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鲁迅国难当头投靠日本人寻欢作乐秘史 - www.MontrealChinese.com蒙特利尔华人网蒙城华人网蒙特利尔留学生论坛蒙特利尔中文网蒙城中文网

　　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鲁迅一生嫉恶如仇，骂人无数，却从未骂过蒋介石，连一句批评、嘲讽之言都没有。他在致许广平信中，两次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充满了欣赏、期待之情。1927年后，鲁迅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渐行渐远，甚至势同水火，他的杂文，大半指向国民党当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曾指名道姓批判蒋介石。1930年5月7日晚，鲁迅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会面，李立三要求鲁迅：“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夫子自道，足以为这个争议话题一锤定音。不过这也给一些人以口实，他们认为，鲁迅不骂蒋介石，正可见他的精明、滑头、老于世故、不够勇敢云云，有人还拿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津贴（每月 300元，前后共计4年）说事，讥嘲鲁迅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人如墙头草，脚踏两只船，哪里有一点斗士的气节可言？

　　关于鲁迅何以不骂蒋介石，王彬彬先生的分析别具一格。他把鲁迅与胡适对照，一度被视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反而常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都为其笔锋所横扫，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在王彬彬看来，鲁迅与胡适的现实姿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观念：鲁迅对政治，一直持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立场，甚至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更迭，于他如变戏法，他对政府，根本不抱希望，“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在胡适的政治观中，政府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起初他坚持好政府主义，后来则把“好”字去掉，有一个政府即可，他不赞同推翻现政府，而主张加以改造，基于期望与合作的姿态，他才一再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

　　不得不承认，王彬彬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推敲其逻辑，我只赞成他对胡适的分析。至于鲁迅，既然对政府彻底绝望，为什么还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呢；只批评国民党当局而不批评蒋介石，哪门子政治观可以提供解释？

　　在一些人的头脑当中，所谓勇敢，最直接的标准，便是挑战权威。从孩子到成人，莫不如是。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比谁胆大，常见一幕，即激将对方，敢不敢去骂班主任，以及怎样骂班主任，譬如到其办公室窗下高喊“王老师大笨蛋”，或者在教室黑板上写“王老师是头猪”，谁的行为最出格、最刺激、最痛快，便证明谁的胆子最大。可是这样的胆大，迅速被证伪。有一小子，曾冲班主任背后扔石头，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逆天，然而第二天，学校组织打防疫针，他竟在针头前面哇哇大哭，死活不肯撸袖子。

　　这个案例，恰好可以拿来对比鲁迅不骂蒋介石。首先，要证明一个人勇敢，方式多多，骂班主任或蒋介石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条；其次，哪怕敢骂班主任或蒋介石，未必能证明这是一位真正的勇者，极端的方式往往缺乏稳定性，正如极端的思想往往缺乏合理性；复次，有时勇气不是表现在批判，而是建设；最终，一个人有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却也有不骂班主任或蒋介石的自由，当沉默的自由被剥夺，批评沦为一种强迫，当“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成其为一个流行论题，那么无论鲁迅作何选择，都无意义。

　　这里需要辨明，李立三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今人要求鲁迅批评蒋介石，大多属于求全责备，以大义责人。我们谈鲁迅这样的人物，常常悬鹄过高，把一个国家的重担、一个时代的使命都压在其人瘦削的肩上，他既要是文学家，还得是革命家，既要侠骨如铁，还得柔情似水，既要大仁，还得大义，既要大智，还得大勇……殊不知世间事本难两全，如智与勇，鲁迅云：“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这自然是经验之谈，正有所指。

　　所谓求全，即以鲁迅为斗士，他就要满足斗士的所有德行、所有想象，他不能有一丝犹疑、一刻怯懦，不能缺席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场战斗，骂蒋介石正是其中之一节；反过来讲，假如连蒋介石都不骂，则无法证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如此逻辑，貌似成立，实则陷入了单向度的误区。还是那句话，斗士的标准，不止一条，鲁迅骂不骂蒋介石，都不会影响他的批判精神与勇者风范。拿这一条标准来考量一个人是不是斗士、够不够勇敢，终将一叶障目，显出了自身的狭隘与专断。

　　说远一点。我们惯于要求他人去勇敢，痛斥这个，痛骂那个，一旦其人无以达标，便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他软弱、犬儒、虚伪的把柄。其实这样的批判，于他人并无损失，只可能照见批判者内心的种种不堪。我说过，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不在要求“六亿神州尽舜尧”，而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动辄以大义、大勇责人，毋宁违背了人性，构成了对道德的败坏。

　　与“鲁迅，你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相应的一例，则是责问鲁迅为什么不抗日。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爆发之后鲁迅的日常生活：1月30日，他率家人躲进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借住整整一星期；2月15日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翌日，不仅“饮酒”，而且“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激战（视频）正酣，身处上海的鲁迅，不去前线支援，不在报刊声援，反而苟全于日本友人的卵翼之下，甚至饮酒作乐，如此行径，不知廉耻，全无心肝，近乎汉奸，哪里称得上“民族魂”呢？

　　我则以为，鲁迅的选择，并未打破底线，他只是不甚爱国，却不曾卖国。他拥有逃亡与苟安的自由，正如拥有沉默的自由。不能因为他是鲁迅，便剥夺了这些常人所享有的自由。然而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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