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及梁山泊起义 - www.MontrealChinese.com蒙特利尔华人网蒙城华人网蒙特利尔留学生论坛蒙特利尔中文网蒙城中文网

　　简单地说，《水浒传》是一部写“土匪强盗怎么形成”的书。有不少人把它当历史看，事实上，严格地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都称不上，只是一部虚构的演义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一分真、九分假。所谓“演义小说”，指的是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历史上的确有过，但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却是编造出来的。换言之，《水浒传》这部演义小说只是历史人物、事件的大合集。只是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让后人以为这就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反倒隐退了。

　　“一百单八将”原型只有三十六人

　　《水浒传》中塑造了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形象鲜明，故事生动。但是，与史书对比，其中只有三十六个人物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其余七十二个，大都是创作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

　　据史家考证研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确有宋江其人及其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淮南地区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一百零八将，也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这三十六个人在正史书没有客观具体的记录，大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再加工而成的，这样一算，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分真、九分假了。

　　梁山泊位于山东西部，原是个很小的湖泊，后因从五代到北宋期间黄河多次缺口泛滥，它与四周的许多小湖泊汇成一片，到北宋末年便形成纵横八百里水域的大湖泊，湖中港汊交错，芦苇纵横，并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当时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营生。有若干股势力日益增大，人数愈聚愈多，到北宋末年更掀起了多次反抗官府腐败、盘剥与压迫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军就是其中的一股。

　　宋江起义的导火线是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于是在宋江等人的领导下，铤而走险，凭借梁山泊易守难攻的地形，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

　　最初四五年，宋江等人一直坚守在梁山泊，直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才正式宣布起义，随后离开梁山泊，转战于青、齐、濮各州之间，官府也才开始注意到这支起义军的存在，并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见《皇宋十朝纲要》）。该起义军最终以被官府招安结束。

　　宋江起义规模到底有多大，从《宋史·侯蒙传》《宣和遗事》等的记载看，只有三十六人。据郎瑛《七修类稿》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这个名单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作为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仅三十六人就“横行齐魏”，官兵数万人不能抵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三十六人可能是起义军大小领袖的总数，也就是说与宋江一起举事起义的三十六条好汉，后来每一个好汉统率一支部队，但为了方便起见，仍以三十六人的名字称呼，这种解释倒也合理。那么，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底有多少人？由于史无记载，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推测至少应有数千人。

　　史书记载宋江起义有三十六位英雄，为何到了《水浒传》却变成一百零八位呢？或许是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郎瑛《七修类稿》载），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琅琅上口，便于流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有宋三百多年，农民起义大大小小有数百次之多，宋江起义只是其中规模与影响都较小的一次。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明初又出现《水浒传》，将宋江起义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感人，因而使这次原本平常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但是，小说虽与历史有联系，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看《水浒传》时所要注意的。

　　宋江是否征方腊

　　宋江接受招安以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小说中，宋江投降后被宋朝派去镇压方腊了。方腊起义是与宋江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从起义规模和影响上讲都比宋江起义大得多。

　　关于此说，史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以及《大宋宣和遗事》都称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中却明确地说，折可存是在征方腊胜利后才逮住宋江的，换言之，宋江没有征过方腊。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争论不休。由于这些史书的作者都是一流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当时人写当代史，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宋江投降、征方腊的记载不会有误，反倒是折可存墓志铭记载可能会失真。

　　然而，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却发现宋江征方腊一说疑点重重。

　　前述史书中虽然提到宋江灭了方腊后，被封为节度使，但没有具体的时间。此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都提到，宋江曾经在宣和二年或三年去浙江征方腊。然而，根据《宋史》，宣和二年宋江还没有投降，又如何去征方腊？这一资料显然不准确，至于宣和三年，从《宋史》中看，也不太可能，这可以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印证。

　　《宋史·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1120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浙江金华），又陷衢州……宋至道三年（1121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这段记载对方腊失败、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都记述得很清楚：1120年，方腊起义，先后攻下婺州、衢州、杭州等处，正激战中，宋江于1121年起兵犯淮阳军。到了四月，方腊起义失败。

　　至于宋江何时投降，上面这段中没有具体的日子，倒是《宋史·张叔夜传》中对宋江投降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张叔夜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宋江等人在黄河的北边起兵造反，占领了十个郡，官军不敢抗拒。听说宋江等人将要到海州来，张叔夜派出探子打探宋江等人所走的方向。得知贼兵涌到海滨，于是组织了一支有一千人的敢死队，在城边和海边埋伏，然后派出一支尖兵去诱敌。等到宋江等人上岸作战，张叔夜派人把他的船都烧了。宋江的义军没了退路，失去斗志。这时候伏兵乘胜攻击，宋江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此段记载虽然没有详说宋江具体什么时间被诱捕，但粗略推算一下，从他于宣和三年二月起兵，接着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最后被诱捕，总需要一两个月时间，这样就到了四月份，此时方腊已经全军覆没了，宋江不可能参与征方腊。

　　《东都事略·徽宗纪》中倒是明确说宋江投降的日子，是在方腊被擒以后的一个月，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去征方腊了。遗憾的是此书不是正史，可信度不免要差一些。

　　此外，《宋史》中分明记载着生擒方腊的将军是宋代名将韩世忠，这说明平方腊战役和宋江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宋江征方腊的故事很可能不存在。

　　那么，宋江最后是什么结局呢？

　　有人怀疑宋江投降后被杀。例如宋代学者洪迈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记了一件颇有神话色彩的事件：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被罢官，后因背上疽疮发作，死了。没过多久，他所喜欢的一个叫王生的人死而复生，自言他在冥界见到蔡居厚正在受惩罚（冥谴）。蔡居厚让王生回来转告其妻说：“我如今只理郓州事。”夫人恸哭道：“侍郎你去年在郓州当差时，梁山泊五百名叛贼受降，你去把他们都杀了，我当时屡屡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就是不听。”

　　有人据此认为蔡居厚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夷坚乙志》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年)，离宣和六年(1124年)不过四十余年，尽管所述故事是道听途说，而且“冥谴”之说也荒诞不经，不过“杀降”一事大概不是虚构的。

　　但是此书与史书在时间上又有极大的出入：宋江投降，是宣和三年间事，蔡侍郎招降“梁山泺（梁山泊）贼五百人，既而悉诛之”，是宣和六年的事。即便宋江确实是宣和三年在山东梁山泊投降的，蔡居厚所杀的也应该是另一支土匪或起义军。也有人据此推测说：宣和三年投降后的宋江，命运不会比宣和六年投降的“梁山泺贼五百人”更好。不过推测不等于就是事实，这里只能“聊备一说”而已。

　　总之，宋江等人投降之后，如何结果，已经无法考证了。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但是也有一些版本却标明著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

　　二、施耐庵撰。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并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水浒传》最擅长写杀人越获，但战争场面却写得极为粗糙，漏洞百出。所以，不太像罗贯中的手笔。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此书没有罗贯中什么事，为什么又会出现他是此书作者的传言呢？可见，其中必定另有原委。此外，还有人认为施、罗都不是《水浒传》的作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这二人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施耐庵”不是人名？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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