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森当时是卡尔顿大学的本科生，主修历史和政治学。他回忆说，他那年夏天找暑期工，看到学校登广告找人帮助接待中国留学生。他去应征，就这样认识了这些中国人。他们中有后来的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先后担任驻比利时和驻新西兰大使的张援远，还有涂卫中和马慧云等人。文革后期，中国外交部从全国各地选拔出一批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后送到国外留学。洪晃在她的《纽约空降红小兵》里描写过这些直接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留学生的国外生活。这九个中国人来到渥太华，比她去美国还要早一年。
他们走出渥太华机场海关，和迎接他们的加拿大人会合时，《渥太华公民报》的记者拍下了这个重要的时刻。除了他们的灰蓝色中山装以外，加拿大人注意到的另一个细节是，他们的箱子几乎是空的。涂卫中回忆说，他们的箱子里就一本英汉词典和两三套衣服。在她的记忆里，那时候整个北京就一家商店。初到渥太华，他们觉得这个城市非常干净漂亮，但就是街上的行人实在太少了一点。马慧云第一次看到留长头发的男人，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在大使馆度过最初的几个星期以后，分头住进了加拿大人的家里。道尔顿.麦金蒂是其中一个接待家庭的孩子，那一年他17岁，家里有父母，九个弟弟妹妹和几条狗。三个中国人住进了这个大家庭。麦金蒂记得是一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灰上衣和灰长裤，非常拘谨，英语还在学习阶段。叫“建成”的男生住进了麦金蒂的房间。他在床头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晚上会打开来读。麦金蒂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在生活中学，因此把他的中国朋友带去参加学校的舞会。一起跳舞的年轻男女身体如此靠近，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而他们的反应也让麦金蒂觉得新鲜。
另一个接待家庭的女主人凯莉回忆说，她家里住了两个中国留学生。这在邻里间是件大事。孩子们的朋友听说他们家里住了两个“共产党”，都想来看，结果是到了吃饭的时候经常要多准备几副刀叉。
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和加拿大人的交往并不完全自由。麦金蒂觉得似乎有一堵无法穿越的墙把他和中国留学生隔开。他也看得出来他们被管得很严。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三次到他家拜访。他虽然听不懂中文，但还是感觉得到，高中舞会这类西方影响并不受官方欢迎。
涂卫中回国后先是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后来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已经退休。她说，在加拿大学习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她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的开幕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演讲人之一。他和其他演讲人并排站在那里，让翘首等待他前唿后拥出场的涂卫中半天没有看见他。她由此体会到加拿大人的平等观念。
从东欧历史到现代艺术，这几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收获良多。但是对当年和他们有过接触的加拿大人又何尝不是这样。麦金蒂后来成为安大略省总理(2003年10月到2013年2月)。在他任职期间，不论是竞选还是去中国访问，他总要提起当年他家接待中国留学生的事。这固然有拉选票和吸引投资的考虑在内，但是在少年时代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交往，也确实是对他有很大影响的经历。
至于贝森，他后来当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四十年后的今天，他设法找到了中加两地的当事人，请他们各自话当年，因此才有了这样一篇报道。