“横行齐、魏”，宋朝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办到的。据此有人认为这36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可能是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然以36人名字称呼，这种解释有点合乎情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书上没有确切记载，也无法统计，粗略估计，大致有数千人的队伍。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那么为什么到了《水浒传》就变成一百零八位呢？郎瑛在《七修类稿》这样解释：“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所以才有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之说。施耐庵在写小说有感于宋江起义有“替天行道”之言，对于当时那些“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自亦异于他贼也”，才将梁山36位英雄写成108位，小说终归是小说，我们不能当成历史来对待。




      　　宋江起义结局如何，《水浒传》这样安排的：当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出于为弟兄们的前途和归宿着想，决定接受朝廷招安，最后率领梁山好汉归顺了朝廷，宋江被拜将军攻打方腊，剿灭方腊后，徽宗便杀死了他，其他归降的梁山好汉也是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几。有人认为梁山好汉确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且还举出了例证。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宣和遗事》也提出了梁山好汉的结局，说他们受了招安，一一被加官晋爵，与《水浒全传》描写一致。北宋末年李若水所写的《捕盗偶成》中明确载有宋江“三十六人同拜爵。”李若水生活的年代是北宋末年与梁山好汉活动的年代相去处不远，他虽未亲见梁山好汉们受招安的场面，但他的记录也不会太离谱，毕竟是有些根据的。
     　但是，据正史记载，梁山好汉并未被招安，而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率军俘虏的。宣和三年三月，宋江率军沿水路向南扩张，引起了附近沿海官员的恐慌。海州知州张叔夜是位年长的官员，他处事经验丰富，对于这件事自是不敢马虎，赶紧通知临近州县，迅速调集数县的武装，很快就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敢死队，设好埋伏，准备用计将梁山好汉全部拿下。果不出张叔夜所料，宋江一行中计了，他们仓促地登陆与官军作战，只留了很少的一些人守船。张叔夜命人乘机烧起火把，将宋江装有粮食军备的船只烧了起来。这样，宋江一帮人身后无退路，斗志削弱，结果被张叔夜打败做了俘虏。从正史看来，梁山好汉并非受了招安，更没有“三十六人同时拜爵”。宋江等人被打败后，张叔夜与两位州官一起受到宋徽宗嘉奖，张叔夜以后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受到朝廷重用，可以说与这次剿灭宋江等人是有极大关系的。正史中这种说法，同样受到人们的质疑，首先，宋江等英雄好汉流动性大，行军极其迅速，并且已身经百战，再加上智谋军师吴用的出谋划策，对于行程一定是做好了周密的打算，而张叔夜从探知消息到召募千余“死士”战斗却并非一日两日可以解决得了的，宋江等人为什么却在海边等着挨打呢?再说，宋江一行的战船被烧，按照梁山好汉的一贯做法，一定会背水一战，怎么却会“皆无斗志”呢?按说“官军莫敢缨其锋”的梁山好汉闯荡江湖也有数十载，一夜之间却将宋江等人全部捉拿，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所以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张叔夜本也是海防重地的长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再说还有两名富有经验的州官帮助他，能够随时调集周边数县的武装，连同张叔夜自己统率的部队，完全具有打败宋江的能力，所以正史中记载的梁山好汉们被俘或许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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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在山东省“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泊。宋江等108名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那都是小说家虚构的故事，这里要讲的是历史上真正出现的宋江梁山泊起义。

梁山原名良山，因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曾游猎于此，遂改为梁山。梁山泊由汶水和济水在梁山东北汇合而成。五代时期，黄河在滑州决口，侵入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河水环绕梁山，把南旺湖、蜀山湖连成一片，弥漫数百里。宋金时期，梁山泊为黄河河道，大水浩淼，有”八百里水“之说。

梁山泊生产鱼虾莲蒲，水产资源比较丰富，史载”济郓数州赖其渔蒲之利“。但封建统治者对这个地区的压迫和剥削也极为残酷。北宋末年，政府”括公田“时，将整个梁山泊括为公有，凡进入水泊打鱼、采莲等，都要按船大小向官府缴纳很重的租税。一县在常赋之外，增加赋额达十几万贯，而且当水旱灾年减免赋税时，梁山泊独不得免。残暴的压迫和敲骨吸髓的剥削，迫使这里的农民、渔民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北宋统治阶级蔑称这个地区”多盗地区“。宋江起义便发生在这里。

宋江，传说为郓城县水堡集村人，史称”其才必过人“。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等36人率领当地农民和渔民占据梁山泊起义，梁山泊水阔山险，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里茫茫荡荡，芦苇丛生，港汊交错，官兵一般不敢进入，是一个理想的反封建斗争的根据地。宋江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作战极为勇猛，他们以梁山泊为据点，出没于济州、单州、濮州之间，斗争非常活跃，”去时三十六，来时十八双。若是少一人，誓死不还乡“。史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转掠数郡“，”官兵数万，莫敢迎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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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图片描述宋江起义军的斗争给北宋政府很大的打击。北宋政府在军事镇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玩弄欺骗招抚的阴谋。宋江起义的当年十二月，宋徽宗就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未能奏效。方腊起义后，两只起义军南北呼应，使北宋政府难以招架。于是，亳州知州候蒙上书说”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企图借起义军之间自相残杀，达到镇压起义的目的。宋徽宗任命候蒙为东平知府主持招降宋江，但候蒙未及到任就患病死去，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宣和二年（1120年），宋江起义军从梁山泊移军南下，途径沂州时，向知州蒋圆借道，由于麻痹大意，遭蒋圆军队的袭击，双方展开一场激战，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进贡淮阳，后又驾船渡海，进至沭阳，遭到县尉王师心部的袭击，略有损失。这年二月，起义军又到达海州附近，宋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镇压并招降。张叔夜派奸细侦查起义军动向，得知起义军夺得大船十余只装载货物。于是，预先埋伏精兵，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并乘机焚烧船只，截断其后路。起义军被张叔夜的伏兵围困，宋江投降，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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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