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超北京上海，从这个城市透视中国经济真相

蒙大教授

人均GDP超北京上海，从这个城市透视中国经济真相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资料图

　　作者：肖耿，香港(专题)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荣誉教授

　　佛山，一个二线城市，人均GDP为何能超越北京、上海？

　　11月11日，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荣誉教授肖耿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佛山供给侧改革的故事”的演讲，他说，最近去了佛山，去了南海(专题)。天天担心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那里是没有的，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了？地方政府没有产业政策，但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佛山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佛山，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佛山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超过了北京。而且它又不是特区，又不是省会城市。

　　关于佛山的经济增长，佛山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我们很多人在讲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佛山已经跨越了，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跨越了。

　　为什么佛山这么重要？在中国有16个城市已经达到了高收入水平，上海肯定在里面。这16个城市在2001、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就是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2000美元。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大家都非常熟悉，特别是在上海的附近，杭州、宁波、无锡、深圳，大家都知道。但是佛山，很多老外都不知道。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佛山的表现有这么好，它的人均GDP反映的就是佛山的劳动生产率。

　　佛山还有一个数据。佛山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是这16个城市当中最低的，84.9%，全国平均是121%。上海是184%，北京是221%。北京、上海可以理解，都是大城市，所以有些贷款归到北京、上海。

　　但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是120%，超过佛山。这就是我们讲的金融抑制，就是说，我们看各种数据的比较，佛山达到了这么好的成绩，但它用的贷款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什么原因呢？中小企业贷款难。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就是佛山的房价，大家都知道上海房价很贵，我这里有一个表，反映的是买一个100平米的住宅需要花多少年的当地人均GDP。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山是9年，9年的人均GDP在佛山可以买一套100平米的住宅。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在上海要用多少年呢？当时在上海要用16年。当然北京也不差，是17年。深圳也是17年。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上海、北京房子比佛山贵，没的讲，上海是一线城市，佛山肯定是二线、三线城市。但是全国范围内，买100平米房子，平均要14年的人均GDP。与收入对比，全国的房价非常高，反而在佛山非常便宜。买100平米的房子，在佛山只要9年，香港要32年。

　　改革三十年，中国学到了西方的三个最重要秘密

　　上面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这可以联系到供给侧改革。如果你们看中央文件，关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版、降成本，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主要在东三省，那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们从2011年开始研究佛山，就是在三中全会前一年，我们连续多年研究佛山，就是想要搞清楚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张维迎现在很热门，他们在争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我们的提法是什么呢？我们提出的是，有效市场、有为社会、问责政府。为什么这么提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条块、制度、系统的互动。什么意思呢？中国在改革三十年当中，把西方的三个最重要的秘密学到了。

　　第一个是竞争，人与人竞争，你们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竞争，企业跟企业之间竞争，城市跟城市竞争，国家跟国家竞争。到了中国才知道什么是竞争，全世界的汽车制造商都在中国。这个秘密学到了。你不能说在中国没有竞争。竞争，是我们把它引进来的，但是我们引进的竞争是在市场制度基础上的竞争。

　　另外还有什么秘密呢？另外一个秘密是问责。为什么说是问责呢？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大选，民主在西方人眼里面那就是问责，但是实际上问责不止于选举。

　　佛山什么都没有，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特殊政策。佛山的人口50%以上是外来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块块，它们不仅在吸引人才、吸引投资、吸引企业方面要竞争，它们还要在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竞争。

　　深圳特区、上海自贸区以及我们刚才看的视频中的佛山的一个区，中德开发区，都在制定它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果游戏规则好，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企业。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一定是试错。

　　竞争与问责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们都留在上海了，都不愿意回老家了，那上海的房子一定涨价，老家的房子盖的好好的欢迎你们去，你们都不去，那里就变成“鬼城”了。怪谁呢？怪你们老家的地方官员老盖房子，还是怪你们自己为什么要留在上海？

　　上海房价这么高，政府拿了好多钱，甘肃、贵州很多地方破产了，这两种情况分得开吗？我们只要上海，不要东三省，可以吗？东三省的高技术人员都跑到广东去了，那里收入好、气候好，去了就不回来了。佛山的外来人口家属比工人还要多，来了都不去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市场的问责，这在中国已经非常流行。

