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古训，富不过三代。 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显示，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仅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
中国富豪的二代接班问题向来为外界关注。调查数据显示，在接班意愿上，只有20%的二代愿意接班，70%左右的二代更愿意自己创业，另有10%的人更喜欢专业性的岗位，比如律师、会计师、医生等。
目前，富二代们已逐步崭露头角，出现在公众视野。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与继承人鲁伟鼎、方太厨具的茅理翔与儿子茅忠群已成功交接，跨过了新老接替的门槛;最近，刘永好之女刘畅接任新希望董事长、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当选2013年“浙江省杰出青年”、朱孟依之女、24岁的朱桔榕2013年7月被任命为合生创展董事局副主席后引发公司高层震荡，更成网络热议焦点。另外，“子承父业”传统也被逐渐打破。女性接班人的比例越来越多，刘永好、宗庆后、杨国强、尹明善等富豪纷纷“交棒”给自己的女儿。
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并不神秘，和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无非是父辈的钱多一点，名气大一点，经历和大多数人也差不多。他们出生的时候父辈还在艰苦创业，因此也说不上“含着金钥匙”出生，他们的童年时代和大多数人差不多。
到了少年时代，二代和一般人家孩子的区别开始凸现出来，他们大都在高中或者大学就去国外留学去了，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没有奖学金，一般人家的孩子还真去不了。少年留学的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他们大都不愿意接班。
这一点很可能出乎很多为人父母的考量。当初，他们的父母送他们去国外读书时，无非是希望他们能够增长见识，以便回来继承家业。这些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
过去三十年，一胎化政策给中国的家族企业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他们似乎都“别无选择”——父母只能把企业留给孩子，孩子则只能接过父母的班。
这种“别无选择”，让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充满张力。不像国外很多家族企业人丁兴旺，老大不行还有老二，老二不行还有老三。
他们的父辈大多是草根创业，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制造业，但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这些企业家大都是威权型领导，在公司里面属于说一不二的类型，这些企业也都有一群元老，他们看着这些“小屁孩”们慢慢长大。
在这样的企业氛围下，二代们要去接班的压力可谓非常大。常听说有二代在还没有正式接班时就要搞“戊戌变法”，推动企业变革，结果那些老臣子嘴上不说什么，背后却要看笑话，弄得后来父辈不得不出面，把自己的孩子教训一顿。
隔代矛盾
由于成长的环境和教育背景差别很大，导致很多二代的思想观念和父辈差异甚大，有时候甚至到了沟通都很成问题的地步。
父辈往往强调的是机会导向，而且非常善于搞政府关系，但这些二代一方面年轻，一方面又在国外待过太多时间，对市场经济规则更加熟悉一些，对于政府关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他们有时候看不懂(有时候则是看不上)父辈的经营模式，而且对家族企业的一些管理法则也缺乏认同感，因此导致他们对继承家族企业缺乏兴趣。
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喜欢去做一些投资的事情，或者干脆自己去创业。这样不仅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且也能够更好地历练他们的能力。
很多二代还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在外面先闯闯，权当是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趟一条新路出来。做得好的话，这些二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父辈的企业接过来，这样比在家族企业内部从一个总裁助理起步要有说服力得多，而且对于这些人的成长也更加有利。
不过，这是一种理想状况，大多数二代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父辈都是草根创业，努力工作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习惯，哪怕已经六十岁了，还会认为自己可以再干三十年。
李嘉诚是他们的榜样，都快九十岁了还要工作在一线。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让他们提前退休会害了他们，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了。
也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他们也知道家族传承很重要，但却总认为自己离这一天还远得很，因此也很难系统性地去建立家族传承计划。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一代和二代之间的冲突感。很多二代觉得很憋屈，因为哪怕他们“三十而立”了，在父亲眼中依然是孩子。
