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资源互换” 一银行招人指定要官二代(图)

montreal

摘要：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今年5月初，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三线城市招人，一个本科学导演的女生也报名考试。她专业虽然不对口，但银行领导层下死命令“必须要她”，“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县级市的公积金中心主任，每年弄来1亿存款不成问题”。



编者按

699万，是201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数字。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630万人口，还多69万。

今年是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庞大的就业人数，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让这群90后一出校门，便承受着白热化的竞争压力。

对于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找工作”是现实社会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能力与学历、门第与机遇，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在和社会的碰撞中，他们有哪些领悟？在找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中，他们如何看待社会，如何认识自己？

和毕业生同样忙碌的，还有各级政府。对于它们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难就业季”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在“就业公平”问题上，有哪些现象或趋势值得警惕？请见南方周末本期“大学生就业”专题报道。

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

“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未来你能否成功，这起到很大作用。”

虽然“关系”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吃重，但李春玲研究发现，“个人能力以及大学生文凭的价值，还是排在第一位”。

张卫从来没想到，找工作会有这么难。

他是江苏一所211高校新闻学院毕业生。最初，他的目标是在省内找份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在网投和校园招聘会上，他向南京报业、现代快报等媒体投了简历，都没有消息，“感觉媒体不怎么招人”。

几番尝试之后，张卫发觉今年文史哲应届生找工作“真心很惨”，“一般工作月薪最多2500到3000”。他不得不放宽了简历的投放范围，开始漫无目标地尝试，甚至连火车上搬货物的工作也投了简历，“对方只要初中文凭，工资有5000元，竟然就是这个收到了回应”。

作为今年699万普通高校毕业生之一，张卫遭遇的求职困境决非特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3年比去年新增19万毕业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社会知名调查机构麦可思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

张卫所属新闻学院的就业情况不算理想，男生除了几个做公务员、进电视台和银行外，其他大多进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女生中有3个考上了公务员，还有一些人“以实习的名义在上班”。

四处碰壁之后，张卫赶上老家（一个县级市）的公务员考试，并有幸成为全班六名未来公务员之一。只是这个职位——法院新闻宣传部门，已与他最初的媒体志向渐行渐远。

在这个被媒体称为“最难就业季”里，许多大学生找工作的努力一次次受挫，理想中的工作方向也被迫让位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能力与学历，门第、社会关系和机遇，究竟何种因素决定了大学生最终的“签约”？那些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在和社会的初步碰撞中，又有哪些现实的经验和领悟？

为什么要考公务员？

张卫从小被外婆带大，毕业时一直想找个离家近的工作，将来可以照顾她。不过，对于他这样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来说，在老家找份媒体工作月薪至多有两千多元，很难生存。“但公务员工资标准要好很多，能达到5000元左右，至少买房子差不多了。”

考公务员，的确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项。华东一所二本学校的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班31人中，有十多人考公务员。北京大学某文科学院50多名硕士毕业生里，90%参加了各级公务员考试。

2013年2月，江苏省推出了公务员招考公告。张卫查了下职位表，在他家乡中文类的职位只有五个，便选了法院的新闻宣传岗位。后来他发现这个岗位报名人数不多，“只有33个”。3月底，张卫在苏州参加笔试，结果在所有报考者中排名第一。

公务员录取比率极低。上述北大某文科学院，只有李风一人考中国家公务员。去年11月底，当李风打开那个巨大无比的公务员职位EXCEL表格时，才发现不需要基层工作经验的岗位只占三分之一，且多数是语言专业。其他要求也五花八门，如省级台办需要考生会讲闽南语，只有福建同学适合，“适合自己的不超过5个”。

李风报考的职位录取率是1比200，开放报名第一天，就有超过200人报名。整个流程走下来，李风认为“笔试基本是公平的”。按规定，面试成绩要在两天内登录进人社部的系统里，只有考生本人可以查到。

据一位地级市国税局干部介绍，公务员考试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面试采用从其他地方调考官面试的方法，考场、主考官都是临时通知，供社会关系操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我们局副局长的女儿今年通过了国考笔试，面试差了0.1分，还是没办法进政府部门。”