　　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知道，你们这些读大学的，毕业后有可能走，于是拼命地留住你们，上海希望留住你们，地方的大学更是这样。

　　所以还有第三个秘密，什么秘密？公共基础设施，整个欧洲、整个美国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到了最后都要提供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专题)当选总统以后的核心政策就是要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你们仔细看特朗普就任一百天之内要做的事情，就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做的事。美国人觉得，为什么中国人把我们的秘密都学了，但我们不做？美国的精英天天教育全世界要像美国一样，但是美国的老百姓——精英跟老百姓脱节——感受到了市场的竞争，资金流、人才流等等带来的问题。很明显，这个是全球化造成的。

　　全球化逼着政府提高交易成本

　　现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力量非常激烈地在较量。全球化是什么呢？我们有颠覆性的技术，互联网、机器人等各种各样的技术，使得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交易成本下降什么意思呢？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当交易成本下降为零的时候，产权不重要，金融结构不重要，一般均衡理论成立，宏观政策不重要了，我们书本上学的理想社会的东西，全部实现了。

　　什么意思呢？全世界都变成一个市场了。颠覆性技术造成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的力量、全球化的力量巨大无比。这反映在佛山的案例里面，佛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交易成本下降的时候，它把自己放在了全球供应链里面。在佛山有五个方面的供应链都是跟全球相连的，当然有些要强一点，有些要弱一点：土地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还有一个金融市场。

　　全球化带来交易成本降低，带来了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如收入的不平衡，新经济对旧经济的冲击。这种情况反映在美国，在东海岸和西海岸是新经济，在中间是“铁锈地带”——那里相当于我们的东三省，南部相当于我们的西部。这对整个社会造成冲击，逼着政府把交易成本重新提上去。

　　什么意思呢？房价一上去以后，一部分人富了，政府看不对劲了，限购。一线城市限购，二、三线城市都跟着限购。还有就是加强监管，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对银行资本严格要求，进行监管。这些措施人为地把交易成本提上去了。这是为什么？维稳，全世界都要维稳。

　　你看美国大选(专题)之后，各个城市都发生了扰乱。大选之前我就跟我女儿讲——她在斯坦福大学念书——你要小心点，大选之后，不管谁上台，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高兴，现在正是这样。现在是特朗普上台，支持希拉里的人不满意；要是希拉里上台，支持特朗普的人更不满意。我相信，如果是希拉里上台，上街游行造反的人比现在还要厉害。

　　两股力量在不断地较量，较量来较量去，在较量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跟供给侧改革是有关系的。全球化使得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突然一下增加了，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可以全球范围内选择任何想要的手机，你想要苹果、三星、诺基亚还是要华为？如果我们都要苹果，不要诺基亚，诺基亚就死了；如果大家都选华为，不要三星，三星就麻烦了。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消费者权益的大大提升，经济学里面叫消费者剩余。这个剩余越来越大了，大到全球市场了，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对所有厂商都是恶梦，因为你非常紧张，没法预测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整个全球供应链受到巨大的冲击，怎么办？佛山从2008年就面临这样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整个沿海城市，靠加工出口的行业遇到巨大的压力。佛山是全球供应链里面的一部分。怎么办？

　　我最近去佛山，去南海看。我们天天担心的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那里没有，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没有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哪有什么产业政策？但是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举个例子，佛山历史上以陶瓷业为名，但是佛山传统的陶瓷业又脏又高能耗，而且低技术。怎么办？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腾笼换鸟。怎么换？

　　政府和市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市场，市场就是交换，交换产品。但是市场的质量取决于交易过程中的产权界定是不是清楚，交易平台是不是合适，交易完了以后产权争议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市场会变得越来越有效。佛山的经验是，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产权界定清楚。

　　什么意思呢？陶瓷行业，政府给企业设立标准，如果企业的污染达到某个程度，必须关掉，必须走，标准得上去。制定标准就是界定产权。所以在佛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府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它要做的事情是有外部效应的。

　　佛山当时自己掏钱，造了一座收费公路大桥，但是后来不收费了。佛山自己修了佛山一环，相当于北京的五环。佛山有三十多个镇，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佛山的工业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从包产到户开始，每一个家庭都有土地，每一个村都有土地，然后整个佛山放权让利，政府的权利下放，下放了以后，村、镇都控制土地。然后它们就相互竞争。竞争但是也合作，一个镇生产家具，另外一个镇就卖家具，还有一个镇生产生产家具的机械设备，这样形成供应链。

