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随着全球极端主义日益活跃， 我们应该重新探索和反思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中的痕迹。正视历史的事实，是避免重滔复辙的基本前提。与读者一同再次回顾150年前肆虐于本土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军事势力的历史事件，反思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编者按：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随着全球极端主义的日益活跃，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重新探索和反思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中的痕迹。正视历史的事实，是避免重滔复辙的基本前提。因此， 本公众号编辑整理150年前肆虐于本土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军事势力的历史事件，与读者一同再次回顾、反思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参考资料：
1、作者：天哥，来源：历史之瞳。《同治之乱真相：2000万非穆斯林被杀，600万穆斯林被报复性屠杀！》；
2、作者：佚名，来源：世纪历史。《起义还是叛乱：一场屠杀千万非穆斯林的战争》；
3、作者：佚名，来源：兰陵会。《1862同治之乱：萧家村荡然无存，非穆斯林造屠杀两千万》；
4、作者：王琦琦。《“同治之乱”，一段被颠倒的民族血泪史！》
5、作者：佚名，来源：中美学者智库（windsorfort）。《“同治之乱”给今天的教训：警惕中国陷于伊斯兰化和穆斯林内乱》
简介：
陕甘同治之乱（英文：Hui Minorities War），是1862至1873年清朝同治皇帝统治期间间，发生于现今陕西、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云南省等地区的穆斯林暴动、叛乱。 穆斯林在极端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今天，有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甚至学者称陕甘同治之乱为“起义”，并美化当时的极端宗教头目为“反封建英雄” 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因此，以本文来尽量还原历史真相，实属必要。不过，笔者回顾这一段段历史的用意绝对不是希望再次上演宗教战争，而是只有正视历史的残酷并且吸取教训，我们才能正确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坚决走理性、法制反恐道路，从而避免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动乱与杀戮。
历史背景：
明朝灭亡，中国西部的伊斯兰化非常严重。新疆地域本来属于丝绸之路上汉佛文化的鼎盛之区，慢慢被强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所代替。随后，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中东地区引入了一些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保守教义。
18世纪，甘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引入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al-Sufiyyah），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在中国西北穆斯林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教派，称为“新教”教派，得到许多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这是陕甘同治之乱的宗教精神武器。
苏菲派清真寺
晚清的“陕甘同治之乱”寻根溯源肇始于咸丰朝。云南“同治之乱”分别由马国才在姚州（今姚安），杜文秀在蒙化（今巍山），马凌汉在昆阳，马如龙在建水，徐元吉在澄江，马占魁在立北等地发动、组织穆斯林民兵，攻占城池，杀人盈野。咸丰六年（1856），伊斯兰叛军首领杜文秀率云南穆斯林叛乱，八月率回军夺取下关，九月攻克大理。杜文秀是云南各支造反穆斯林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支。
杜文秀帅印印文