在山东某地级市参加国考面试时，本科毕业生张磊磊被要求绝不能透露个人信息。“比如有300人参加面试，我会被分配一个号，进考场后只能说我是多少号，不能说我叫什么，在哪里毕业等，否则就是0分。”

公务员考试笔试时，应试者全靠成绩说话。许多政府官员为了儿女能成为公务员，会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考试能力。华东某地级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当地许多干部子女，从大二开始就抱着国考复习指导书啃。

在面试前一到两个月，父母也会通过关系找到行政学院和党校老师，帮子女进行培训。“这些老师经验丰富，通常是前几年当过面试官的老师。”这位官员说，“许多政府部门中还有专人负责联系考官老师，以便当有领导需要时，随时和老师联系。”

上述华东二本院校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占八成，“他们的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没城市孩子丰富，对就业很难起作用。”一位长期负责就业工作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老师介绍，该学院本科生只有1％考上市、省级公务员。

就业机会“不公平”

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稳定”和“高福利”往往是他们对理想工作的定义。

清华大学曾于2010年启动了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6059位应届毕业生中，学生最理想的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占总数的六成以上。

一位地级市计生委副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公务员考试是‘净土’，但是要想进一些事业单位，关系很重要。”山东籍大学毕业生张磊磊记得，他去外地考公务员时的室友，就有亲戚是副厅级干部。当时进考场时，室友提前做了标志，让考官知道他是副厅级干部推荐的人，“最后他考到了事业单位编制”。
在甘肃兰州一所师范类高校里，硕士生毕业后往往回家当老师。2011年硕士毕业时，张莹莹的同学去四川、安徽、江西等地的三线城市高校教书并不难，“基本上以二本或三本学校为主”。但为了留在兰州市区，张莹莹不得不走了导师的“关系”，最终如愿留校做老师。

到国企就业更不容易。一般大学生想获得招聘信息，都需要一番力气——将招聘信息挂在网上的国企并不多。北大毕业生李风说，一些企业不会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你就算知道他们招人也没用。”不同的国企，信息公开程度迥异，航空公司做得最好，能源类央企最次。一些央企虽然公开了招聘信息，但门槛很高，“非金融、非北大清华、非硕士，你就不用投简历了”。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赵新进入央企，纯属撞上了好运气。在他为找工作四处扑空、一筹莫展时，一家央企找到学校就业办，希望老师推荐几个好学生。刚好老师比较了解赵新，就推荐了他。这家企业本来要招一名人力资源专员，面试时对赵新印象也很好，见他英语不错，就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企业宣传和组织会议的岗位。

许多国企对自己的员工都有政策倾斜。湖南省一家国企，每年都在固定几所大学开宣讲会，如果碰巧有员工子女在招聘范围内，本身条件又不差，“招进来就没什么问题”。该企业一位人士透露，“招聘前，员工向人力资源部反映一下，那边就会留心。这既没有违反企业用人制度，又照顾了员工。”

一些国企会直接把招聘机会，和大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做资源互换。今年5月初，一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三线城市招人，一个本科学导演的女生也报名考试。她专业虽然不对口，但银行领导层下死命令“必须要她”，“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县级市的公积金中心主任，每年弄来1亿存款不成问题”。
另一位毕业生张明也签约某三线城市的中国银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人家愿意吸收我，主要是我有社会资源”。应聘是省行统一组织笔试，面试则由各个地市自行组织。在关键的面试环节，张明告诉对方，他有个亲戚在当地经营一个中型企业，“这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拉到的存款贷款数额”。

“不公平包含两种，一种是结果不公平，一种是机会不公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3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到现在，10年时间内，社会关系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越发重要。

任何社会中，有权势者都会想办法将资源笼络到自己手里，为子女后代谋福祉，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建立完善制度，维护公民平等获得就业机会。“靠家庭资源就业，是机会的不公平。”李春玲说。

“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

在具有“关系”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除了依靠父母提供的社会资本，“关系”还包括靠个人努力建立起社会网络。对此李春玲并不反对——“社交和情商是大学生能力的一部分，未来你能否成功，这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陈蕊进入一家央企，就与家庭关系无关。本科阶段当过学生会主席和团干部的她，为了敲开一家央企大门，找到认识的某领导，整个过程并不费力。在陈蕊同学看来，这份工作待遇相当好：解决户口，有统一的宿舍，不用加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特别多”。

