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猛怼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 被拥挤人潮惊呆
| 2018-04-04 21:06:11 孟常 |
上周末好友从欧洲过来玩，我们去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逛了逛。
我俩在法租界压了马路，喝了咖啡，午后阳光正好，他正对上海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际范儿啧啧称赞时，我说走吧，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的相亲角。
相关的报道我都有关注，也跟朋友打趣说过要一起去举牌子做社会实验，而且最近“海归美女艺术家在相亲角被大爷大妈群嘲”的事又让它成为了舆论热点。
而对于第一次来玩的外国朋友，我希望在繁华的都市生活和便捷的共享经济之外，向他介绍一个更复杂、真实的中国。
这是交易，并不好笑
一走近相亲角，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惊呆了。
路两旁撑开的雨伞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头，伞上挂着征婚信息，伞后坐着征婚者的父母(也可能是中介)，有单独坐着的，也有的凑在一起闲聊。人们观察他们，他们也打量路人，时不时寒暄两句。
直到那刻我才意识到，相亲角不是新闻上的抽象存在或饭局上的玩笑，而是像菜市场或求职中心一样，人们为着真实的需求而来，在这里进行密集的信息交流，或交易。
我试图向西班牙的朋友翻译一些纸牌上有趣的表达。听了那些收入、学历和房产情况后，他感叹说条件都太好了。
“这里来的都是中国精英吧?”
我一下有点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从纸面条件来看，这里很多人都至少是中产阶级，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在媒体和互联网上被中产受众们嘲讽调侃的地方。
我告诉他，跟社会阶层无关，人们认为来这里相亲的人不够“cool”，就像参加Tinder(国外流行的约会软件)的线下活动一样。
而更让朋友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由父母代替本人来这里征婚。
“这些信息披露经过他们本人同意吗?没有的话是不合法的，你甚至可以起诉父母……”
我试着解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却又犯愁该如何翻译“宗法”。
“海外角”是为那些子女在国外生活的父母准备的，有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等，都是中国人选择海外定居的热门国家。
想象两个同样生活在澳洲的单身中国男女，可能先由父母在大洋此岸的上海人民公园结识，然后在大洋彼端收割缘分，也可谓是国人全球化生活的奇异一面了。
在海外角停留时，几位大爷大妈凑上来打招呼，但听到我们的年龄后都失望地走开了。
“太小了，我女儿比你们大”。
一位面相和善、言谈礼貌的大妈，走过来问我能不能留下电话，等有合适的“匹配”后联系我。
她显然对外界针对相亲角的争议有所了解，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中介，也不会电话打扰。
“小伙子你放心，我们都是在市里有体面工作的退休人员，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即将走出公园时，两个梨视频的实习同学跟我打招呼，说来街访，能不能问俩问题，反正最后的素材也不一定用。
我看旁边的那位姑娘举着手机在录，就停下脚步跟她们聊了两句。
两天后，很多朋友突然在微信上甩链接过来，说你在微博上火了，成了“海归男猛怼相亲角”视频的主角。
“猛怼”相亲角，让我上了头条
我是如何“猛怼”相亲角的呢?
我觉得这里是中国最魔幻的地方之一，像市场一样体现了人们本质的焦虑和需求，是很好的人类学观察样本。
但这里的征婚信息都缺乏创意，大多是雷同、空泛的表达，很难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stand out)。
而且父母这样把子女的信息“披露”出来，若未经本人同意是不合适的。
更诡异之处在于，有不少男方父母在征婚纸板上表示，希望未来儿媳没有同居史，我讽刺说都什么年代了，如果一个女性婚前没有过同居史，我会怀疑她是否正常。
我觉得这里的很多女性的条件都太好了，但可能对于中国男性来说过于好了，因为男权喜欢傻白甜。
我最后还夸张地说，在欧洲已经没人结婚了，婚姻是给社会看的，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结婚呢?