杜文秀充分利用了当时洪秀全咸丰元年（1851年）广西金田村起义，后定都天京（1853年）建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机遇，也在云南趁机造反建立平南国（“班赛王国”）并先后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云南爆发穆斯林叛乱后，很快形成两支强大的力量：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于滇西各地，一支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活动于滇东南一带。马如龙以新兴州及馆驿为基地，攻占滇南大部州县，称“大元帅”，先后于咸丰七年（1857）、九年（1859）和十一年（1861）3次攻打省城昆明。
清政府绘制的攻克云南顺宁府回逆战图
云南“同治之乱”给全国其他各地的穆斯林树立了好榜样，特别当时满清忙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而其他地区防务空虚。在贵州由张凌翔、马河图为首，在四川会理由马荣先为首，他们先后以云南“同治之乱””为榜样，扯旗造反。
而陕西、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那里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起来……
引发：
1862年5月，两个参加过云南叛乱的阿訇——任五和郝明堂来到了陕西华县，他们带着一腔反清反汉的热血，借着全国捻军运动的势头，组织陕西穆斯林向清廷发动圣战，一时间，铁匠们日夜忙着打造刀枪，由于穆斯林们没有大量的枪杆，所以他们将市场上所有的竹竿买光，以做长矛。
此时华县已经招募了400名汉人和回族民众做团丁，以防太平军，但未曾料到穆斯林的圣战来势如此之快，结果团丁中的200名回族穆斯林当下响应圣战号召，杀死汉人团练，当夜逃走。正是这个举动，使伊斯兰的企图暴露了。
穆斯林虽然买光了市场上的竹子，可仍旧不够用，他们又想买一户人家的竹园，但是那户人家是汉人，当知道穆斯林要造反后，他们拒绝将竹园卖给穆斯林，穆斯林们当然不甘心，便发生了械斗，械斗中打死两名穆斯林，穆斯林们闹到了官府。官府认为这两名穆斯林心有不轨，没事你买这么多竹子干吗？是不是想哗变？所以对这两名穆斯林的死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下可给了穆斯林们闹事的借口，回民首领任五和郝明堂立刻宣布圣战开始！
伊斯兰圣战是可怕的，大规模的报复性屠杀上演了。
经过：
数万穆斯林自动组成了穆斯林军，打着反清报仇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向汉族聚居地发起了进攻，可怜大多数汉族人还根本浑然不知，就遭到了灭顶之灾。穆斯林军袭击了汉族村庄八女井，也就是今天的大荔县八鱼，当即杀死汉人数千，血流成河。
可此时陕西地方官员一面在抵抗着捻军和太平军的不断进攻，一面又要供给朝廷大军的给养，他们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粮兵马去对付穆斯林军队，万般无奈之下，陕西巡抚只好派遣陕西团练大臣、同治皇帝的老师张芾去劝说回民，缓解压力，想尽一切办法冰释前嫌。
张芾开始的时候进行得很顺利，他尽言回汉一家，努力安抚回族穆斯林们，在他的一番劝说之下，大多数回族穆斯林打消了进攻汉人的想法，但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回族穆斯林首领任五和郝明堂宣布，在张芾的轿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书“秦不留回”，秦，陕西也，秦不留回，便是说陕西不留回人，那岂不是朝廷要把陕西回民杀光么？一时间回族穆斯林群情激奋，场面顿时失控，张芾的努力瞬时付之东流（这其实就是极端圣战分子的一个阴谋）。
任五等人立刻拘禁了张芾，连审七日，严刑拷打，逼迫张芾承认“朝廷欲杀回民”是实，七日后将张芾斩首示众，可怜堂堂同治帝的老师，就这么窝窝囊囊糊里糊涂死在穆斯林手中。张芾老汉尸体被砍成八块扔在渭河滩。以后回族穆斯林又到他老家泾阳县，杀了一家及亲属80多人，被灭族。
后据兰州大学研究人员考证，那封“秦不留回”的纸条，极有可能是任五、郝明堂等人为了破坏谈判而故意栽赃的，借以挑起更大的回汉矛盾，以达到继续鼓动穆斯林发动“圣战”的目的。原因是：
其一，作为一方大员的张芾不可能用纸条传贴的方式发布命令，因为那是民间通信方式，不是官方采用的；
其二，陕西当时没有清军的机动部队（部队打捻军去了），陕西中部仅有清军1万人左右，如何敢下杀200万回民的命令？
其三，张芾不是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根本没有发布这个命令的权力。
张芾冤死，穆斯林的圣战正式爆发，首领任五为了表示自己“再无退路，再不回头”的决心，竟手刃了自己的家属！他们号召穆斯林起来“圣战”，杀光关中的“卡菲尔”（非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于是穆斯林迅速组织了30万穆斯林民兵，在关中诸地的汉族地区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以毫不留情的告诉大家，这次屠杀的结果一点也不亚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那场屠杀——沙苑地区“人类几灭”（据《同州府志》），临潼县竟被杀30万人有奇，大家想象一下一座县城和它的辖区被杀30万人的景象吧！