　　也就是说，当地的地方政府和市场是相互照应的，政府为市场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提供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使得市场能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能够成长。

　　举个全国的例子，今天是“双十一”。“双十一”在中国是件大事，在全世界也是件大事。如果没有中国电信，没有中国移动，没有中国联通，你们怎么淘宝？没有高铁，没有机场，没有公路，没有农民工帮你送货，你怎么收货？所以你们知道，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阿里巴巴背后是谁？我们这么多的基础设施谁盖起来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计划了高铁，计划了机场，计划了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有了，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到印度去，他们羡慕中国得不得了，为什么？我每一次去印度酒店，五星级酒店都停电。在中国现在还有什么停电呢？我小的时候经历过短缺经济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政府和市场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意识到，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美国也是这样。

　　国家跟国家要竞争，地方跟地方要竞争，怎么竞争呢？需求是你没法管的，老百姓口袋的钱你管得着吗？他们要买房子你管得着吗？老百姓不傻，上海那么贵的房子为什么要买？都是血汗钱，老百姓没那么傻。全中国的有钱人、有抱负的人都要来上海，你挡的住吗？

　　应对试错失败，必须建立股票市场和破产制度

　　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路，实际上包含一个非常科学的道理，叫做试错。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意思？反正你都不知道，你就试吧，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起来了，其他地方跟着就学吧。但是你叫人家去试，成功了都鼓掌。失败了呢？失败了也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失败跟成功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失败，容忍失败。

　　有很多很多种办法解决失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在中国目前没有建立，这是供给侧改革最难的地方。

　　一个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应对失败的最好制度。当然有条件，你不要加杠杆。我们一年前的股灾就是因为加杠杆加太多了。如果都不加杠杆，全中国的人都去买股票，股票跌了，对我们的系统金融风险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买股票的时候你是想赚，但是跌的时候你也认了，股票是你自己选的。你骂就骂自己为什么选了那只股票。

　　所以我们的股票市场，要为股民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股民把钱投给了上是公司，是拿不回来了。上市公司拿了股民的钱作什么？记不记得我们的互联网泡沫？投到互联网经济的任何一分钱都没有浪费，那些钱给公司用了，公司破产了以后被收购了，里面的信息被后来的公司拿过来继续用，所以股民的钱没有浪费。

　　股民呢？有的人赚很多钱，有的人全部亏了。但就是这种制度，让你亏了钱但没有把你的命亏掉。你赚了100元又亏了20块，钱没有了就没有了，你还是好好的。但要是你有100元，又借了200元，亏了的话你当然要跳楼了。就是说，没有杠杆的股票市场是应对失败、处理风险的人类目前发明的最好制度。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创新世界第一的原因。中国到现在为止的股票市场，还是不能够承担处理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功能。这是我们目前的一道坎儿，必须要过。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破产制度，解决产权纠纷的制度，这个是我们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万科事件？为收购兼并的事情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就是产权纠纷，在西方，你有产权纠纷，你去法庭，找律师，搞清楚，最后有个结果。在中国以前是没有这个的，我们不是普通法国家，我们有问题怎么办？找单位的书记，老公老婆吵架也是书记来解决。在一个城市，所有的最尖锐的问题都留给市委书记解决，在一个省是省委书记解决。再往上是中央解决。对不对？

　　这是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制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全球经济已变得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很多的产权纠纷的增长速度是我们现有体制没办法应付的。但你必须要应付，因为你不解决这个产权纠纷，你就不能界定原来的产权，不能界定原来的产权你的经济就没有效率。我们所有存在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土地的产权问题。哪里有腐败，哪里总是跟土地连在一起。

　　股票市场和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两个机制。之前我有一个演讲，中国经济的生与死。其中讲到，你这个经济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出来，你就必须让一些东西死掉，现在的问题是死不掉。死的办法就两个，一个是股票市场，股价跌了（相关企业）就没了；还有一个是破产。如果你拼命鼓励创新创业，生出来一大堆新东西，但不能够把失败、死的过程建立起来，这个系统是不可持续的。

　　本文据作者肖耿于11月1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第19期活动中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