中国人民大学应届硕士生小牛，也深刻理解关系的重要性。她出身普通家庭，但凭着聪明和努力，在各大中外企业实习得“风生水起”，每到一处都成为老板手下的得力干将。到小牛找工作时，她给所有“前老板”都发了邮件，拜托他们在HR前多加举荐，前老板们都很乐意帮忙，“确保她进入面试环节”。

一些大学生也会让学长帮忙在企业内部推荐，俗称“内推”。例如百度公司内部就有专门的内推通道，凡百度员工都能内推，“一种内推方式是直接将简历给对应的负责人，如果他觉得这个同学不错，就会发起面试”。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百度员工小陈，已经引荐过多名学弟学妹进入百度。当他知道部门需要人时，就会在人人网上发布消息，想找工作的同学把简历发给他，“我一般只推荐自己学校的毕业生”。

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的周兴，就是靠内推获得了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在他看来，“内推最大的作用就是让HR能看到你的简历。毕竟网上投的简历太多了，你可能根本不会被注意到。”

一些高校也主动帮学生延揽社会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就业形势愈发严峻，推行“校外导师制”。当学生读到研二时，学校会专门请法制类媒体总编当学生的第二导师，“他对学生负有一定义务，如可以到他的单位实习。”万一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可以去第二导师单位上班。

虽然“关系”在大学生就业过程里的作用越发吃重，但李春玲研究发现，“个人能力和大学生文凭的价值，还是排在第一位。”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中山大学09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做的问卷调查，超过六成学生认为，“如果找工作难，一定是‘自身能力不足’的原因”。

社会流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北京大学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周星云没觉得找工作有多难。2012年7月，她在校内BBS上看到，国内某知名房地产公司招实习生，顺手投了个简历。实习一年后，她的表现得到公司认可，于是懒得再找其他工作，直接与公司签约了。

当无法考取公务员，又无门路进入国企时，民企便成了许多毕业生的选择。《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的信息显示，中国民企大多短寿，存活期平均为3到5年；与党政部门、国企相比，党政部门正常被辞退员工占总数的比例约为0.05%，而民营和非国有企业的淘汰率一般在5%到15%之间。

但对2013年的毕业生来说，民企也不是那么好进的。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发现，由于IT行业招聘人数严重缩水，今年找工作没往年容易。该校毕业生王晶晶说，“我们专业三个班一百多人，只有十几个人找到了好工作。”四处投简历没结果后，王晶晶不得不依靠在国企工作的老爸，帮他在深圳一家银行谋了一次面试机会，“我爸企业和银行业务联系多，帮忙安排一个工作并不难，各取所需嘛”。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企，一般依据应聘者学历“择优录取”。一位市场化媒体执行主编透露，他们喜欢先要重点高校本科生或硕士生，其次是国内一般本科外加国外硕士，“最不喜欢国外读本科的，这些人要么是因为家里条件好，要么本身就学习不好”。

华南某省一所医科大学为了应对就业压力，鼓励学校老师为学生联系工作，“每联系成一份工作，就有几百块钱提成”。该校一位老师透露，有的学生通过病人找到工作，“比如在高干病房认识了领导，他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工作”。一些学生找不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甚至改行卖饮料，去超市站柜台，“总要吃饭啊”。

一些毕业生即使身在民企，心也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上述华东二本院校中，只有极少毕业生考上公务员，另有一成学生考上市、县级事业单位临时岗位。负责就业的老师透露，“剩下的学生中，很多在普通私企里工作，有不少边工作边坚持每年考事业单位、公务员，直到考中为止”。

李春玲认为，对于农村家庭出身或家庭背景一般的中下层人群来说，“他们在社会阶层中流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社会学者眼里，社会流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比如美国社会，它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社会稳定。”李春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社会当前明显的趋势是，当大学毕业生踏入社会时，既要有能力也要有关系，两者兼备就能确保未来成功，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除李春玲外，文中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