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 很多海归都心存悔意
| 2017-01-14 21:57:46
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5 W' z. n3 b5 D# ~: X% c# }2 Q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 \1 j+ k3 e- }4 W3 _5 E, i+ V0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