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左到右依次）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图源：Getty/VCG）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他们不能忘记十二天前，7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把他们三个湖南人找到一百八十号。说是“开个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周小舟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他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高炉，他下密令，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的损失。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书记处书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较少、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1957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缓建三峡工程。后来要他当自己的兼职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三个湖南老乡哄堂大笑了一阵。
“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了报：‘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得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故此没有失收的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还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7月16日以后，人员就打乱混编了，但组长没有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杵。三位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逆耳忠言。
7月12日上午，周小舟进入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11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建议混合编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郭嘉、蒋干故事等都谈了。周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去找主席谈谈，更引起主席的重视。”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
周小舟说：“那些发言加以充实整理，就很好了。”
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在他忠心耿耿地要帮助主席虚心纳谏，走出困境，使大跃进实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山。
24日听完毛泽东亮明旗帜的讲话，三个湖南人在周小舟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是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老上级。他上山后，为工作方便，也住在一百七十六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极为沉重。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拒，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三人一进入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
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了得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做检讨。”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进门来，他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了个招呼：“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在归路上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于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7月26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薄。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毛”。对于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四十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年之后，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于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于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倒彭德怀。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合并为三个大组，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批判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7月30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要从“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的高度去认识和检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意思是说，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而揭露和批评毛的错误，即使是有“事实”根据的，从“细节”上看批评是对的，但“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不利”，因而也是错误的。
林彪于7月29日应召上山“勤王”。他一上山就参加了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常委出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在党内的地位实际是副总书记）上山后，从7月22日起接替周恩来领导会务工作，所以列席参加常委会；另一个政治局委员贺龙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在火车上的谈话，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在当时。能列席常委会，是受到主席特殊信任的标志。贺龙列席常委会，不能不对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全体与会者发生影响。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彭德怀是以受审判的身份参加常委会的；另外还有四人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是来受教育，以便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的。彭真指示李锐兼作会议记录。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总司令发言，他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认错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说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不要就此分手。
突然，毛泽东将左脚抬高，超过了面前的茶几，他右手拿着烟，用左手去抓圆口布鞋的鞋面。与会者一看就懂了，这是说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脸一红，停止了发言。
林彪以他那特有的尖刻湖北嗓音，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一语惊四座，一下子就把纲提上去了。然后缓缓地展开他的意见：
不少人说你传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根本问题要从世界观解决，你是经验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有个人野心，没有脱胎换骨，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危险在此。入党后独立为王。滕代远是个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的独立性。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级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是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炮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少奇）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彭德怀：就是一稿），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确定基本，成绩次要。目的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插话：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期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写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告状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消防，采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一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另搞一套，自以为有正确的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跑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最重要的是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