其中有一个县城，城中的穆斯林教师由于久和汉人相处，感情比较深厚，当他看到穆斯林民兵给当地穆斯林发的“杀汉帖”之后，大惊失色，立刻报告知县，县城大门随即紧闭，由于穆斯林军队缺乏攻城手段，久攻不破，被迫撤退，这个县才免遭涂炭。但是这个穆斯林教师呢，不久便全家自杀了，道理很简单，以后的日子里，他的穆斯林朋友们不会放过他的，因为《布哈里圣训》写着：如果一个穆斯林改变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就把他杀了；《古兰经》也严厉谴责离开伊斯兰的人。
在叛军的涂炭下，三原、富平、华县、兴平等地汉人均遭到严重屠杀，死亡总数约有100万余人。其余的汉人结寨自保，由于陕西穆斯林不会攻打城寨，所以损失很大，为了建立伊斯兰国家，他们被迫保存力量，以中心城市为攻击重点。
当时陕西穆斯林叛军分为两条主要战线，东线上，约有民兵10万人，重点攻击同州（大荔），主要据点为：羌白镇，王阁村，仓头镇。中线民兵约16万，于1862年7月初攻克了六村堡，据正史载，几乎全歼陕西中部团练武装。不过据后人了解，被杀的大多是逃到这里求生的平民。
随后，穆斯林民兵挥师猛攻西安，陕西提督孔广顺等部约7000人拼死防守，穆斯林民兵本来想连同城内的穆斯林作内应，但是西安城内的阿訇是个远见卓识者，他看出了叛军的残暴，便号召城内的穆斯林不要出城参与暴动，同时组成巡逻队，防止城内的汉人骚扰穆斯林，就这样，西安穆斯林始终没有参与这场“圣战”，得以保全。
清政府未料到穆斯林声势如此浩大，急调河南提督成明率8000人支援陕西，刚出开封即遭到当地穆斯林骚扰，兵马前行艰难，无法援助西安，清政府见状，又急调胜保从京师出3万人增援陕西。这胜保是个满人，人送绰号“败保”，是个见仗就败的主，慈禧太后为了鼓励他打胜仗，特给他赐名“胜保”，可他还是不争气，进潼关后屡战屡败，最后绕道进入西安。不敢出战，任由穆斯林在城外屠杀汉人，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将其赐死。
1862年10月，清政府又急调荆州将军多隆阿增援陕西。6月他攻克了仓头镇，9月进至西安，此时西安已被包围了15个月，“粮米穷蹙”。多隆阿为解西安之围，率军攻打渭城回军主力，渭城城防坚固，清军久攻不克，最后多隆阿亲自带200人夜间爬城成功，攻克渭城，穆斯林民兵战死2万多人。随后他连续收复了兴平，武功，1863年12月，多隆阿派总兵陶茂林部到达凤翔，被围困了460多天的西府大城得以解围，清兵猛攻凤翔，清军和穆斯林两军死伤极其惨重，护城河“水朱如血”，凤翔城终于被破，陕西穆斯林民兵被迫撤退，当时穆斯林民兵算上家属，约十五万人，进入甘肃东部。甘肃张家川是“哲赫忍耶”教派的重要传播中心，穆斯林民兵在张家川屠杀民众三万余人。
多隆科在指挥作战
1862年9月，为了呼应陕西穆斯林，宁夏穆斯林反叛，对宁夏民众展开了血腥屠杀，随后联系哲赫忍耶总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反清。1862年11月，穆斯林军队将领穆生华率部在秦安酸茨坡击败清军，斩秦州知府托克清阿；马化龙率部于1863年4月攻克靖远，杀10万人；1863年7月，马化龙诈降清军，骗开城门克宁夏府、灵州，人口损失140万。
马化龙是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学派第五代穆勒师德
（传教人）以总大阿訇的身份行使教权
1864年秋，河州（临夏）穆斯林经过1年多围攻，攻克临夏，死者50000余人。1865年河州穆斯林攻狄道州，杀10余万人。请大家记住这支穆斯林军队后来的结局，这可以非常恰当地证明，所谓“清军报复性屠杀”这种定论式说法的荒谬性。1864年底，肃州（酒泉）穆斯林叛变，“杀剿”汉人民众。甘州城在叛乱后，再没有一个穆斯林，所有穆斯林男子全部突围出城。他们攻下梨园堡等地，屠杀汉人后，在高台、临泽间被民众自发组织的反抗武装全部杀死。
陕甘同治之乱是受了云贵影响，太平军入陕为陕甘同治之乱提供了条件，太平军二次入陕在周至打死多隆阿（1864.1此后直到1867年底清军无合适统帅），1867年1月西捻军在西安附近大败清军，“捻回合势”等。
白彦虎肖像，作者不详。道光二十九年，
时年19岁的白彦虎曾当选北京一教区宗教主管
西部的穆斯林叛乱已经漫布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境外势力也开始插手，并在新疆建立了阿古柏汗国，意图分裂西北，清政府看到穆斯林叛乱难以控制，便派朝廷重臣左宗棠率军平叛，左宗棠挥军西进，一路大败各路穆斯林叛乱军队，十余万穆斯林叛乱民兵屡战屡败，纷纷到了陌路穷途，走投无路的白彦虎投奔了新疆分裂分子阿古柏，并作了阿古柏的女婿，在左宗棠大军的接连打击下，白彦虎终因作战受伤不治而亡，阿古柏汗国灭亡。而马化龙屡战屡败，于1870年10月投降左宗棠，结果清军在穆斯林叛军缴械后，又在挖出俄国枪械1000余支，就以私藏武器和勾结外国罪名，将马化龙凌迟处死，又杀了1000多名穆斯林，至此，白彦虎身死，其余各个穆斯林首领或死或降，部众瓦解，阿古柏汗国灭亡，马化龙伏诛，东干战争基本结束。
左宗棠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乱路线图