就这样，以上这些话被当事媒体加上“海归男”、“猛怼相亲角”、“女子婚前无同居史不正常”等标签之后，视频火了。
尽管主战场在微博，但短短一天之内，不仅有几十个媒体账号转发，还登上了微博头条新闻和传统媒体的社会新闻，更引来数百上千位网友在评论里“怒喷”。
朋友们调侃说，媒体人原本是观察的主体，现在反倒成了被评论的客体。
我反复看了几遍视频，除了刻意而为的标题党惹人眼球之外，我的表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需要解释的。那些话就像平日里跟朋友闲聊一样，能够代表我的价值观，也带着一贯的调侃和夸张。
翻看网友回应，发现不同性别在其中的分野很明显：男性几乎一边倒地“黑”我，而女性则多对我表达理解和认同。
还有不少跑来安慰我说不要在意那些极端言论：“你只是说了一些实话”。
争议点集中在两个。一是“无同居史不正常”论;二是结婚无用论。
尤其是前者，它直接刺激了一些传统男性敏感的神经和利益，也让我惊讶地发现，“贞操论”在如今的中国仍有市场。
无论那些在排斥有同居史女性的父母，还是在微博上说同居过的女人掉价的男网友，都仍然认为“是否同居”不是一种个人生活选择或经济因素考量，而事关道德和风化。
同居就难免有性接触，在男权的话语体系里，这对男性自然是没什么，可却决定了女性是否还是一个“好女孩”。
朋友提醒我说，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把“处女情结”摆出来，或许说明了社会的进步，而有无同居经历，对他们则意味着“一个姑娘是否曾跟其他人发展过比较深入乃至谈婚论嫁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仍是男权的双重标准——一个女性的过往经历和生活方式，尤其涉及私生活方面的，仍然是评判她的重要标准，是受传统道德宰制的，而男性则不必受此约束。
甚至国内不少女性自己，也对“荡妇羞辱”的逻辑深信不疑，认为私生活的方面名声会影响自己嫁人。
于我而言，是否跟亲密关系的另一半同居，自是个人选择，“不正常论”乃对相亲角现象的有意挑衅。
我身边就有不少情侣朋友选择各自独居，并没影响他们感情的稳定和亲密。
更重要的是，“不试试，怎么知道适不适合”代表了我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基本态度。
不约几次会怎么知道适合在一起?
没一起住过怎么知道可以合拍地生活在一起?
不一起旅行过怎么知道对方在日常生活之外更全面的性格爱好和反应机制呢?
这是一种朴素的“实验主义”。
它把一段亲密关系中的双方都视作有独立判断能力、对自己负责的成熟个体，不以一套僵硬、刻板的行为范式去评判人，更不轻易把可以技术化处理的问题道德化。
近年来，无论在我所熟悉的圈子里还是互联网上，对于婚姻制度的反思和批评之声已有不少。
我有朋友以“不婚主义者”自称，更有甚者，激烈地抨击婚姻制度是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若要争得性别的真正平等，首先就要打破传统婚姻制度的桎梏，并预言我们终将看到婚姻制度的瓦解。
相对温和一些的观点，也是欧美社会的主流趋势：即承认婚姻制度进入现代社会后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并在社会政策和法规方面进行变革，以使其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和时代观念。
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离婚率都有显著地上升。。
婚姻制度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很复杂，但与其责备人类道德堕落造成家庭危机，不如诚实地分析，现代生活带来了哪些新的变量，以至于人类社会不得不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婚姻观、婚姻形式、婚姻制度多元的发展。
很多国人认为事关道德和人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制度或技术手段调适或解决。
婚姻可以变成手机套餐
拿我所居住过的荷兰来说，“神圣的婚姻制度”简直被他们玩成了手机套餐一样的存在。
我的荷兰朋友们，在关系比较深入后往往会选择同居，一般是一方搬到另一方住处，两个人家具和行李一凑，就住在一起了。
相比中国传统观念对同居的尴尬态度，同居的荷兰年轻情侣却会受到亲朋好友的祝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认真的新阶段，已经可以自然地带去跟父母吃饭了。
如果他们的关系更稳定了，但也不想结婚，通常有三个套餐可选：同居、注册伴侣和结婚。前提是彼此想严肃地发展这段亲密关系。
换言之，恋爱和同居都是私人的事，但如果你们俩想把关系再推进一步，婚姻的“单选题”却可以变成“多选题”——法律上结合的形式有很多种。
