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刘少奇走向自我灭亡的四十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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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1966年7月23日，中共总理周恩来与刘少奇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图源：Getty/VCG）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一系列表现，奠定了刘少奇在毛泽东心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常有自己的政见，其中一些确实比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想法，唯毛泽东是从。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毛泽东在庐山整彭德怀，刘少奇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在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上，从表面上看，刘少奇的立场观点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泽东是原创者，刘少奇是胁从者与执行者。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这些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或发现后加以推广的，刘少奇还嫩点儿，他既没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水平，更没有那个权力与地位去充当发明者。

但作为毛泽东政策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少奇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而且也有那个权力与地位的。

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曾经是想通了的。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执行者，甚至也是大跃进的一个“推手”。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少奇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少奇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这个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姓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语，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刘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是一样被烧糊了的。

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但他自己没有直接下去，他仍然只是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少奇当然不能不响应号召，更不能表现落后。广州会议后，刘少奇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毕竟，刘的秘书班子，刘的权威性都比毛小得太多了，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只带了一个老婆、一个秘书，轻车简从，一行三人，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少奇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与大队支部书记彭梅秀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过年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13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从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彭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

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

刘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大前门”烟，王光美给每一位社员倒上一杯茶。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

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他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调研的最后一站。

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接着，刘就在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米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

25、5月9日：下午，刘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了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

湖南省委在讨论对国家主席与夫人的接待工作时，作了如下的具体安排：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个时代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少奇也已经63岁了，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则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都被刘少奇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我仍旧采取老苏区的老办法，吃住都在老乡家！”

2、国家主席与夫人住在猪场六天六夜

刘少奇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有谁能想到，当工作人员帮着铺床时竟然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少奇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笔者按：既然回到县城里，住住招待所又有何妨呢？也许挑剔之人认为是作秀，其实是表达一种决心）。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

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也许没有料到刘少奇会在这地方住下来做调查，也许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就是“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就是困难到这个程度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这句话多形象多辛酸啊，刘少奇记住了，我们大家也都记住了。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有说瞎话的干部。

政权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走在田野里看到不少妇女儿童，个个面黄肌瘦，在地里挖野菜。于是问一位少妇：

“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熟练地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这种程度，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有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看粪里有没有粮食

刘少奇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棍子把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

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不具备这种功能。

6、到天华大队后第一次干部会，听不到一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天华大队，他在天华大队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全省最先进的地方，是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所以是最好的地方。大队的书记彭梅秀，是全国的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刊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仍然吃不饱，社员平均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连三两米都不够。

刘少奇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他到天华的第二天就召开干部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座谈会上，刘少奇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作为天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彭梅秀是一名绝对的女强人，她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自己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一千多人中已经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由于彭梅秀的封锁，干部们对刘少奇也都不讲实话，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刘少奇听得实在不耐烦，就向大家作揖，恳切地说：

“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

干部们个个低头，仍是不语，刘少奇见此便无奈的叫散了会。他到天华后的第一炮没打响。

7、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刘给农民点烟，王光美给农民倒茶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少奇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则给每人端上了一杯清茶。

刘少奇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

说完，刘少奇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一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少奇终于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

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他这个主席当得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你

刘少奇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他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刘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敌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刘少奇认为彭梅秀是一名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也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这件事使刘少奇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破案”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

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10、一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一般好。

调查开始时，由于彭的威势，干部们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封锁情况，刘少奇居然听不到一句实话。但刘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

最重要的是大队的粮食产量究竟是多少？经核实，1960年的实际产量只有72万斤，却上报为120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即便是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

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一个猪脑子的主意。

只要有一般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它断绝了农民的最后一条生路。

可是，当年毛却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

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率先提出解散食堂。

当年，敢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也只有刘少奇。即使是刘，他也是犹豫再三、谨慎再四，他知道他这样做是拂逆了毛的意思，他当然更知道拂逆了毛的意思风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大。

尽管如此，刘少奇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

折腾全国农村一年多，让全国农民吃不饱、饿得死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公共食堂”终于开始走向全面呜呼了。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个“十个一”目标何等好啊，太实在了，也太诱人了。

它的提出也反映了刘是多么了解农村，多么了解农民啊！

这是五十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

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从毛的角度看，刘真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啊！

毛为什么不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没有道理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不肯让自己的臣民过好日子的啊！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少奇请来了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少奇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来，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少奇又约了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的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少奇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少奇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一再坚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早就是听他的小学同学李桂生讲的。

后来刘少奇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

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15、刘少奇情急情真发“毒誓”

刘少奇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

“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

“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少奇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

“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堂堂一个国家主席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好不容易回乡一次，没有凛凛车仗，没有威风锣鼓，不是衣锦还乡，也不是修桥补路，面对着乡亲菜色、脬肿的面容，刘少奇，这个在革命熔炉中千锤百炼的老革命终于动容了，终于想起他当年投身革命的初衷，竟然对乡亲们发下了这样重的毒誓。这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罕见一幕。

16、数字与小结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通过这样的深入调查，刘少奇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也带着“十个一”的美好展望，刘少奇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这时，离“七千人大会”只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这个结论，带着忘不了的毒誓，带着故乡的山水与百姓给他的精神气，他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其实，当年彭德怀也一样。无巧不巧的是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彭德怀也是回了一趟老家，谁让他听到了家乡人民的哭诉呢？家乡人民要彭元帅鼓捣胡，带着老百姓的使命，彭德怀于是在庐山上鼓捣胡了，结果把自己鼓到“反党军事俱乐部”里去了。

刘少奇忘掉了彭德怀的教训。毛泽东反“反冒进”，刘少奇言不由衷的跟上了；毛泽东鼓吹大跃进，刘少奇也跟上了；毛泽东整彭德怀，刘少奇也当了一回“积极分子”；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荣誉职务让给了他，刘少奇也喜滋滋的接受了。所有这一切，刘少奇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然而最终却让家乡的山水与百姓将他害惨了。

在领袖与百姓两者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

尽管刘少奇在以后的几年仍然还犯了许多错，但是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刘少奇是光荣的、光辉的，因为他心里装上了百姓。

就凭这一点，刘少奇与毛泽东有了区别。

补充与订正

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一系列的高产“卫星”。

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大跃进时代的著名狂人、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讲出了许多流传于世的名言，也提出了一些流传于世的问题，比如“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的“毛泽东之问”，甚至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

毛泽东到过徐水后，徐水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县”，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

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1958年9月，刘少奇也到过河北徐水县视察。也听过张国忠的汇报。

当张国忠汇报说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七百到一千斤时，刘少奇曾经产生过怀疑，他对张国忠说：“一千斤种子就是一千五百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我建议你们算一算账，算一算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力、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种十亩（普通作物）用多少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看哪个合得来。”

据陪同视察的邓立群回忆，刘少奇在徐水县视察之后，没有大加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不说话，就是说明他心里是有考虑的。

我们没有必要如邓立群那样为刘少奇文过饰非，甚至涂脂抹粉。面对着“贼胆大”的张国忠的汇报，刘少奇没有批评制止，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至于刘少奇为什么没有批评？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怯懦，刘少奇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持与毛泽东的一致；其次在58年9月的这个时间段，刘少奇也远远没有认识到大跃进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