河州穆斯林领袖马占鳌于1871年初投降左宗棠，左宗棠非但没杀他，还给他封了官职，并任其保留部下武器等，马占鳌得以在河州地区割据下去，这就是后来的西北五马的由来。马占鳌的后代有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安国等，这股盘踞势力久居西北70多年，直到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一野进军大西北，在彭德怀的铁钳猛攻下，才土崩瓦解。
平息回乱：
同治之乱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各地穆斯林暴乱四起，其主因刺激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平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田苑据为回族穆斯林所有。绝大多数穆斯林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平民的行动。一时穆斯林暴乱和屠杀四起，在西北呈席卷之势。
清廷从直隶调来大量军队平叛，可是屡战屡败，穆斯林叛乱势力愈加浩大，叛乱第一年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平民就达1100多万人。
直到1866年（同治五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甘肃。左宗棠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以回制回”的方略，局势才开始反转。直到1873年，左宗棠才彻底平息了西北的穆斯林叛乱。
左宗棠平定回乱的军队
人口损失：
这场穆斯林叛乱导致人口损失高达二千多万，其中陕西动态损失近七百万（“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六、余论” ．禹贡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甘肃损失一千四百多万（据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一书第635页的统计，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即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西北穆斯林对民众的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穆斯林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穆斯林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馀，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
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河西走廊里的安溪镇，1875年仍是一片废墟
文化损毁：
意图摧毁黄帝陵
从穆斯林军队所谓的“起义领袖”的做法中就可以看出叛军对中国文化的仇恨之深，做法之极端。请看这个事例：1864年10月，白彦虎在屠杀了合水的汉人之后，进攻陕北，打算烧毁黄帝陵（满蒙进入中原之后都没这样做）。但在陕北遭到当地反清的“饥民武装”董福祥的顽强抵抗，最终溃退。1869年，白彦虎再度派人烧黄帝陵，被北路清军击退。这次事件拉近了饥民武装与清军的关系，1868年，董福祥归顺了左宗棠。黄帝乃中华民族之祖先，黄帝陵乃我华夏民族的神器所在，白彦虎身为穆斯林军队领袖，竟欲作此天人共愤之事，可见其丧心病狂。饥民首领董福祥归顺左宗棠后，奋力抗击外国侵略者，成为民族英雄，后在抗击西方列强的战斗中牺牲。
逼迫其他宗教信众
还有一个事例，穆斯林民兵在各处摧毁佛教寺院，道观，杀戮佛教徒和道教徒，并计划摧毁华山的建筑群，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彻底毁掉民众所信奉的佛道文化，转而强迫信奉伊斯兰教。
塔城戏院废墟， 俄罗斯艺术家瓦西里绘制(1869–70)
民族守护英雄左宗棠：
如果不是左宗棠出兵处置，率湘军入陕，陕甘两省的汉人很可能会被杀光。如果穆斯林有了生存自治的空间，陕甘地区会伊斯兰化，而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会很快分离出去。
素有“中亚屠夫之称”的阿古柏
左宗棠在平定陕甘暴乱之后，力排朝廷重臣李鸿章等之昏庸众议，坚持武力收复新疆。左公不顾路途艰辛一路西征，从侵略中国分裂新疆的土耳其匪徒阿古柏手中，夺回了新疆，同时粉碎了俄国沙皇侵略中国的企图。
“阿古柏铁拉”金币，1874年铸造于新疆喀什
伊斯兰突厥从隋唐甚至更早，上千年来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最近的东突，不过就是当年阿古柏的最新队伍。以下是东突幻想中的超级伊斯兰国地图，能够看到东突的旗子除了底色是蓝色，其它与土耳其的旗子完全一致。
东突幻想中的超级伊斯兰国地图
湖南湘阴人氏左宗棠，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收复新疆。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确保了中国西北部一百多年的安宁。其丰功伟绩，可于张骞、班超并架齐驱。左宗棠公，千古民族守护英雄。
