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社区
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他作品展示的深刻思想性和写作才华得到公认，但是他绝非完人，他语言刻薄，很多被他痛骂的人，历史证明多为偏见极端言论。比如早年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怀有很深个人私怨。而对胡适，梁实秋等人的刻毒攻击，更是心理失常的表现。作为著名文人，有些文字官司今天并不值得夸大评论，是是非非也可平心而论。但是鲁迅晚年在上海和日本人的关系，应该是其一生一个很大的疑点，或许，是一大污点。
鲁迅一生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在他那个时代，正逢留日大潮，几万青年为探寻新知识，纷纷选择到距离近，花费低的日本学习，多数留日学生对日本有特殊感情。但像鲁迅家族那样和日本那样亲密的还是少数，周家兄弟三人，二人都娶了日本女人为妻，鲁迅利用日本知识来源写作，翻译数量很大，特别是晚年他住在上海日租界，与日本关系格外密切，他的书主要由日本书店出版，也是他稿费主要来源。而遗憾的是，在他生活上海的几年，正是发生九一八东北失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而鲁迅与日本人的亲密关系，无论怎么讲，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特别是他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多年人们总以善意从中日文化角度去理解，不忍揭出内山是日本文化特务身份，美化互相交往感情色彩，忽视了其中政治利益的内容。
鲁迅和内山完造相识是比较私人和偶然的，鲁迅闲逛内山书店买书结识了老板内山。内山1913年 来到中国，先在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驻上海 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等地作广告宣传。1916年 1月，内山与井上美喜子在日本结婚，婚后一起到上海。1917年 内山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了内山书店。内山喜欢中国文化，也利用开书店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人也很亲和。但是随着日本侵华阴谋，日本有关机构吸收内山作为文化情报人员是事实，并且在这一背景下，扩大了书店规模。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曾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思在文章里说：“鲁迅之作文字，非一定欲变共产党口吻，徒以左倾既成时髦，赤色作品更能卖钱耳，初固不虞政府之对彼不客气到底，根本毁灭其作品也，鲁迅至此始感大窘，成为进退失据，且版税全部打消，连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穷思竭想，居然想得一法……因此，鲁迅即搜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以视申报自由谈十洋一千，更相去几倍矣。现此书已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中国官厅格于治外法权，果然无如之何，闻鲁迅此技一售，大喜过望，已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将此期以此等作品供给出版，乐于作汉奸矣。”说鲁迅是汉奸可能言过其实，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业务往来是事实。
不久，《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该文作者署名为“天一”。他开口便引罗曼罗兰的话来作开场白：“在殖民地之宗主国商人，没有一个不像强盗一样凶恶，贪鄙，残忍，奸诈”，这真是一棍子打死一大片矣!接着天一就开始揭内山的老底了：“中国虽然还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早已以宗主国自居了……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这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内山完造的手段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 最后“天一”一口咬定：“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成了内山折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说鲁迅是内山的情报同伙应该是血口喷人，不过，鲁迅不介意利用背景可疑的日本人为其出版书籍的，因为彼此都要拆国民政府的台，彼此还要以书易钱，应该算有“志同道合”的基础。可是在当时日本步步紧逼中国，侵略危机昭然天下的年代，国难当头，认敌为友，鲁迅的这种文化合作不能不说是个污点。
对上述文章，鲁迅进行过驳斥，但是一种极端无力的反驳。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引文道：“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说：“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的答复让我么知道，鲁迅对内山的背景一清二楚，可是他隐喻自己与内山完造仅仅生意往来完全不能服人。鲁迅在上海期间，与内山完造的来往应该说非常密切。鲁迅在上海四次逃离住所，避免危险都是内山安排的，最早一次在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鲁迅因遭当局的通缉，避居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不久，经内山介绍，鲁迅一家迁入北四川路194号。特别是因“一·二八”沪凇战争，经内山安排，鲁迅举家避居内山书店。战争期间，鲁迅胞弟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禁，经内山完造周旋获释。二月六日，鲁迅全家又迁至四川中路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前后40余天，鲁迅在日本人安排下避难，所以对这次震惊中外的日本侵略上海战争，鲁迅没写过一个字。另外在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文化人士，比如仅1931年 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不乏很多背景特殊的人。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松本重治，他是后来策划汪精卫投日的重要人物。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约都是有背景的。从鲁迅和内山的交往看，他们绝不是仅仅生意，有书稿的往来。鲁迅也心知肚明其中日本政府的背景，好在他毕竟没有如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走得那样远，可是他玩得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
纵观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关系，确实有感情成分，内山一生尊敬鲁迅，推崇鲁迅，并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是著名中日友好人士，甚至他本人也是在1959年被邀参加国庆大典，因病死于中国。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文化特务身份，中日战争爆发，他作为日方代表接管了上海商务艺术馆等文化设施，战后他的书店也是因敌产被没收。在看到友好的一面之时，不可隐瞒阴暗的另一面，正如看到鲁迅的光辉，同样不能不看到他身上的污点。
鲁迅的死仍然是个疑案，鲁迅去世前一天，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求医，但是在内山请来的加藤医生诊治后，鲁迅很快死亡，其子周海婴至今仍坚信是加藤害死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