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之所以失败，并非没有机会，只是时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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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亿

    黄仁宇说，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对于150年来动乱的中国来说，其实从来不缺的，就是机会。可惜的是,即使面对如此之多的机会,也从没有人真正掌握过。.蒋介石和袁世凯的悲剧还不一样：袁世凯走的最后一步根本就是昏招。而蒋介石并没有根本错误的路线，他始终的问题在于,给他的时间从来没有够过。每当他稍有进展，就必有重大的危机出现，然后逼着他在准备不足的时候仓促出手。

    中国的传统里,有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对于那一代人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切合的。至于传统如蒋介石，开始也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二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声称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工农据说得到解放的俄国。知识阶层其实也是普遍有好感的。很多人慕名前往，但回来却往往失望不已。文人中如徐志摩，军人中如蒋介石。后来说蒋叛变革命，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蒋介石当时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俄国。和徐志摩对于其社会制度的失望不同，蒋介石看到的，可能更多是民族原因。尤其象蒋这样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非常敏感的发觉，俄国的来意不善。

    而非常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确实如此。

    蒋介石访俄报告：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同时他也清晰看到俄国当时的俄国危机，“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正在清党）,理想的东西千万不要有破绽，一有破绽，那就什么也不是了。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这次访问，蒋介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未必失望。但他清楚，俄国的那套体制是搞不出社会主义的。出于民族主义，他对于国内的共产党。也产生了本能的一种怀疑。在给廖仲凯的信里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黨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黨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国际共產黨员也。至我国黨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黨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產黨为其正统，决不信吾黨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所以说后来的中山舰事件，说是蒋介石的蓄谋似乎武断。这个事情再去复述，看情节很有些匪夷所思。大致是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亲赴海军局，称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谓奉蒋介石校长面谕着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因当时李之龙不在，作战科长邹毅据欧阳钟所传命令拟一公函，交欧阳钟随传令兵至李之龙家。但李亦不在家，欧阳钟遂将公函留下。是晚李之龙回家阅函后，即签发调宝璧、中山两舰赴黄埔听命。翌日晨，宝璧、中山两舰先后由省河启航前往。但中山舰于上午9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时，教育长邓演达先报告蒋"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蒋说无此事,邓演达见不对劲，回称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代理舰长章臣桐又用电话请示李之龙。因是日苏联代表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便用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不动声色,让将中山舰调回广州。次日凌晨,逮捕李之龙,对共产党进行第一次整肃。

    这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时任海军学校副校长的欧阳格与李之龙有矛盾，然后让自己的侄子欧阳钟去找李之龙调舰。仿林冲带刀闯白虎堂故事。后来,蒋介石将欧阳格免职并拘留，同时宣布李之龙无罪释放。也算是个纠正。

    但这个事情最微妙的部分在哪里呢?

    是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

    “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周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时至1952年,周恩来,董必武还证明李之龙当时已经叛党.对于这个解释,蒋介石会有什么看法呢,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碍。”阴谋倒还不算最可恨,可恨的是,一说你党有嫌疑,你们就翻脸不认人,连自己的党员也不承认.可见蒋之当时心中之厌恶。

    也证实他从俄国回来的判断,也就是"此党无情！"

    中山舰事件有可能是个阴谋,更有可能就是个误会。蒋介石的好处，在任何危机当中总能找到自己恰当的好处,.利用这个事情,他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还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又借此打击了党内的敌对右派，随后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开始“限共”。

    好像做生意,明明是出了一起事故,他却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危机公关,不仅恢复了市场,提升了影响,还扩大了利润。而他的对手们,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努力撇清关系.刚刚以为可以不被追究而要松口气的时候,不知道蒋已经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于共产党,当时的局面是,当国共两党发生矛盾和磨擦时，共产国际代表的仲裁天秤通常向国民党一方倾斜。

    为什么这样,其实是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更有实力有基础能成事。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作用，只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伏笔。(否则也不会出让本党党员加入他党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也不能不说有些阴险.当国民党试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他的内部开始扩张蔓延.犹如寄生虫在寄主身体内部侵蚀,总有一天会吃光全部)。

    而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也不免有些混乱.一方面,出于某些势力扩张的要求,他必须谋求帮助中国最有希望的政党夺取江山.以扩充他的在华利益,而另一方面,本土的党员受原旨主义那些阶级斗争理论,他们又迫不及待的在后方大搞阶级斗争。两者都给国民党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对于上层而言,是绝对不能眼看自己的政党被侵蚀成为一个壳，最终为他人做嫁衣裳。对于中层来说，则眼见自己的父母兄弟在老家倍受农会镇压之苦。所以四一二,与其说是蒋介石的反革命举动，不如说是国民党对于前期系列大小事件的一个反应和清算。

    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则凡事总慢上那么一拍。而且机会从来没有青睐过他。从身体上来说，他替蒋挨过一枪。从政治上来说，当蒋介石清党的时候，他还组织武汉政权声讨蒋介石。当他感觉到蒋介石曾经感到的麻烦，同时自己也日益边缘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共产党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全从他这边开始。以至削弱了他本来就不强的军事力量。至于后来他的政治选择，更为不堪。不管理由目的和效果如何，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犹如一个清白女子上了青楼。约定俗成，他也是干净不了的。

    中国的革命其实也就是一场混乱的内斗,斗到最后,就变成了精英与农民的斗争,也就是所谓阶级斗争。

    精英带着的他傲慢，想当然，理想与雅量。所以还真下不了狠手。而农民需要的，就是最干脆的结果。所以，后来的世界就被分为好人和坏人。坏人是一个不能饶恕，而好人也有可能堕落成为坏人。至于坏人，绝无可能变成好人。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催生了日后的文革。一个将人类全面推断为恶且要不断积极除恶的时代。他的开端，也就是精英和他的雅量理性在这近代史上的失败。

    蒋介石常常会宽容他的对手,事实上,他的任何一次宽容都没有取得正面的持久的呼应。遍看蒋的敌手,都是跌倒再爬起。而蒋给他们一次次再爬起的机会。因为太多后患,也就有太多的内耗。蒋介石的失败，某种程度，就是雅量的失败。当然,他之前的对手也给他以一定的宽待。直到一个再不给他任何机会的对手出现并强大。1949年,国共双方唯一一次国民党弱势的谈判中，求划江而治而不得。

    毛泽东的诗曰：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