同居的伴侣可以到公证处签一个同居合约，将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有几对关系长期稳定的情侣朋友，都选择了“注册伴侣”：其实和结婚已经没什么两样，只是生了孩子后父亲要跑去市政厅办理认领手续(因为荷兰人认为，一段关系内的孩子所属权归母亲，而父亲则不一定)。
还有分手时不用通过法院。其他包括有关财产、子女抚养、养老金、分手后的赡养费等规定，都和结婚一模一样。
当一个荷兰人说：“我想要个家庭”，那么TA大抵的意思是想要找个人组成家庭生孩子，而未必是要结婚这个形式。
你看，婚姻的流量就这样被分散了。如同手机套餐一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意愿，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通过制度化而非道德化手段，荷兰人调整了传统婚姻制度的外部结构，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设立了不同的缓冲地带，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多元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配合而非谴责人性，同时保护了相应的权利。
这一背景是欧洲社会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观念解放和世俗化之后，婚姻的道德和宗教意义被逐渐消解。
对于崇尚自由的年轻世代来说，婚姻不再是生活的标配。
它成为了一次浪漫的表达，或一场欢乐的派对，更根本上，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我的私生活凭什么要社会的一纸证书来认定?
事实上，我有不少欧洲朋友仍然选择了结婚。在有无数选项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用一场仪式来表达对于未来生活的共同憧憬和承诺。
回到前述的话题，我从来不曾否定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自己步入婚姻的可能性，我所怀疑的，实为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单一霸权，它吞噬和忽略个体多元的生活选择和幸福可能。
那些对婚姻持观望态度和不同理解的个体，都要被强行放置到这个到这个绝对标准下去审视和评判：仍未结婚的适龄男女是“剩下”的，而不结婚的人生是可悲的。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社会的一些共通的价值，就必须承认，有些元素、问题和挑战，是共存于现代社会之中的，不囿于东西方、中国和欧美之区分。
事实上，婚姻制度不必瓦解，只需在现代社会的增量因素面前进行“内部创新”、或逐渐边缘化，以应对新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变迁。
像瑞典就以“奶爸产假”政策而为人称道，他们“强制”要求父亲一方休带薪产假，且时长达三个月。
这样的制度化安排可能过于理想，但它不仅代表了传统婚姻制度自我革新的可能，也会在更深层面推进全社会的性别教育和性别意识革命——每一个世代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意识到，照顾子女是父母双方对等的责任;并无性别的区别，更不会出现“丧偶式育儿”。
“相亲”真的把人当“人”看吗?
在我看来，相亲角最让我无法接受之处在于“去人格化”。
在那里，一个个复杂、丰富的个体，被异化为了纸板上的收入数字、身体信息和性别模版。
我没有办法从那些雷同的“性格温柔”、“诚实可靠”中获得关于另一个人类的真实信息：TA的经历、兴趣、欲望或恐惧。
而这也正是“相亲”现象的本质悖论。
一对对陌生的男女试图达成一种被艺术家郭盈光称为“假性亲密关系”的合作，或完成人生清单上的任务，或排解外界压力带来的焦虑，他们协作组成社会的微型组织。
在这条批量制造“幸福婚姻”的生产传输带上，个体被消解了，个性变为了技术参数。
而时代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变化、中产的房产和阶层焦虑、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元素的剧烈碰撞、以及中国特有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代际之间的显著差异和冲突，都在相亲角汇聚成了一个魔幻的中国社会的微型样本和众生相。
或许是我有些一厢情愿了。毕竟爱情不过是近代的发明，婚姻才是人类社会古老的根基吧。
上海的朋友更是对此事不屑一顾。
“幼稚，真正的上海人都知道，人民广场是老一辈去给自己找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