父辈们还习惯用看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并不断向他们传达“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现在还不懂”这样的老生常谈。
这种说话方式显然很难让子女信服，因为二代们思想的成熟度，其实已经远非上一代所能想像。由于各种观念上的分歧，两代人对企业发展方向也会有不同看法，久而久之，自然导致二代不愿意接班的倾向。
中国富二代要做自己
柴可念初中的时候去了贵阳最好的中学，高中被送到了北京的中加学校，大学则去了加拿大。每一次的变化都让他发现世界很大、很复杂。“每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有很多挑战，自己是很恐惧的。”他说，这也使他在加拿大打工时不敢去找看起来高大上的工作，惧怕与太多人打交道，直到第一份正式工作时开发软件帮助公司提升效率，自信心才得到加强。
朱樑则是在去了加拿大念书以后，遭遇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他的父亲在北京经营电缆销售。他在加拿大与中国的“富家子弟”结交游玩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放下富家子弟的身份，寻求不一样的生活，做义工、去餐厅当服务员，尝试将西方教育中的社会服务精神付诸实践，而这也多少让他在原来的圈子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也曾像不少西方年轻人一样，利用暑假在北美背包旅行、穿越荒野，却也更深地体会到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在他看来，相比于西方人对独立冒险与探索的追求，更注重批判思维与精神;中国人则更喜欢群体的热闹与接受已有的东西。
更大的挑战则来自于对待财富与关系的态度。在《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中，中国的富二代宁愿花上1000美元一晚的价格寻求高级妓女的陪伴，也不愿开展一段正式而温暖的恋爱关系。一些富二代在年少时因父母的忙碌缺少爱与陪伴，因而内心孤独，很难向他人敞开心扉。
柴可是选择了创业的富二代。在去加拿大读书之前，他的父母就定下了规矩：只出学费，生活费自己挣。这使得柴可从大一开始打工，此后几年也在学校尝试过创业，从类似于8分钟相亲一样的交友项目，到承包酒吧，他发现自己喜欢创业。
他的困扰在于接班，这也是为数不少的富二代面临的难题。
2009年从加拿大回国后，他没有回贵阳的家族企业，而是留在北京创业。一年后积蓄花光，还卖了一辆车，他仍然一事无成。尝试过许多创业项目，但都没找到正确的方向。彼时他的父亲曾提出再给他一笔钱，不成的话就回去接班，但他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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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回去接班，”他说，“因为我不懂医药，不懂怎么去做好，担心把父亲的事业搞砸了。”
最终他选择继续在北京坚持。解决方案则是将团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接各种外包来赚钱，帮人做网面、App，另一部分则继续研发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到了2011年年底，他终于找到了做女性健康管理软件大姨吗的方向，并得到了真格基金的投资。
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富二代都不太愿意回去接班。
家族企业选择卖给私募
从金融中心上海到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面临接班问题和经济放缓双重挑战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愿意把公司的多数股权转让给收购公司。这表明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1994年中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开放以来，为了能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 LP)和KKR集团(KKR & Co.)等公司有时不得不放弃坚持持有所投资公司控股权的条件。
通过买下企业控股权，收购公司可以运用他们在发达国家市场沿袭了几十年的模式：收购价值低估的公司，通过削减成本、更换管理层和调整企业战略，扭转经营状况，而不会受到根基深厚的创始人的阻挠。
“毫无争议的是，这种收购控股权的做法在中国效果更好，回报率更高，”云月投资公司合伙人苏丹瑞(Derek Sulger)说。他表示现在依然很难找到大宗交易，尤其是在科技和教育等热门领域，所以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了消费和零售行业小公司的交易上。
根据《亚洲创业投资期刊》(Asian Venture Capital Journal)的统计，涉及控股权变更的交易占去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价值的34%，比2014年高出一倍以上。这家私募股权研究机构估计，不包括所谓的套利交易(通常涉及公司退市然后转到估值较高的市场上市)，“控股权”交易金额从2014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68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尽管如此，这类交易只占到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价值的13%。
对有些中国企业家来说，出售股权的主要动机是他们自己想追求更平静的生活。
总之，很多接受海外教育的富二代不愿子承父业，众多家族企业都选择了出售私募股权来解决公司的经营管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