左宗棠像
历史事件定性：
同治之乱，不是一般的内乱，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发动的战争。更精确的说，是穆斯林发动圣战，企图在中国西北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对非穆斯林的其他族群（汉人为主）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才是事件的核心。
而在西方史学家的眼里，这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的一场战争，西方史学家称之为“东干战争”。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参与暴恐，其中许多只是希望过上安定太平的日子，但是随着一个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增多，其必然成为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失控，以至于最后只想和平过日子的穆斯林也苦不堪言。
根据学者的研究，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与其行为的关系如下：
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地区少于2%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族群，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在2%-5%，穆斯林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
在5%-10%，穆斯林将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他们会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他们的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在20%-40%，可以预知此地区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
在从60%起，穆斯林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岐视和迫害。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排名：
第一名：新疆，穆斯林人口1340万，占人口比例60%，有清真寺 24000多座；
第二名：宁夏，穆斯林人口250万，占人口比例36%，有清真寺 4000多座；
第三名：甘肃，穆斯林人口137万，占人口比例5.2%，有清真寺 2500多座；
第四名：青海，穆斯林人口115万，占人口比例20%，有清真寺 930多座。
由此可知，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
同治之乱之前，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麦加朝觐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穆斯林去一次麦加朝觐，他们的精神面貌就会涣然一新一次，激进程度就更上一层楼。因此有必要切断或者有选择性地选送西北穆斯林的麦加朝觐之路，以切断激进伊斯兰思想对西北地区的输送和传播。
同时，严防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的复活。一旦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复活，意味着穆斯林组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对此要严厉打击和坚决压制。
守望者点评
我国需将反对伊斯兰主义，反对伊斯兰法制定为基本法制原则之一，在国家宪法中预先点名否定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法，确保国家宪法的最高权威。社会需要有普遍共识，明白伊斯兰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个压迫性神权政治系统，因此可以针对其制定对应法律进行遏制与解构。
以宪法为基础和最高权威，方可放开手脚、系统性针对圣战立法，逐步在各个领域推出法律遏制对我国国体的各种形式的渗透与破坏。
换句话说，以宪法为依据能够让针对极端意识形态的具体政策更有法制依据可循，使其在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状态下施行、防止滥权、并能够避免遭到法理和程序正义上的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