林彪的发言，通篇以“野心”二字立论，抛开具体的是非，大合了毛泽东的胃口，频频插话，心痛唱和。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各路英雄哪个没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雄心大志，换个贬义词就是野心。从这里下手，能诱导彭德怀承认错误；而一旦彭承认了这个错误，就被打中了要害。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元帅，在朝中还能立足吗？当彭德怀表示辞去军职时，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林彪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承认：“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做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说：“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还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烈火金刚的彭元帅，在毛泽东和林彪一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三顶致人死命的大帽子）一拉（“还是你干”，不撤军委和国防部的差）之下，终于软化了，由进攻变成了防御，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由提意见的人变成了被清算的人。由斟酌给别人戴个什么帽子合适变成斟酌自己领哪一顶帽子合适，此次走上了漫长的检讨认罪的道路。
毛泽东在制服了彭德怀之后，腾出手来收拾张闻天。8月2日深夜，他提笔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答复张闻天在发言中论列的十三个问题，毛泽东是费了一番思考的。就事论事，叫洛甫牵着鼻子走，和他讨论经济形势和大跃进的得失，自知心虚理短，洛甫发言后曾很自信地对秘书讲：“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毛泽东想起来他运用纯熟的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根本不着当前经济形势的边，却议论起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来，嬉笑怒骂，几分霸气，几分痞气，把张闻天奚落一番。这封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于是，张闻天变成了旧病复发的楚太子。连自己也得承认得了病。信是这么写的：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得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病了。昔人咏疟疾诗（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麽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箦，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违我悃忱。
张闻天接信，对这种文不对题的论战虽然不服，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他的处境，已不允许他再说什么饿死人的事情，只有“谢主隆恩”，按毛的调子检讨了。
参加会议的大员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见到主席给张闻天的信及随信附枚乘《七发》原文复印件反复研究，相互切磋，以求领会其中的要言妙道。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已经破产的经济和正在挨饿的人民，离开了前几天还在争论的大跃进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一下子被毛泽东引到了汉朝，更加敬服毛泽东的博学和高深。
从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了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中央全会是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大会。
8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周恩来同志奉命主持会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从张闻天的检讨可以看出人性、党性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也就有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8月13日下午的大会是斗争“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仍是周恩来主持会议。积极分子都被发动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昔日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以低沉、悲沧的语调发言。按照毛泽东在小会上算的历史旧账，他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贯彻不力，上纲为几次路线错误。
谈到现实问题，他无可奈何地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认这个罪名过不了关，而认了这条罪名自己也就完了。可怜的彭德怀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把稻草那样，他咬文嚼字地用了“事实上是”四个字，意思是说主观动机不是；“事实上是”就够定罪的了，谁管你的善良动机呢！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九千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这次攻击，正是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接着，彭德怀逐一交代了他和“军事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按照中共党内生活的程式，彭德怀还深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了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纲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这样的高度。在检讨的最后，彭德怀这样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解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时候彭德怀对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失掉幻想，甚至幻想着将来刘少奇接了班在刘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他清楚记得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他说请罢兵权的话时，毛泽东当着众常委的面说：“还是你干。”林彪也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你，工作要你做。”彭德怀幻想用自己的深刻检讨换取毛泽东的宽容大度，毕竟我为你打江山三十年，你老毛要是真能宽容我，再说一句“还是你干”，我肝胆涂地地一如既往，保你的江山。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彭德怀还是小学生。毛泽东阴险地微笑着。他要一步一步地收拾这位桀骜不驯的元帅。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第一个发言，说彭“态度有所进步，但没有交代新内容，而且对野心家、伪君子的问题，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都回避了。主席在公社化和全面炼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
康生说：“彭德怀还在耍两面派手法，只承认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会成为野心家，而不承认已经是野心家、伪君子，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必定是伪君子，最后采取阴谋手段分裂党。彭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使全党相信你不会造反。”
谭震林说：“我看平时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刮共产风，是我要负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为追逼彭德怀，刘少奇还拍了桌子。
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沉默。面对此情景，两位元帅内心非常痛苦，由心底生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凉。一年前，彭德怀奉旨蛮横地整了刘伯承。熟读经史的刘元帅此时此地没有一点幸灾乐祸之心，他只为功臣们的命运担心，下一个倒下去的该是谁呢？！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倒下去了。麦克阿瑟也和他的总统杜鲁门有过激烈地顶撞和争吵。他在朝鲜前线公开批评杜鲁门的亚洲政策，杜鲁门总统下令撤了他的职；更使他感到丢脸的是总统竟然没有事先打个招呼，麦氏是在收听新闻广播是听到自己被解除一切指挥权的消息。政府是有权威的。军人，包括麦克阿瑟这样卓越的军人，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处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不服，回到美国后，在国会和全国各地演讲，抨击杜鲁门的亚洲政策，尔后又参加了总统竞选，企图取杜鲁门而代之。虽未当选，但体面地度过了晚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切活动，都被思维正当，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并没有被认为是“野心家”，更没有加诸什么“篡党篡国”的罪名，批倒批臭。
