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开中国？ 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

小马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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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得桃源好避秦

2018年初，我在从马来西亚回上海过农历春节的飞机上，用手机写了《大洪水会再来吗？——我的诺亚方舟》一文，百度上还能搜到。当时还没有修宪，也还没有贸易战，后来的局势发展印证了我的担忧。

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在经济层面中美会达成暂时的和解，但天朝利益集团与普世价值观及国际通行规则的冲突，仍将持续，根源不在一人一事，而在于权力来源于（且至今仍依赖）暴力的必然结果。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蓄了某些制度坚决不改的本钱，后发劣势积重难返，苏东模式窗口期已过。西班牙智利台湾社会能够和平转型，重要条件是其社会财富私有制占主体，公权力的含金量并不很高，民众意识觉醒后其恋栈代价超过弃栈。中国公有制仍占主体，且还在“做大做强”，公权力能够支配全民财富肆意妄为，毒性极强使人上瘾欲罢不能。因此除非奇迹出现，今后中国局势必继续恶化。多数人混混噩噩，部分人看得清但心存侥幸，所谓历史教训，就是很少人能真正从中吸取到教训。

我天性不羁，侥幸有机会选择，危墙不立乱邦不居，今天我选择离开中国，到马耳他共和国居留学习一段时间，顺便拿一张可在欧洲漫游的永久通行证。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作此选择，现在我在飞机上，再用手机写几行字，作为回复，也算临别感言。

二、中国经济滑坡已难逆转

事关国运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经济事关每一个人福祉，惰政、蠢政与恶政的不良后果，最终会通过经济问题显现出来。中美贸易战虽兹事体大，但美国民众日用品主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目前大部分仍靠中国提供，近年内难被完全替代，美国政府得罪不起选民，中国政府目前内忧外患，手中本无多少筹码，因此贸易战双方必会见好就收（关于中美贸易战结局的分析，可参阅陈天庸、谢作诗2018年3月写的《中美贸易战：原因、性质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中国政府被迫降点关税，相当于给本国民众减点税刺激消费，对国家财政影响并不大。更大麻烦在于，贸易战平息后的中国经济，趋势极不乐观。网上我还没看到很详细的中国未来经济预判分析文章，在此说说我的看法。

1、产业外迁最致命

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广东胶鞋家俱等多个行业外资企业大量搬迁出境。三星、富士康、优衣裤、无印良品大幅减少中国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此前已将生产工厂转到越南。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产业外迁的转折点并非中美贸易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政府多年来动辄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2016年韩国萨德事件激发中国大规模排外，都已让外资企业寒意彻骨。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比目前能预想到的将更严重。

中美贸易战基本还只是嘴仗，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川普的贸易战只是给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增加了一个理由。别以为贸易战和解了，要迁移的外企就会留下来。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近来华为孟任女事件天朝昏招迭出，更增加了外资不安全感，必进一步加速外资逃离。

产业外迁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后果是致命的。青壮劳动力无法贮存，人老了就成为社会负担。中国其他资源禀赋远不能与阿根廷相比，因此说中国将陷南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太乐观了。看看委内瑞拉与津巴布韦吧，那才是未来中国的映像：暴政朽而不倒，民众苦海无边，年轻一代看不到未来，整个社会看不到改善希望。

香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产业外迁，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制造业，目前香港金融服务业走向衰退，社会便弥漫绝望气氛。台湾企业外迁程度比香港稍轻，也已导致台湾工人几乎二十年没加工资，年轻人起薪一直停留在台币22K。台湾每届候选人都喊拚经济，都没有起色。中国大陆与港台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世界贸易一体化时代，企业随时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制造业企业对成本尤其敏感，民主社会政治家要用高福利讨好选民，专制政体要强力维稳，制度运行成本都很难降低，因此制造业企业只能不断地“逐水草而居”，迁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才可续命。现在东南亚与印度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综合成本已显著低于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不走就得等死。一些内资企业如果不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很难熬过今后几年。

制造业企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中国外资企业产出占中国GDP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带动的相关产业，外资企业影响中国40%GDP，50%左右进出口额（可参照中国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数据为2017年度统计数据）。再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已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其中能够“回乡创业”的主要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工，农村无法提供与城市类似的就业、工资与生活环境，青壮农民工大多数不会忍受农村的贫穷枯燥，农民工城里出生的二代，更是无法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大批青壮农民工与城里出生的农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必成社会动荡之源。

贫穷失业是培养民族与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是专制的最得力帮凶，经济滑坡的后果，绝不只是节衣缩食的问题，首先必引发民粹主义泛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中产以上阶层都将成为民粹靶子，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唯有在经济未严重恶化前立即启动宪政民主，形成社会多元制约体系，方可制约民粹。中国如不立即开始宪政进程，民粹主义潮流今后几年内将淹没中国，义和团将沉渣泛起裹挟社会。

宪政民主转型需要一定物质条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时，暴力是暴民唯一懂得的语言，需求层次定律决定了宪政民主制度难以在整个社会普遍贫穷的阶段稳定建立与施行。宪政是君子之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待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宪政民主便是沙上建塔。

经济搞不好，中国没希望。中国经济能否搞好？取决于2019年中国能不能发生颠覆性的制度改变，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综合成本。

