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魁北克省人讲出参加“上帝的孩子”邪教组织经历，走出阴影
在加拿大，如今六十多岁的人，很多曾在年轻时经历过性解放运动。魁北克省虽然是法裔天主教作为主导，但也未能压住年轻人为此疯狂。也有人加入了当时倡导性解放的团体“上帝的孩子”。它是60年代嬉皮士和性解放运动的产物，1968年开始于美国的加州。后来成为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的邪教组织，有很多关于这个邪教组织的新闻报道、书籍和纪录片。
如今生活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达尼拉·福尔坦(Danielle Fortin )和杰瑞·葛朗德(Jerry Golland )就曾是“上帝的孩子”组织成员。他们最近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西蒙·伽德勒(Simon Gardner)的采访，谈到年轻时参加该组织的糟糕经历和如何走出当年的阴影，讲出了隐藏在心中20多年的秘密。
福尔坦在蒙特利尔长大。如今63岁，在渥太华与有轻度残疾的儿子住在一起，她自嘲地说，自己年轻时很“野”，包括服用过性刺激的药物。
福尔坦第一次接触到“上帝的孩子”是在70年代中期。她当时迷上了海洛因，不满自己的现状，希望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还曾在药物的刺激下去西班牙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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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说，在西班牙的大街上“有年轻人的群体在大街上唱歌，《你是一个去天堂的孩子》。我被感染着，就问他们我能成为去天堂的孩子吗?他们告诉我，可以 – 只要我心中有上帝就行”。
福尔坦对该组织的最初印象是积极的。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做出了“正确的转变”。但她很快发现，“上帝的孩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严密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都要奉命当“轻浮的鱼”。即每天有性行为，常常是与新的和不同的男人。有时还要到外面用性去“挣”捐款。由于成员们不允许使用避孕措施，于是又有很多“上帝的孩子”的孩子出生。而这些孩子通常无法得到很好的照顾，还要为组织工作。主要是去募集捐款。募不到规定的数额不能回家吃饭。
福尔坦说：“我无法容忍他们把几岁的孩子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想见高层的头目，结果他们把我派到其他国家去发展下属团体，开始是去印度”。
说到此，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后来又去斐济和菲律宾等。直到1992年，在波多黎各时，她的一个儿子需要心脏手术，她才回到加拿大。回来后还保持与“上帝的孩子”在蒙特利尔分支的联系，将自己收入的10%交给组织。后来搬到渥太华，花了几年时间才慢慢与“上帝的孩子”脱离了关系。
渥太华另一名当年“上帝的孩子“的成员葛朗德今年69岁， 一年多前刚刚从渥太华天主教教育局的教学岗位退休。他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世俗的犹太家庭。年轻时也很放纵，是渥太华夜总会和音乐表演场所的常客。他最崇拜的是加拿大音乐名人莱纳德·科恩， 并曾在酒吧演唱他的歌曲。
他是1971年在英国伦敦接触到“上帝的孩子”组织的。他在一个公园坐着，听到音乐，看到一辆黄色的双层巴士，车身上塗有迷幻字母“上帝的孩子”。
葛朗德说：“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而困惑，我一直嘲笑自己。因此当有四、五十名年轻人在公园里围着我唱到，’嘿，来跟我们一起吧，到我们的公共汽车上，跟我们回家’时，很容易就被吸引了“。
可他加入之后不久，就被另一个成员拿走了所有的钱和其他物品，包括他的护照。他无处可去，再后来大约20年的时间了，一直为该组织工作，主要是寻找和招募新人。而用他的话说， “我们学着如何发现那些脆弱者，你知道…那些眼神，我们把他们称做“羊”，而我那时就变成了狼”。
当他有了自己的5个孩子之后，他开始讨厌这个组织，最后下决心离开是因为他12岁的儿子被迫在雨中募捐唱歌唱到半夜。而那些成年组员则坐在附近的车里监督着他儿子。
葛朗德在90年代初回到渥太华，找到一份教职工作，在天主教教育局当英语教师。他为自己较早地脱离了那个邪教组织，如今还能拿到适当的退休金感到庆幸。
他说：我算是幸运的，最后脱离了该组织，我其实很多年来一直在怀疑自己走过的路。而其他很多成员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有的吸毒、有的自杀，还有的进了监狱”。
葛朗德还写了一本书，回顾他参加“上帝的孩子”的经历，提醒人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他说，类似“上帝的儿女”这样的组织现在也有，但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也不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