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工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

梦在蒙城

旧中国工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2018-01-16

民国工人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大致意思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反之，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一逻辑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因为旧中国的工人是彻头彻尾的反抗者，理所当然，工人的生活是相当苦的，那么，历史真是如此吗？

教科书中民国工人：一无所有

民国老照片,青岛橡胶二厂的工人

在中学课本中，我们总能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的工人备受压迫、一无所有。

像“猪一般生活”的包身工

夏衍作品《包身工》

夏衍《包身工》一文描述了旧中国的包身工，她们过的是“猪一般的生活”，像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即使衰弱到不能走路还被用鞭子抽着去工作，直到累得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包身工们每分钟都有死的可能，“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这样直观的描述揪住了许多人的心，所以一提到旧中国的工人，不由自主的会想到他们的痛苦。（《高中语文》必修一第4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工人一无所有

毛泽东在广州伏案工作（素描）

例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旧中国的工人也有深刻的分析，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尤其是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他们除了双手外，是一无所有的。

居无定所的苦力工人

渔港苦力

例三：苦力工人的生活就更别提了，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草棚，二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挤得“像豆腐干那样紧”，疾病很容易传染，当时一起住的四十多个人工人一次就病死了七八个。生存条件的恶劣使他们身体瘦得像根柴，面孔常常带着菜黄色，头发长到二三寸，从破裤的空隙里还可看到污秽堆积的皮屑。（《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夏衍对工人的住宿条件也有描述，他提到包身工人的工房，“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

民国底层工人忆：有工作的时候够养一家七口

民国时代工厂里的技术工人

初读起来，旧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的确苦难重重，难以过活，但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教科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概念模糊，在旧中国，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苦难中吗？但是，透过在民国时期做过苦力的当事人的口述，我们听到了质疑的声音。

“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容易呐”

例一：据民国时期做苦力工人的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码头工钱能养家

驳船渡口（来源：资料图）

旧上海码头

例二：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据调查，重庆市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193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是23.7元，而1937年码头工人的月薪平均是27.25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最底层的苦力工人是能养家的。（社会部统计处编：《社会调查与统计》第3号，1943年10月，第75—77页。）

“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

民国码头装卸

例三：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被访者：张国成1908年出生，1928年开始在重庆龙门下浩码头做苦力工人，现居杨家坪正街9号二单元3—3）

民国技术工待遇好30年代包身工生活略有改善

民国工人证件照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梁实秋这段描述用在民国技术型工人身上颇为贴切，如果不把包身工、苦力工等最底层的工人包括在内，单看当时技术型工人的生活，能算得上是“小康”了。可见，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情况远非文学作品中所述那样“惨目忍睹”。

20世纪20年代女工工资高过巡长

民国某工厂内机器旁的三个女工

例一：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从乡下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她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她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1929年，山东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技术工匠工资是小工的五倍

民国一家大型的纺织工厂

例二：京汉铁路工人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有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从局长员司到工匠都有。（《包惠僧回忆录》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铁路工人工匠平均工作时间差不多每日是十一小时左右，待遇以技术和工龄来决定。刚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有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都有四、五十元工资。特级工匠的工资还有到七十元的。小工和临时工，工资也是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包惠僧回忆录》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年代工人收入尚佳包身工能住廉租房

民国初期照相制版部工人工作情形

例三：上个世纪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正好和《包身工》写作是同一年，而《包身工》中提到的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夸大了两倍。（沈彬《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民国工人生活困难“病灶”：社会保障体系不给力

旧中国工人的生活不仅仅与工资收入有直接联系，也和当时战乱横行，外敌侵略等因素相关，关键在于政府未能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工人一旦遭受打击，就陷入困顿之中。

无奈战祸横行可叹生民多艰

民国时期工人罢工情景

例一：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纸上谈兵”的保障

民国时期工人罢工情景

例二：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四川经济月刊》，第6卷，第4期，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发行，1936年，第63页。）

天灾恶果“路毙”频发

民国时期工人罢工情景

例三：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1936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第319页。）

结语：

1948年南京国民大会立法委员选举，一名工人正在以公民身份进行投票

旧中国工人虽然工作颇为艰辛，生活情况时好时坏，但也远非处教科书中描述那样都是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旧中国工人生活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在战乱频繁、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政府未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于教科书中“旧中国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之类的论断，您现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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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抗战时期一家迁入陕西的纺织企业——申新纱厂，女工们正在紧张的工作中。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据“大眼观察团”了解，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民国市场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民国四年(1915年),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四合院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民国时上海工人的写实照

从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到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与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工匠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民国风俗片《伐木工人》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作品《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么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XXX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