2、中国企业的成本高在哪里？能否降低？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多数学者说中国企业高成本来自高税负与过高的社保，因此大力呼吁减税与降社保缴费比例。其实不然。

中国社保占工资比例近40%，这其实就是所得税，是企业的沉重负担。但中国除北上广深外的大多数地区，通常默许企业只按工人数量的30%左右交社保。

中国税负确实高，尤其税收结构很不合理，生产流通环节而非消费环节承担了主要税负，极不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对不同环节征税的调节效应是不一样的，税负从生产环节传递分摊到消费环节，是有成本的。

流行的谬误认为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实只有私企投资才是拉动经济的唯一动力，出口与消费是有效投资的结果，而非与投资并列的发展动力。中国高税收严重影响企业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减税是必要的。

我自己经营企业，平时与企业家朋友相从较密，我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政府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应对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且政府还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法。因此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虽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高社保，现行体制下要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与瞎折腾，比高税收与社保更伤害企业。纪检监察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官员折腾企业，名义上都有法有据。政府部门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让企业普遍处于违法状态，政府官员随时可上门刁难处罚，这是中国所有民企面临的常态。企业大油水多，上门刁难敲诈的官员越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古谓灭门的知县，今有随意封门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对公权力侵害毫无救济手段，只能束手待宰。

这几年纪检监察扩权的结果竟是，企业受到的刁难并未减少，不花钱绝难办事，但如没有熟人介绍勾兑，企业愿花钱官员也不敢要，故现在找人花钱摆平官员的中间成本，常大于以前直接给官员红包的支出。另外，财务上如何处理这些用于打点的灰色支出，以防备纪检监察查处官员时以“涉案人员”为名带走企业老板长期羁押，又成为企业的另一麻烦。按刑诉法等规定，杀了人被抓捕24小时后律师便可介入会见，这几年常有企业主被纪委监察带走失联几个月，企业上下与家属竟无从查问下落。被中国纪检监察部门“协助调查”羁押所受的非人折磨，远甚于监狱，这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家难摆脱的梦魇。有西律师多年前写的《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一文，道出了中国企业经营者的辛酸，至今仍不断被转发。

中国监察法缺乏程序正义，监察机关公然自谓属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却可以羁押公民，且不允许律师会见，明显与现代法治相悖。厂卫滥权绝不可能带来吏治清明。恶法非法，监察法不改，中国与现代法治逾行逾远。

官员财产公开与舆论监督，已被全球文明国家证明是最有效的防腐败手段，大数据时代让官员财产公开与接受社会监督，极为容易，天朝弃而不用，非要守着粪坑打苍蝇。当前官员权力寻租又越演越烈，我写文分析过，茅台酒价格可作为中国腐败指数，今年茅台涨价竟与监察委扩权几乎同步。古谓养贼自肥拥匪自重，这微妙关系，谁解其味。

综上，公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官吏寻租与随意折腾，是中国企业最沉重的负担。民族与民粹主义增加外资的不安全感，是外资企业的额外成本。

此外政府垄断土地导致高房价，垄断上游产业控制基础原料与燃料等价格，也是中国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房价是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也即是用工企业的人工成本，员工工资起码得能够维持其衣食住行。税费水电油气排污路费红包上游原材料等，市场各项成本是环环相加传递的，成本链条上任何一环的成本，也都是另一环的成本。

中国政府对民企管束太紧攫取太多，当前中国民企外有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内有世界最昂贵政府的盘剥、行政干预与权力寻租，办企业辛苦还不挣钱，老板累死累活只是为政府与员工打工，不堪重负之下企业关门大吉将成燎原之势。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也已不可逆转。

贸易战如持续下去，将重创中国制造业。当然我认为贸易战会暂时和解。但如不能由此带来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则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他国的威胁，外资企业与外来订单仍必大量转移到他国，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将在今后五年内萎缩近半。

（有人认为凭中国内需市场也可以大体维持现有经济规模，称中国即使少了对美国的出口，也只影响GDP几个百分点。无知之论。设想一个村里没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户将只能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结果必是百业凋敝，也许只剩下一个水磨坊。打工收入是村里其他各业兴旺的前提与基础。外贸收入是人民币发钞之锚，而且有了稳定的外贸收入，才能带动配套产业与服务业等百业兴旺。现代金融与服务业，通常可将外贸收入通过信用放大与服务业传递，将经济GDP扩张数倍以上，中国经济目前年80万多亿人民币的GDP，约一半是靠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外贸收入直接与间接拉动的。外贸收入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多米诺的第一张牌。没有外贸收入，中国有效内需也将大幅减少——付得起钱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没有基础收入，哪来有效内需？如果闭关锁国，中国会逐渐退化回到小农经济，经济大幅度萎缩，社会退步，被世界文明社会抛弃。）

要降低中国企业成本，首先必须大幅降低中国制度成本。要维持中国经济规模，必须维持外贸规模，要维持外贸规模，首先必须留住外资企业。现在中国连内资都留不住，企业家人心惶惶，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发展吗？退一步，中国经济还能维持现有规模吗？

最关键是，2019年，中国会有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吗？如果没有改变，中国经济衰退及其后果将超过一般人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