中国元帅和美国元帅晚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强化这种历史合力的人，让刘少奇、林彪、贺龙、陶铸、罗瑞卿、李井泉等人，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都被这种由他们自己强化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合力整得家破人亡。中共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保证能及时改正错误，避免全局性、全国性的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
1959年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宣称：“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竟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党的认识、党的决议完全和党心民心的良知背道而驰、此次。中共走入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为了改变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继彭德怀之后，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单一个包产到户，多少想要老百姓吃顿饱饭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8月17日，还是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他说：“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毛泽东以小喻大，单讲领袖的重要。
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刘少奇作主题讲话，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袖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在紧跟毛泽东这一点上，刘少奇与周恩来不同。如果说，毛泽东说一百，周恩来绝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刘少奇则不然，他总要过一点，说一百零一，甚而至于一百零二。所以在文革中他被打倒时多了一条罪名，叫做形左实右。这次讲话是毛泽东三天以前交待的，说是“大约在十七号，我将讲‘班有班长’，不讲多了，我讲过了，你接着讲。”这次刘少奇又来了个一百零二，毛泽东叫他讲对毛一个人的崇拜，他却大加发挥，说“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个最犯忌讳的问题。刘少奇要对三个人“搞个人崇拜”，有窃弄名器之嫌。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你刘少奇，他没讲刘以后的接班人立谁。刘少奇如今讲要搞对林、邓的个人崇拜，俨然是把毛泽东尊为太上皇，自己就皇帝位，指定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进出，名次的上下，这个权只能操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具体化的“名器”，这个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帝王南面之术所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毛泽东是谨记在心的。毛泽东在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中，任何时候都能操纵多数，其秘诀就在于他掌握着这个权。这个权如果丢了，他就失去控制多数的能力，不能控制决策机构的多数，下一步就会丢掉政权，被赶下台。刘少奇出言不慎，以为是按毛泽东示意的方向，多发挥几句，但在毛泽东心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不料，刘少奇还有惊人之论，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发挥，但来了个一百零三，他说：“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庐山人民剧院悄然无声，寂静得可怕。与会者凝神静气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毛泽东一声咳嗽，震掉了手上寸把长的烟灰，打破了全场的宁静，也掩饰自己心头的微微一震：难道我搞掉彭德怀，是在为一个赫鲁晓夫扫平道路么？人心难测呀。
庐山会议闭幕了。在全党和全国，一场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线斗争”的大幕又拉开了。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作战的时候，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周恩来。他所以在大跃进问题是，横下心来顶住不退，就是因为退下这一步来，跟着就要承认周恩来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于是都能正确路线的代表就转到周恩来身上。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编一本哲学小辞典，书的主体，那些条目其实是附件。真正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定的书名和作者的序言。书名定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序言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给彭德怀戴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帽子，，说是为了深入批彭，也说得过去。但中共党内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延安整风时，经验主义这个名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庐山打倒彭德怀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与他争夺领导权的主要人物是周恩来。他要不断地念经验主义的紧箍咒，才能控制周恩来，而周恩来以他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来支持毛泽东，又是毛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反冒进，是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为立论依据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承认了这一条，尽管他把发明权抓到了自己手上，但毕竟是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回到北京。他有后悔了，觉得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会被人从这里打开缺口，否定大跃进。这对继续大跃进，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非常不利的。于是，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要他邀集国家统计局的人员开一次座谈会，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这是强迫专业机关作伪证。7日陈伯达召集国家统计局的国家和业务人员开座谈会。8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回一封信，说：“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化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类内部，第二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1959年9月11日《内部参考》第2868期（发给地委以上党员干部阅读的秘密刊物）上发表了。国家统计局虽然衙门不大，但在评论大跃进是否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问题上，是最权威的机关。这个材料一发表，像猫盖屎一样，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掩盖起来了。毛泽东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斗争需要，只好如此。
这一切文章做完之后，毛泽东又吹响了新的大跃进的法螺。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至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跃进得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1960年3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说是“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该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到七月底，全国一百九十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个人民公社，参加城市公社人数五千五百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的77%。
毛泽东铤而走险了。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他要走的路，一定要走通。然而，经济规律是不接受任何长官意志的，等待他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造成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世界末日一样来临了。（作者辛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