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苏联秘档中毛泽东出兵朝鲜内幕
| 2018-03-26 22:40:32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图源：VCG)
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俄罗斯公布苏联时期档案所著《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一书，在出版后因其文献来源得到关注。不过中共党史研究者杨奎松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该书过于依靠这些档案且作者不懂朝鲜战争的基本事实，其提出的“新说法”很难自圆其说。 本文为节选。
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对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局限，在潘书中反映得很明显。如全书36章，就有将近1/3的内容作者无法从该馆的藏档中得到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作者在此书中论证和贯彻自己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新说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大量转引转述前人用过的史料和史实，这不仅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说法”时还不免会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圆其说。
如该书前两篇，总计8章，将近13万字的篇幅，讲述的是1893年到1924年毛泽东31岁以前的生平经历。对于这段时间毛的生平思想，俄国几乎没有哪个档案馆保存有很值得重视的史料，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是一样。因此，在这8章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条有用的俄国档案。查这8章共有注释430条，除了20余条名词解释性质的注释外，数量最多的引文出处是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和毛亲属编著的毛传记、年谱、文稿、文集、族谱和回忆录之类。其余征引最多的，就是多数读者已熟知的斯诺早年的各种访谈报道文字、施拉姆选编英文版毛泽东集，包括菲力浦·肖特(Philip Short)并不很可靠的《毛泽东传》。这8章唯一直接引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注释只有16条，15条是出自前面提及的在中国早已出版的萧三的回忆录，1条新史料即后面会全文照录的毛泽民1939年12月底在莫斯科替毛填写的调查表。不过其内容也只是说毛的母亲非常勤劳而已，同样的内容在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以及其他中文史料中很容易找到，并无必要做此注释。可以想见，对于多数读过其他毛传，对毛这段家事和经历多有了解的读者来说，再读这8章13万字并无“新说法”的文字，不免会有些乏味。
相比之下，潘书第七、八两篇8章，讲述从1950年朝鲜战争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毛的生平思想，同样没能从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利用到有用的档案，却因为有作者的“新说法”，就写得风生水起，能给人较深印象。当然，由于作者只能借助于前人研究已经反复利用过的个别史料，并无新史料支撑，其“新说法”有时也不免会让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看得瞠目结舌，有些难以接受。
受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仅略举其第七篇第一章几例，以证此所说之不虚。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关系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从俄国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国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发掘了大量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原因、经过及过程，早就有了较为一致的了解和判断。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是苏联的战争计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一“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但是，这一并不新的“新说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献依据呢?
书中着重介绍了1950年3月底金日成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统一朝鲜的军事计划，以及5月来华向毛泽东通报与斯大林商谈结果的情况经过。作者利用的资料，一是来自于俄国学者托尔库诺夫的著作，一是来自于美国学者威瑟斯比的著述。两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一军事密谋很大程度上与金日成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斯大林和毛泽东相反都较为被动。潘书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斯大林想要通过让中美发生冲突来削弱美国，说这原本就是斯大林“扩张苏联霸权的一个手段”，甚至说斯大林“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第577、585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显不熟悉冷战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甚至不知道朝鲜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实际上有过两度分别与苏、中两党就此商谈的情况。在他的叙述与论证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两度商谈交涉的资料竟被混为了一谈。作者把1949年春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赴华密访，当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访苏以后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泽东对金一讲的话，当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对金日成讲的话;把1949年朝鲜几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军三个朝鲜族师(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给朝鲜)这件事，当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访苏后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这一连串史料的误植和误读，首先就动摇了其“新说法”的可信度。
潘书接着谈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后发生的波折，按照作者此前对斯大林与毛泽东关系性质的理解，中国出兵早就在斯大林的计划之中，依照中国官方20世纪90年代初公布的毛1950年10月2日决心出兵的电报，这一说法很容易成立。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发现了10月2日另一封同样由毛签署的拒绝出兵的电报。这就给研究者造成了麻烦。坦率地说，对于这两封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的由来，中外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作者却别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种新说法。
作者写道，在出兵问题上毛本来一直信誓旦旦，但真的到了苏、朝都要求中国出兵的“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退缩了”。原因是“10月1日和2日，毛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在权衡了所有的赞成出兵和反对出兵的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美国人。中国还没有做好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据此，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Nikola Roszczin)给斯大林去电，借中共中央之口，说我们决定“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但是，出于对斯大林的畏惧，“就在当天，他又向‘伟大导师’写了一封完全不同的电报”，表示准备派兵去朝鲜。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毛泽东知道，“同斯大林争论当然是危险的”。既然如此，毛又为什么会违拗斯大林的想法，发去一封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呢?作者的解释是，“他决定，还是先‘探一探’斯大林的口风再说，谁敢说斯大林就一定不会接受他(不出兵)的意见呢”?(第583—585页)
无须说，这样一种解读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在这里，作者至少是有意无意地弄错了，或没有弄明白这两封电报稿形成的时间顺序。
实际情况是，10月1日夜，毛收到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即与另外三位书记处书记进行了紧急磋商，基本取得一致后，便于2日凌晨起草了决心出兵的电报稿。第二天白天，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否定了毛的出兵主张，会后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初步决定，压下了原来的电报稿。但毛并未放弃出兵的意见，因而将在外地的彭德怀等重要军事领导人召来北京，于4日、5日又接连开会讨论，最终促使中共中央改变了2日会议的决定。
同样，接下来谈到毛泽东在出兵朝鲜之后的态度变化时，作者也明显缺乏对已有的关于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复杂关系的研究成果的深入阅读。在他看来，一切照旧都在斯大林个人意志的支配下。他写道，出兵之初，考虑到与现代化美军作战的困难，中方请求斯大林提供空中掩护，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毛仍然无力与斯大林对抗”，只得勉强派部队入朝作战。出兵后，中国军队很快推进到了三八线(电视剧)一带，说毛这才开始有了将战争“拖延下去”的信心。想不到不久战况就陷入僵局，斯大林却不给中国人提供重大援助，上百万中国军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毛终于不得不开始考虑把他们撤出朝鲜的问题了”。“从1951年春季开始，他就不停地向斯大林灌输这一想法”。但毛的话讲得再委婉，斯大林也不接受，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这场战争”，结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花了两年时间都没有能够说服斯大林同意停战。直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周恩来受命到莫斯科参加葬礼，才得以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加速停战谈判的迫切要求”，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同意。(第587—590页)
在这里，作者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
首先，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中国军队出兵后不久，苏联空军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并跟进到朝鲜境内，为中国军队在提供空中掩护了。
其次，中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一带时，中、苏、朝三方根本不存在想要将战争“拖延下去”的想法或计划。除了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希望暂时停下来休整外，三方政治领导人都坚持要立即突破三八线，并争取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再次，正是由于打过三八线后的战役失利，带来了一个导致中国方面两年多难以与美国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麻烦问题，即美国拒绝无条件遣返2.1万名志愿军战俘。因此，毛泽东这期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撤出朝鲜”的考虑。不仅如此，为了迫使美国遣返中国战俘，毛显然想要和美国较量下去。因此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反而是中、朝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见，斯大林却支持了毛。说毛泽东想和，斯大林想战，中、朝不得不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勉强继续作战，显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